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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堰励才八年级施雨菲同学的第二次月考作文（50分）

人间送小温

汪曾祺曾为《中国作家》画过一幅画，画上题了一首诗：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或时有佳兴，伸纸画暮春。草花随目见，鱼鸟略似真。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君若亦欢喜，携归尽一樽。汪曾祺的儿子汪朗为一版再版的《人间草木》写序时，说他父亲“平生不整人”做到了，至于是否做到了“人间送小温”，则需要由读者来判定。

喜欢汪曾祺作品的读者，大概都是因为他传递出的温暖与美好吧？他的作品真的很难让人看完感到压抑，即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和不圆满的境地。

汪曾祺的“人间送小温”体现在哪里呢？

首先，能看见人间的美好。

文革结束后，汪曾祺因主创《沙家浜》受过江青的接见，被调查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当时肯定很郁闷吧。据他的家人说那段时间，他经常一个人到玉渊潭散步。《枸杞》一文写他散步时遇到一对老夫妻在草丛里找枸杞子，就跟人家打招呼，聊了几句。他写道：“看样子这对老夫妻是离休干部，穿得很整齐干净，气色很好。”“他们捡枸杞子其实只是玩！一边走着，一边捡枸杞子，这比单纯散步更有意思。这是两个童心未泯的老人，两个老孩子！”“人老了，是得学会这样的生活。这二位中年时也是很会生活，会从生活中寻找乐趣的。他们为人一定很好，很厚道。他们还一定不贪权势，甘于淡泊。夫妻间一定不会为柴米油盐、儿女婚嫁而吵嘴。”偶遇两位捡枸把老人，他把对方描述和想象的就如此美好，也是借以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吧？不是不知道人世凶险、世态炎凉，只是愿意看到美好的人、事、物。

抗战后，大学肄业的汪曾祺要从西南联大回到内地，那时没办法直接从国内走，只好坐船绕道香港。他想到上海谋个职业，一点着落也没有，前途渺茫。带的钱买了船票已经所剩无几。在香港举目无亲，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天天吃炒通菜和在开水里焯过的鱿鱼爪，顿顿如此。

据汪曾祺的子女回忆，他提到这段经历时，也没有特意渲染，而是有意地美化生活。“这种美化不是特意添加生活中没有的东西，不是粉饰太平，而是发掘那些生活中存在的、但大家往往会忽略的美好。”

《人间草木》收录的《芋头》就记录了香港的这段经历，他在煤堆里看到一棵芋头，“这几片绿叶使我欣慰，并且，并不夸张地说，使我获得一点生活的勇气。”

有人说：“汪曾祺似是中国当代文学一根特别放松的神经。”

在这个充满功利、物质、焦虑的时代，这种放松大概也有疗愈的作用，不然他的书怎么会一版再版呢？

他的书，会有很多人是作为“床头书”来读的，也有人读了他写食事的文章，吞咽口水。我曾经想过，如果他仍在世，《舌尖上的中国》应该请他当总顾问，那么能写会画、懂吃会生活的一个人，会为这部美食记录片更增加一抹人文气息。

其实，他经常给出自己的建议。

浙江永嘉多木芙蓉。他在《木芙蓉》里记录自己“曾向永嘉市领导建议，以芙蓉为永嘉市花，市领导说永嘉已有市花，是茶花。后来听说温州选茶花为市花，那么永嘉就得让一让。永嘉让出茶花，市花另选，芙蓉被选上，还是有可能的。”

我曾上网搜过，没查到永嘉市花是什么。也不知汪曾祺的建议是否被采纳了，又想：即便没被采纳，又有什么所谓呢？一个人愿意给出自己的建议，本身就是一种付出，不求回报。也这其实也是他“人间送小温”的表现。

他游泰山，就想到“泰山那么多的云雾，为什么不种茶？史载：中国的饮茶，始于泰山的灵岩寺，那么泰山原来是有茶树的。泰山的水那样好（本人人云：泰山有三美，白菜豆腐水），以泰山水泡泰山茶，一定很棒。我想向泰山管委会建议：试种茶树。也许管委会早就想到了。”听泰安的朋友说，泰山有茶，不过不叫“泰山岩茶”和“碧霞新绿”，叫作“女儿茶”。泰山神是女神，叫“女儿茶”似乎也很搭。

他还建议加强对“罗汉”的重视，因为这是“一宗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不论是从宗教史角度、美术史角度乃至工艺史角度、民俗学角度来看……希望能有人把几处著名的罗汉好好地照一照相，要全，不要遗漏，并且要从不同角度来拍，印一本画册：《罗汉》……”

汪曾祺所提的建议，都是于社会文化、甚至是民生有益的，放在一个作家身上，是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他被戴了右派帽子发配到西山种树。上山刨坑挖土的活十分繁重，吃得也简单，两个干馒头，一块大腌萝卜，天天吃不是个事儿。他们就摘酸枣，烧蝈蝈吃……“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吗呢！”

曾看过一篇文章，说一位女性文革期间被揪斗，剃了阴阳头。这位女性性格刚烈，与他一起挨斗的一位男士非常了解她，怕她想不开，就给她递字条，写的是“此时正当修行时”。她本已下定决心批斗会结束就去自杀的，这个字条给了她活着的力量和勇气。

汪曾祺在那样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劳动之中，懂得自己找乐，他把自己“乐活”的思想记录下来，传递的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而文字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至今仍在温暖和影响着读者。

还有，汪曾祺是个温暖的、热心肠的人。

在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胡同文化》中，我们楼里有个小伙子，为一点儿事，打了开电梯的小姑娘一个嘴巴。我们都很生气，怎么可以打一个女孩子呢！我跟两个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他们是“搬迁户”，原来是住在胡同里的）说，大家应该主持正义，让小伙子当众向小姑娘认错……”呵呵，如今还有多少如此爱多管闲事的老头儿了？

汪曾祺性情中的“清闲安适，悠游自足”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修炼的结果。他在青年时代也有过灰心、苦闷的时刻，对人生、世界有过失望，甚至一度非常悲观。随着年龄的增长，大概也是受恩师沈从文的影响，他逐渐认清了生活本质的意义。

他在写美食的文章里就说：“活着多好啊。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啊！”

汪曾祺善于把朴素的人物、朴素的生活和朴素的美对应起来。很多人知道金岳霖之于林徽因的一件旧事，其实是汪曾祺《金岳霖先生》一文中记载的：

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新，一时无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心中有情，无论是写人，写草木，处处含情；心中有温暖，无论记事，记花鸟鱼虫，字字有暖意。他用文字告诉人们生活是美好的，活着是有意义的，处处留心是皆有学问的，而他写作目的就是为了给人间“送小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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