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知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例子（工程知识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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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近年来很火热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概念，我们必定首先想到，在吉尔兹的阐释人类学里经常出现的中心概念：“地方性知识”。由于原本属于人类学领域的“地方性知识”一词最近一再出现在兴起中的科学实践哲学里，人们也一再把这两种地方性知识概念混同一谈，因此，科学哲学研究领域的相关研究就有必要把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概念与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做一比较。以搞清楚这两种地方性知识的联系与区别，说明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此外，更为要紧的是，对地方性知识概念和性质的追问和探索，对于普遍性知识形成了有力的挑战，究竟有无普遍性知识？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把知识指认为是地方性或者普遍性的？人们不断地提出上述问题，说明这些涉及知识根本性质的问题一再困扰我们。因此，通过地方性知识的研究，我们也应该对这些重要问题做出一定程度的回应。
1地方性知识概念提出的背景
地方性知识概念的提出是有着深刻的背景的。第一个可以直接看到的学术背景，是在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着所谓“普遍主义和历史特殊主义之间的方法之争”［1］。所谓的普遍主义者普遍相信，并且也力图在研究中发现或者寻找人类文化的共同结构或者普遍规律。这种倾向在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领域更为明显，甚至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似乎科学领域被普遍主义所统治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迄今为止，我们有谁怀疑过自然现象的存在与演化没有普遍规律吗？在科学领域，普遍主义者至多后退到自然科学知识在源头上是地方性的，而后知识则是通过祛地方性的过程摆脱掉地方性的束缚而上升为普遍性知识的。关于自然科学领域的普遍主义观点，我们暂且放下不表，还是先回到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在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历史特殊主义者的存在的确有其合理根据，他们强调各种不同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主张通过具体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揭示和解释不同的文化现象。他们不再追求普遍性的解释和说明，而只进行特殊性解释，经验性解释。这两种思潮和方法各执一词，交锋不断，在不同历史时期里此起彼伏，形成各领风骚的态势。20 世纪60 年代，结构主义的出现，使得普遍主义在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再度复兴，于是在普遍主义兴盛的时期和具有普遍主义倾向的研究视野中，人消失了，只有社会结构的存在和演化（系统主义也可以视为其中普遍主义的一个分支）。为了回应、反对和批驳这种不见人、不见特殊文化的独有精神品性的普遍主义，人类学领域兴起了更为尊重地方性知识和文化的象征人类学和阐释人类学。而吉尔兹就是阐释人类学最为著名的代表。第二个更为广阔的背景就是全球现代化的过程和思潮。它使得自伴随17 世纪以来的西方科学兴盛而带来的全球化浪潮变得愈来愈具有合法化地位。全球化和现代化成为时代潮流，荡涤着一切地方性、民族性，使得文化变得愈来愈趋同。这种全球化和现代化所根据的哲学和相应的思潮也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所谓“现代性”的叙事框架。它统一表现为世俗化、专业化、统一化、理性化、科学化、西方化。所以，现代性也是自然而然地成为敌视地方性的一种历史发展进程和思潮的特性。在这种强大思潮发展的同时及发展之后，许多有见识的西方学者看到了现代性的问题和弊病，他们开始在自己的关于其他民族知识的研究中逐渐认识到其他民族知识的重要性和对于文化多样性的意义。“地方性知识”的观点就是在这样针对现代性的文化背景下涌现出来的另类文化。
第三个兼有学术和广阔文化背景的是后现代思潮的兴起。而对科学实践哲学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形成有较为直接影响的学术背景是在这种思潮下SSK 的实践研究的兴起。事实上，关于普遍性知识的本性问题，在科学知识中曾经被视为不容置疑的问题。人类学中虽然有了地方性知识的涌现，也带来了对于科学知识的普遍性本性的质疑，但是，这种质疑在人类学中是不能完成的。至多使得人们意识到，伴随着西方现代化过程，殖民化过程在全世界展开，也同样有一种代表了西方知识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对于其他民族自然知识的征服过程。所以，需要在科学内部产生这种对于普遍性知识本性的质疑活动和实践。而SSK 后期中对于科学实验室研究的关注，极大地推动了科学实践的研究，而每一个实验室的独特性、科学实践作为活动的特征，使得科学家在上手的世界（海德格尔语）的实践操作成为一种独特的研究分析工具和阐释力量，形成了除人类学、民族志的文化研究之外的另一种力量，直接推动了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地方性知识概念的提出和形成。
