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创办中国第一所幼儿园（端方被杀时很惨）
晚清虽然毛病多多，已经接近无可救药了，全靠汉人维持支撑才能苟延残喘，有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这些人，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或者没有孙文之流的人跳出来扰乱天下，说不定还能延续到现在，难道满清没有人才了吗？全是酒囊饭袋？其实也不尽然，清廷还是有明白人的，前有慈禧，后有满洲五虎，除了这几个人以外，其他要么就是别有用心的做国家的蛀虫比如庆亲王奕劻，要么就是稀里糊涂醉生梦死，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那种，这种人多了去了。
老是待在国内，见识很少，那是不行的，所以满洲五虎有三虎是曾经出国过，考察过，发现国外的不管技术啊，政策啊，教育啊，军事啊等等都很先进，想要创立新的，目前都没有这么大的能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照搬过来再说。
端方是满人，八旗子弟，一出生就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试想一下，如果你一出生就是皇亲国胄，能够不劳而获，你会不会相信读书无用论？晚清大部分八旗子弟都是那样的，但是端方不是。他爷爷是进士，他父亲曾经是同治皇帝的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所以端方也考取了举人。
端方在1861年出生，咸丰皇帝死的那一年。1882年，端方中举。1898年，戊戌变法，端方被任命为农工商总局的督办。现有农工商超市，当年有农工商总局。但是没过多久，慈禧太后发动了政变，光绪被拿下，戊戌变法也失败了。端方在危急的时候，做了《劝善歌》给慈禧，没想到居然得到了慈禧赏识，被赐给了三品顶戴。
1900年，慈禧向全世界宣战，然后就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次慈禧没有和咸丰一样逃到承德避暑山庄，而是带着光绪来到了陕西。当时，端方任陕西巡抚。慈禧来了之后感觉还不错，于是端方就升了官。后几年，端方先后担任了湖广总督，两江总督，湖北巡抚。反正有了慈禧，他是官运亨通，慈禧相信自己家人，除了李鸿章，对其他的汉人，慈禧是一直有戒心的。
慈禧罩着他，端方才可以大展拳脚，这些都是慈禧默许的，他是晚清少有的改革派，他大力兴办教育，在两江总督任上，他创建了暨南大学，在湖北巡抚任上，他派遣了留学生出国，还建了很多新式学堂和小学堂，最厉害的是他建了幼儿园，开中国幼儿教育之先河。1905年，端方被清廷选中，出国考察外国的政治制度。临走前，慈禧问他：“立宪有啥好处？”端方回了句很有名的话：“立宪后，皇位可世袭罔替。”
什么是世袭罔替？这里解释一下。话说清朝贵族有很多爵位，按等级分就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一般情况下，如果你是亲王，你死了，儿子就是郡王，儿子死了孙子就是贝勒。而如果世袭罔替的话，你死了你儿子也是亲王，孙子也是亲王，可以代代相传。所以皇位世袭罔替的意思是大清的皇帝可以永远传下去。就是现代社会也可以，像英国一样，只不过皇帝没权力。慈禧听了这话，若有所思，反正皇帝又不是她当的，光绪有没有权力无所谓，最重要这个老太婆一直握着权力就行，名义不名义不重要，手上的权力才是真的，慈禧这脑子还算开窍，端方也是这种意思，他觉得光绪废掉了，就让他做傀儡好了，反正又不关他事，只要老太婆在位一天，自己改革也好，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也好，都有人在后面撑腰，办事多爽啊！
第二年8月，端方回国，献上了自己的重要著作《欧美政治要义》，对中国立宪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端方在国外考察期间，发现外国大城市都有公共藏书的地方，就仿造外国建了图书馆，反正国外什么都好，国内太垃圾了，太落后了，不改不行。
