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意思（如何评价中庸之道与矫枉必须过正）
在中国近代史上，“矫枉必须过正”是一个非常有意味的现象，在晚清与民国之交的思想大变动的年代，尤为突出。
大变动中最主流的一批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远承西方启蒙运动的历史观念，将传统与现代一切为二，加上面临救亡的严峻形势，从而萌生一种“为了中国好，就要提倡西洋化；为了救国，就要反传统”的激烈思潮。
在这个群体中，保皇派的康有为、梁启超；较为激进的陈独秀与持改良渐进立场的胡适，他们的激烈言论，并非一定就是真实观点的表达。在某些时候，更可能是一种“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有非常生动的描述：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矫枉必须过正”在近代的滥觞出自康有为，而经梁启超一枝健笔的鼓吹，为不少政治舆论的主导者所认同并实施。梁启超说：“如欲导民以变法也，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当革命论起，则并民权亦不暇骇，而变法无论矣。……大抵所骇者过两级，然后所习者乃适得其宜。”这里“跳两级”的表述很有意思，梁启超无疑是把社会的惰性考虑在内，颇有做买卖“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意思。胡适说：“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其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中调和上去。”这大概就是性格和立场都不算激进的梁启超和胡适，却时常有冒险破坏言论的主要缘由吧。
即便是以大刀阔斧的破坏者名世的陈独秀，也曾这样喟叹过：“适之说我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我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多少透露出一些言不由衷的苦痛，这不得不令人联想起他传统士人的另一面：融隶篆与魏碑为一炉的书法，雄浑兼秀丽的旧体诗，以及《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的小学著作。
新旧中国的交替，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对于外来势力的刺激所作出的一种反应，这个过程，势必是磕磕碰碰，伴随着无数的冲突和妥协。在宣传上的“跳两级”，以达到实际上大家在“跳一级”达成共识，这也不能说没有道理。“矫枉必须过正”在一个健康而稳定的舆论场，并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在自由的争论中，激烈而锋芒毕露的言论总会被磨平，被沉淀；守旧而不思更化的言论，总会被一点点推动向前，最终在争论和妥协中形成一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持平之论。问题是：晚清民国之交的恶劣的政治环境，真能提供这样的舆论场吗？争论的双方，也未必就是白璧无瑕。在新文学干将与林纾的争论中，蔡元培不容“桐城派”于北大，其实已经援用了超思想超文学的力量；而林纾在作品中透露出要借助“伟丈夫”徐树铮的力量，来弹压新文学的干将，虽然没有实现，但动机也未见单纯。
随后的三四十年，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古老中国在血与火中进行艰难的现代化转型，实在无暇去提供一张这样的平台，去完成“矫枉必须过正”之后的折中调和阶段。
1914年，胡适在日记中记述，老同盟会员钟荣光对他说，自己这一代人力求破坏，是迫不得已，而重造文化之责任，就在胡适这一辈人身上。所以他建议胡适“不宜以国事分心，且努力向学，为他日造新屋之计”。1921年，胡适已对吴虞说，“吾辈建设虽不足，捣乱总有余”，希望吴虞能引起多数学生研究的兴味，把建设的责任留给下一代。一代传一代，重造文化的重任遥遥无期，大概是当初力持“矫枉必须过正”的梁启超、陈独秀和胡适之都未能预料的。更多内容请点击：中山网www.zsnew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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