2以吉尔兹为代表的人类学视野中的地方性知识概念、特征及其问题
以吉尔兹为代表的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概念，是与民间性模式（folkmodel）有关的知识概念，按照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的译者王海龙的归类，它属于阐释人类学四个研究方面中“后殖民与后现代话语”部分，而不属于阐释人类学的认识论部分。按照译者关于吉尔兹及其《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的导读解释，它是一种具有本体地位的知识，即来自当地文化的自然而然的、固有的东西。地方性知识概念的提出被认为是吉尔兹的最为重要的学术成就、贡献和对学界的最具有影响力的贡献之一。
▲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
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概念也不是他独创的概念，应该说它源于“ethno-”有关的知识考察或者和“ethnosciences”有关的知识概念。那就是人类学家在探讨和研究西方之外的文化传统时，对西方以外的自然知识，在其西方的“science”词汇之前加上了词头“ethno-”，以表示这些知识与本土的种族、民族有关的、离不开这些地域的，或者在这些地域之外没有的、在这些民族或种族之外如西方没有的自然知识。事实上，对于这些知识的考察是很早就开始的事情。例如，属于“ethnosciences”之一的、被称为“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的系统研究在西方传统中就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了，最早在民族植物学方面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希腊、罗马和伊斯兰区域的殖民化和地理学探索。［2］ 而这个学科的名称被称为民族植物学也已经有100 多年了，它最早产生于美国，在1896 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植物学家哈斯巴根（J. Harshberger）把民族植物学定义为“研究土著民族利用的植物”。20 世纪，这个学科被重新定义为“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相互作用的一门科学”［3］。
在探讨各国和各地的法律时，吉尔兹利用阐释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充分探讨了伊斯兰法律和印度教法律的地方性特性。特别是对印度教的法律的探讨，充分体现了它的地方性特性。吉尔兹指出，“……法律与人类学……两者都致力于在地方性实际状况中看到概括性的原则”［4］。譬如，印度法律“……在其普及的过程中，印度法律将与之相遇的东西都变得各自独具特色。其领域呈颗粒状，将一种高度普遍性而又高度抽象和形式分化成一群高度个别化而又高度具体的许多个体现象表现出来，是一个化身的世界”［4］。从吉尔兹以上观点看，地方性知识有三个重要的特征。
▲图1 阐释人类学框架图
地方性知识概念的提出具有巨大意义，但是，这种地方性知识的概念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近年来，许多学者对此开始有所意识。那么，到底地方性知识概念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呢？
第一，目前在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较为普遍的看法，只有某些知识属于地方性知识。因此，就人类学领域的一些学者来看，地方性知识的最大问题是，它始终是一个无法入住普遍性知识殿堂的类，而是一个只能居住于小茅屋的类。
第二，“如若要使地方性知识的‘地方’一义不再没完没了地‘地方化’，把人和知识分门别类，那就需要对它进行再思考。地方性知识很可能表面上是在为非科学的认知方式张目，而实际上落入‘地方’的非普遍性陷阱，为虎作伥，为三六九等的知识现身说法”［5］。换句话说，如若地方性知识就是一个知识的类，还有普遍性知识这另外的类，那么，再为地方性知识张目，也不过在普遍性知识之旁说，你还有不能忽视的这一大群形形色色的小兄弟而已。知识永远有等级差异，而地方性知识就是旁族。
第三，地方性知识的特性就是无法与当地的人（即地方性知识持有者）区分开来，这也是人们认为地方性知识不具有所谓显明性的理由。所以，理解地方性知识的关键就是如何理解“地方性知识”中的“当地”。
当然，在文化人类学发展的过程中，已经不再把知识完全定域于某地的“当地”，它不再附着于某个地理位置，而是具有了动态的、过程的文化特性，但是，人们仍然把地方性与空间概念联系起来。尽管人类学新近的观点是把空间与时间联系起来的，认为地点就是一种特定时刻的相互交叉、空间化的社会关系［5］，但是，“当地”、“当下”、地方性等，仍然存在颇多的理解不当问题。
2科学实践哲学视野中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及其意义
