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谢丽娟个人资料（谢丽娟 浙江）
30年前，一场来势凶猛的甲肝疫情将上海笼罩。万人空巷、噤若寒蝉，那一幕幕令人无法忘却。
这是一场病毒与人之间的战争，也是一次重新省视、“重启开机”的城市公共管理能力再建设。疾病面前，上海这座城市有着骨子里的坚强和从容；困难面前，这座城市的智慧让人自豪。
打开尘封的记忆，1988年甲肝“围城”的上海，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对城市应急管理和传染病防控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劳动报记者寻访到了当年主政医疗卫生的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虽然已是82岁高龄，老人依然思维敏捷，对当年的亲历记忆犹新。
从腹泻病人身上嗅出异样
1987年岁末，新年的脚步正在临近，谢丽娟却忙着一家家医院跑。“卫生局长王道民汇报，最近上海腹泻病人特别多，好像是痢疾。”医生出身的谢丽娟嗅到了一丝异样，她赶紧拉着王道民去现场。
到了医院，她一个个问腹泻病人，“吃啥了？”很多病人回答：启东毛蚶。听得谢丽娟心头一惊。“1981年上海曾有过肝炎集中发病，短时间里病人达到3-4万人，当时也是毛蚶引起的。”痢疾流行，也许是甲肝流行的先兆，上海很可能会在两周以后出现甲肝疫情———谢丽娟和王道民一致作出了这个判断。
关于吃毛蚶，上海人是有独特体验的：开水烫一烫，用硬币把壳撬开，在半生不熟的肉上淋上调料汁，丰腴鲜美的滋味自此难忘。然而，启东是肝炎和肝癌高发地，来自启东的毛蚶感染甲肝病毒和痢疾杆菌比例很高。这种生食法会让毛蚶腮上吸附的大量病菌轻而易举地直接侵入人体消化道及肝脏。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谢丽娟立即拍板做了两件事：一是把毛蚶和腹泻病人的粪便送检病原体；二是通知各家医院把床位逐步腾出来，做好收治甲肝病人的准备。送检一个月之后，毛蚶病毒检验报告出来了：有甲肝病毒颗粒。毛蚶传播甲肝的判断无疑。
随后，谢丽娟立即向市政府请示，停止销售毛蚶，一律集中填埋。没想到，这个措施推行却阻力重重。“当时物资匮乏，食物短缺，毛蚶作为一种美味、营养又廉价的水产品，很受老百姓欢迎，因此就有些人抵制这件事，甚至有人偷偷去垃圾箱捡废弃的毛蚶，带回家去吃。”谢丽娟回忆，为了落实禁售举措，工商和环卫出动两支队伍对市场开展全面清查和收缴处置。
防疫站上门发消毒粉
1988年的春天，一段让无数上海人无法磨灭的记忆。
1月初，上海一天新增几百个甲肝病人。到了1月中旬，每天增加上千病人。到下旬时，最多的一天新增病人19000余人。到2月底3月初疫情结束时，病人总数达到34万人。
谢丽娟记得，当时全市医院床位都出现了紧缺，虽然在最短时间里向各家医院进行动员，能出院的非传染病人尽量出院，能不收的慢性病患者尽可能不收，好不容易才腾出55000张床位。然而，由于老百姓对甲肝传播渠道不了解，误以为空气也是传播媒介，社会上出现了“闻肝色变”的现象，一股恐慌气氛四处蔓延，大家争先恐后要住院。在医院，一些病人冲进病房，用脸盆占位，一屁股坐到床上不肯起来，还有为此发生争吵打架的。最后，不得不请民警到医院维持秩序。
医生护士不够用了，护士们每天三班倒，每个班要上十几个小时，早班护士一直干到晚上六七点才能下班，却仍然无法应付局面。“我们还动员医学院学生来做志愿者，但人还是不够，有的家长也因为担心而不理解这种做法。”她告诉劳动报记者，那段时间里卫生部门承担了巨大的压力，病人埋怨，社会上也都把意见聚焦到了医疗系统。一位区卫生局局长打电话给谢丽娟说，“人实在太多了，我们真的来不及应对，哪能办？”一边说一边哭了出来。 “最大的困难就是人太多，很多家庭没有抽水马桶，防疫站只能一家家上门发消毒粉，先把病人粪便分开放置，消毒一段时间后再倒到粪站。防疫站人手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在有的地方就顾不过来，所以居家消毒工作在有些家庭是不到位的。”言及此处，当年的窘境历历在目，谢丽娟轻声叹了一口气。
在社会上，恐慌的情绪也如同病毒一样迅速开枝散叶。在石库门或里弄，一个居民生病了，整栋楼、整条弄堂如临大敌，楼梯扶手没人敢碰，公用水龙头不能直接用手打开，有的就在龙头上绑一块竹片，要洗手时，用手背推一下。传言板蓝根预防治疗甲肝有奇效，一时间出现了抢药现象，药店里卖断货。
学校和仓库改成临时病房
彼时正是中小学放寒假的时候。眼看病床不够用，谢丽娟就动员部分学校把教室腾出来，还叫工厂企业把仓库收拾干净，全部作为临时病房。对此倡议，有的校长不理解，担心开学后传染。“非常时期必须要用非常办法，我向他们担保，保证开学前把所有教室消毒干净，确保不会传染给学生。”此外，街头小旅馆纷纷关门，改成临时病房。旅馆工作人员接受紧急培训后，承担起消毒灭杀工作。
不久，住院病人的药也开始告急。“甲肝是一种自愈性疾病，不吃药也会痊愈，但住院病人都吵着要吃药，实在没药啊，我们就发明了‘大锅药’，把清热解毒的中草药放在一口大锅里熬，每个病人发一碗。”谢丽娟说。
“这场甲肝疫情共有31例病人死亡。死亡病例的出现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甲肝病人只要休息好，保证营养，一般来说不吃药也会好。我们对这些死亡病例作了调研分析，发现这些人本身都有慢性病，如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有的原来就患有慢性乙肝、肝硬化等。那一年上海有230万人吃了毛蚶，而得了甲肝的病人中仅31人死亡，这个死亡率还是很低的。”这位82岁的老人记忆力十分惊人，说到这几个数字，脸上流露出自豪的笑颜。
整个上海动员了起来
“我们召开了各区分管领导以及市卫生行政防疫部门的紧急会议，我在会上要求，要想尽一切办法接收病人。多一个病人留在医院外，就多了一个传染源。”谢丽娟回忆起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做“全市动员起来打一场防治甲肝的人民战争”。这确实是建国以来上海全社会参与的一场防治传染病的“硬仗”。
为了最终打赢这场“人民战争”，上海市还召开了全市党政干部动员会，向所有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发起了总动员和具体部署。谢丽娟说，全市干部和群众都发动了起来，这对那场病灾的扑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88年春天的这场疫情最终在肆虐了两个多月后得以平息，但对于上海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这场防治甲肝的战斗为上海公共卫生体系敲响了警钟，也留下了丰富的防病应急经验。（源自劳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