1908年，光绪和慈禧去世。新上任的皇帝溥仪年龄小，他爹载沣就当了摄政王。这载沣跟袁世凯有仇，于是就借口袁世凯“脚有病”，把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撵回家了。袁世凯走后，端方来接替他的位置。
但是端方的事更搞笑。1909年，慈禧棺材要移陵。端方一听，这可是大事啊，要记录下这么重要的瞬间。于是他安排了摄像师对慈禧下葬的过程进行拍摄。就这样，他被弹劾了，然后就被罢免了。弹劾者说他，大家都哭的那么伤心，你居然无所忌惮地拍照，真是没心没肺。估计端方自己也挺哭笑不得的。
宣统三年（1911年）十一月，四川资州，钦差大臣端方感受到了城内四处弥漫的紧张气氛，他早已不再那么固执的认为对四川哗变的军队应当严打。当初知道武昌事起、湖北独立这一连串的消息后，又听谣传说北京失陷、宣统逃亡，绝非顽固派的端方就重新衡量了自己在四川这场大变动中的位置，决定对四川的动乱“主抚不主剿”。但是资州城内近来满街行走的已剪掉辫子或者未剪掉辫子的湖北新军士兵让他恐慌，曾经做的稳定军心、笼络部下的种种举动似乎已经没什么用了。二十七日夜里，新军士兵便将端方和其弟端锦抓到了资州东大街天上宫，没有理会他的辩解之词，大呼“武昌起义，天下响应，汉族健儿，理应还鄂，效命疆场……不杀你端方绝不是炎黄子孙”，便将兄弟二人砍杀。
关于端方为何被杀，同时期的史料和报刊报道颇多，却多有出入。一说当时端方为了安抚新军，承诺已派人到成都银行借款4万两白银以作军饷，但是等了好久饷银都没到，士兵觉得受到了欺骗便将其乱刀砍死。还有一种推测认为，杀端方这个清廷重臣正是稳固新军们起义的决心，也是为“还鄂”取得武昌方面的信任。领头的同盟会、共进会成员必然是要用端方这个钦差大臣的项上人头，当一颗定心丹，做一张投名状。
不管怎样，端方死了。他的尸体被装进木棺，棺盖上用粉笔写上“端儿之尸”（四川人蔑称某人即为“某儿”）。最重要的是，这兄弟俩的首级被装进两个盛满了煤油的铁皮桶，以防腐烂。第二天新军开拔回武昌，沿途每路过一个地方，就拿出这二人的首级示众，成为了这些新军入鄂的通行证。据说最后还被呈送给了武昌军政府的黎元洪，借以邀约奇功。而端方这位曾经被《申报》评价为“满人翘楚”的候补侍郎、督办川粤汉铁路大臣、署理四川总督就这样身首异处，成为清亡之际“名气最大的牺牲者”。
端方可以说是清朝末年满人之中的翘楚，是时人眼中旗人三才子之一（另外两人分别为荣庆、那桐），也是最出类拔萃的。也曾“少年裘马”，酷爱结交名人雅士，醉心于收藏，还是金石学中的行家里手。不要以为他只是个文人雅士，他的政治履历也很是耀眼，清朝最重要的两个封疆大吏的位置，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他都当过。在满人普遍低能的晚清政坛里，是光绪、慈禧都很青睐的能人，与此同时，他也不是一味守旧的保守派，不仅思想开明，眼界长远，还是满人中为数不多的戊戌变法支持者，也是晚清预备立宪时期坚定的立宪派。
喜欢梁启超和康有为，却私下和他们交往，没有被慈禧发现，废了他，对慈禧端方是非常忠心耿耿，对康梁，端方是非常欣赏，两个政治高压线，都踩得很准，没有不偏不倚，对端方这头脑来说，已经很不错了，能媲美爱走偏锋的袁世凯。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端方奉旨出国考察立宪，是最终成行前往的大臣中最重要的一位。在对美、德、奥、俄、意五国的考察还有在丹麦、瑞典、挪威、荷兰的四国游历之后，端方深受震动，将其见闻编辑成了《欧美政治要义》《列国政要（及续编）》详细解释了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以及立宪思想。待考察归国后，慈禧太后曾经特意召见他询问立宪事宜，问其立宪的好处是什么，他对答说，朝廷若能立宪，则皇位可以世袭罔替，算是在西太后心中放了一颗定心丸。
此外，这个晚清贵胄做过的“摩登之事”实在不少，后世囿于“满汉之分”往往忽略了这些现在看来都让人惊讶不已的事迹。
地方任上，他曾在湖北创办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现代幼儿园，还在湖北、湖南和江苏首创电话、无线电、公共图书馆、运动会。也是他把电影放映机带进中国，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牲畜屠宰和肉类检验制度，倡导中国也如此效仿。他创设了市民公园还有现代监狱，又是中国官员中第一个实行公费女子留学的人，一批20人前往日本留学；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商博览会是他筹划的；江苏第一次公开的民意代表选举是他主持的；还曾经在南京、苏州和上海大力倡导全民种树，还利用军功和刑罚敦促诱导官员、军人种树植树……在出洋考察的时候，他还收集了古埃及文物，成为了近代中国收藏外国文物的第一人。
正如杨早评论，“这个曾经的浪荡旗人，中国当时最好的收藏家之一，曾被万众唾骂的狡诈的‘满洲狗’，同时也是一位中国现代之门的开启者。”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吃”端方这一套，辜鸿铭曾经就评价端方是“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为人浮夸，因此“门下幕僚多真小人”。保守派则因为政见不同而对其不屑。而革命党人对端方的憎恨更是出于立场，而有失客观，这在清末民初的笔记中都多有体现。比如在一本《奴才小传》中就曾对其做诛心之论，因为无法直接抹杀端方在任两江总督时的功绩，所以转而攻击他是在利用江苏人的文弱，以各种好处利诱，而非真心实意的为民。不过端方仕途上最大的打击来自于朝廷。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朝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离世，两宫葬礼上，一向新派的端方指使人沿途为葬礼拍照。这原本并非是件大事儿，但是李鸿章之孙趁机弹劾他“大不敬”，端方也因此被革职。最根源的原因大概是因为端方与袁世凯之间的儿女亲家关系，当时朝中以载沣为首的满族亲贵正在试图翦除袁世凯等汉臣的势力，而失去两宫靠山的端方自然成为了“刀下客”。
当他再次被起用的时候，四川民间与朝廷的矛盾已经是不可调和，而他实际上是背负了一口真正的“大锅”，这个时候再去督办川汉、粤汉铁路，简直就是费力不讨好，还有生命危险。
坊间传闻，端方是花了四十万两白银购买了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的职位。例如上海的革命派报刊《民立报》也认为他是行贿得来的官职，“端方褫职以来，果何日不营谋再起哉？”《大公报》也大致认可这个说法，不过认为端方着急重回政坛的愿望是真的，但是督办川粤汉铁路这个烫手的山芋就不大想接着，“殊非心所乐就”。
“始也则以路殉端方，终也则以端方殉路。”
四川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史上无法绕过的节点，也成为端方人生所遇到的最大困境。清末在修建铁路的风潮中，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成立，旨在修建一条连接湖北、四川的铁路，以宜昌为界，湖北负责下游段，四川负责上游段。
修建之初，采用官商合办的方法募股集资，其中从“田亩加赋”中抽取一部分“租股”是四川省重要的集资方式，意味着一旦铁路股份出现问题，每个四川人都切身相关。一开始修建入川部分的铁路修建就不是很顺利，出现了“蜀道难上”、物资短缺，人手不够等等问题，铁路迟迟无法修建完全。而川汉铁路公司还拿着大部分股资在上海炒股，最终上海股市因为橡胶股票的深跌而全面崩盘，造成了巨额的财务窟窿。
宣统三年（1911年），在盛宣怀的主持下，清廷决定全国的铁路干线都要收回国有，还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相当于公开出卖了川汉、粤汉的铁路修筑权。更让川民气愤的是，政府并不打算把股东们亏损的钱（包括历年的用款以及橡胶股票风暴中的损失）立即偿清，而是打算把之前的股票全都换成国家股票，等路修好了再慢慢还。“既夺路权。又不认倒款，更提现金，形同抢劫”。四川的立宪派乡绅们发起倡议，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至此开始与朝廷抗争。
端方将要面对的正是川民越烧越旺的怒火。四川这边的运动发展规模也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全川爱国联合阵线，各行各界开始了有规模的罢市罢课、抗粮抗捐阶段。
端方开始是坚决主张铁路收回国有的，并且对于川省绅民的态度也比较强硬，认为他们的言论是“嚣张狂恣，无可理喻”，曾经还给四川总督赵尔丰致电，让他“从严干涉，力拒非理要求”。然而一路南下，局势、舆论还有环境都在变化，端方出于对时局、利益以及自身安危的考量，态度也逐渐转变。比如说入鄂之后，看出修建铁路包工给洋商将会遇到的阻力，因此向朝廷提议“招殷实华商仍照包工政策期限建筑”，保詹天佑总办工程。尽管后来并未实现，但是可见其强硬态度逐渐软化。此外，他曾提议主要针对川汉铁路的更改路线方案，试图安抚川民的同时可以稳妥的施行“铁路国有”。尽管一路上走走停停，一再向朝廷“诉苦”，最终端方还是带着从湖广总督瑞澂那里讨来的新军，在“楚同”号军舰的护送下入川。
一路上通过与各地乡绅商界学界代表交谈，逐渐对川民的保路运动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端方的态度越来越温和。在宜昌发布要求川人自行解散的告示就可看出端倪，先是表示只会惩办扰乱敌方的匪徒，法不责众，还表示当地的百姓想要股票就给股票，想要现钱就给现钱，绝不让四川百姓吃亏，带兵入川不过是保全无辜，并非要强硬镇压。这其中主要还是有保全自己从四川全身而退的想法，因为知道自己兵力不够，带的湖北新军仅是抽调而非亲兵，在四川愈演愈烈的武装起义中并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去镇压。
入川前端方还敦促赵尔丰严厉查办川人川事，待到“成都血案”发生后，改剿为抚，以宽大处理等政策解除各地武装。然而醒悟已然太晚，更何况这一系列的事端中还夹着政斗。十一月十三日端方驻扎资州，以天上宫为协司令部，十余日后，十一月二十七日资州起义爆发，端方与其弟枭首于天上宫内。
早在端方刚接任督办铁路之时，《民立报》就曾经发表时评《危哉，端方督办路政之前途》（1911年5月24日），认为端方绝非这项任务的绝佳“使者”，认为他对于四川、广州的地方民情并不熟知，尽管与两湘士民感情接洽，但是“粤汉、川汉两路贯彻四省，非湖南、湖北之所独有”，而四川的民情又相对复杂，端方未必能胜任，因此感叹“植恶因者必刈恶果，始也则以路殉端方，终也则以端方殉路。”不想一语成谶。
在后世看来，端方之死在清朝末年中的一系列变故中并不一定算是头等大事，尽管是当时名气颇大的满族牺牲者，他被砍头的事更像是四川从保路运动到反清起义之间的一段插曲，尽管至此川人从保路到反清开始转折，但是在当时来看，端方死得颇有些将就，甚至稀里糊涂。
早在端方离京之前，袁世凯就曾经在对其南下入川、收路造路问题上给出过建议：“近闻湘人颇有风潮，大节宜先驻汉阳，分投委员勘察，步步为营。”如果当初端方听了亲家袁世凯的话留在宜昌不再往前，或许也不至于被杀；如果一早就不接手川汉铁路这档子事，也许世上就多了一个拿着积攒下的银子在乱世中做个不问世事的前清遗老也未可知。
端方其人以及他在清末这个乱世中的人生选择也正是同时代许多满洲贵胄、甚至汉臣文人的缩影：他们才能兼备，眼界开阔，不囿于固有的思想与阶级，不断地试图寻找更多的可能性，面对大厦将倾的王朝无力挽救却也勉力维持。然而这些人被裹挟在历史之中，生于王朝末世，所谓抱负云云、挣扎云云最终也都成为人生悲剧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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