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地方性知识概念，是一种哲学规范性意义上的概念，指的是知识的本性就具有地方性，特别是科学知识的地方性，而不是专指产生于非西方地域的知识。其地方性主要是指在知识生成和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情境（context or status），诸如特定文化、价值观、利益和由此造成的立场和视域等。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并非造成对应关系，而是在地方性知识的观点下，根本不存在普遍性知识。普遍性知识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转移的结果。可见，一开始科学实践哲学的开创者劳斯的地方性知识与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及一般人类学中通常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就有本质上的不同。当然，应该说劳斯也受到吉尔兹思想的启发，虽然在劳斯最重要的三本著作中，仅有一处直接引用了吉尔兹的“深度玩耍：关于巴厘人斗鸡的笔记”，而且是在阐释学意义上引用的，不是直接借用了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的观点，这种间接引用就表明，劳斯认可地方性知识受到人类学影响，但并不满意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观点，也不满意以前在人类学研究中关于地方性知识的认识。劳斯倒是明确指出，他的地方性知识的科学说明吸收了库恩关于当缺乏一致解释时科学知识包含于使用具体范例能力之中的主张，也吸收了新经验主义者的洞见，即科学中的技术控制的扩展并不依赖于对这种控制所做出的理论扩展的特定发展；还特别吸收了海德格尔关于处于地方性、物质性和社会性情境中的技能与实践对所有的理解和解释都是重要的说明。［6］
前文说过，以吉尔兹为代表的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概念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地方性知识无法普遍化，无法具有普遍性知识所具有的地位。在人类学那里，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是，如何能够解决地方性与普遍性的矛盾呢？在人类学那里，西方学者对于其他地域的非西方知识的关注，虽然的确带来了对于地方性知识的认可，但是仍然视地方性知识为普遍性知识的对照者，是一种普遍性知识的补充而已。地方性始终兼有负面和有限制的意思。［5］ 因此，引用，表明了他要在地方性知识的观点方面与吉尔兹代表的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观点划清界限。
从非西方知识入手去论证地方性知识如何补充了普遍性知识，无论如何也不能打破普遍性知识的幻觉和西方理性知识或者科学知识的垄断话语地位，而只能看着这条鸿沟的存在而无法跨越。一个比较彻底的方案就是彻底解构普遍性。即证明根本不存在普遍性知识，所谓的普遍性知识是一种虚构，一种理想。看似普遍性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经过标准化过程导致的表面的普遍性。
劳斯虽然就是这样做的，但是他还是羞羞答答的，仍然承认存在普遍性知识。例如，劳斯在指出科学的技术运用就是一种科学知识在实验室之外的拓展，而这种拓展就是地方性实践经过“转译”以适应新的地方性情境之后，又认为，这并不是说科学知识没有普遍性，而是说它所具有的普遍性是一种总是根源于专门建构的实验室场所的地方性之实际技能的成就。［6］承认普遍性，又把普遍性认为是基于地方性的结果。
这虽然降低了两者的冲突和矛盾，但是事实上，就有可能倒退到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的观点上。要在哲学上坚持知识的地方性本性，即坚持地方性知识观点。事实上，科学实践哲学就坚持以下的基本观点。
第一，从实践活动论的视角看，根本不存在普遍性知识，一切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是地方性知识，科学知识在本性上就是地方性的。这是因为一切科学家的实践活动都是局部的、情境化的，是在特定的实验室内或者特定的探究场合的，从任何特定场合和具体情境中获得的知识都是局部的、地方性的，走向所谓的普遍性是科学家转译的结果。
第二，这种地方性取决于科学主要是一种人类的地方性实践活动，
具体的科学家无法离开具体的实验室进行科学活动。科学知识的地方性主要表现为：知识和知识实践的语境性、地方性和索引性。
第三，科学知识表面上可以给人以普遍性的映像，但是这只是知识标准化所造成的。看似普遍性的知识实际上是地方性知识标准化过程的一种表征。
第四，科学知识的标准化过程常常表现为“祛地方性”的，但是，它是把一种地方性扩展或者加以改造到其他地方而已，是一种地方性征服另一种地方性的过程。
第五，科学知识的“祛地方性”过程表面上表现为三种相伴特性：祛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祛地方化（dislocalized）和非索引性的（nonindexical）。但是这些表现都是表象，都是标准化的异化产物。
其中，第一和第二是关于科学知识的地方性特性的说明，需要借助实践进行说明；第三、第四和第五是地方性知识形成机制，以及何以看上去像普遍性知识的机制性说明。下面我们借助劳斯等人的工作，对以上观点做出具体论证。
我们知道，人们一般所遵循的科学观持有这样一些所谓的标准观点：
从存在论和活动论的视角看，如果我们不是理论优位地把科学视为一套全称命题陈述之网，而是把科学看作是具体实践活动，那么就根本不存在普遍性知识，一切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是地方性知识，因为所有科学知识都是具体的科学家在具体的情境中通过科学实践活动产生出来，并且依据具体情境进行辩护的。离开科学实践，知识不仅无法产生，而且也无法理解、传递和辩护。科学实验室之外的人在受到实验室教育之前无法理解实验室的科学实验结果及其产生的知识，就是一例证明。记得汉森说过，X 光片在专业X 光师手上可以得到解释，而专业外的普通人则面对X 光片却无法理解其中的事实。汉森本来是用此说明观察渗透理论的，但从科学实践哲学看，其实这也是一例科学知识地方性的明证。
因为，X 光师的情境和学科训练与普通人的情境和训练是不同的，他们当然处于不同地方性知识背景中。劳斯指出，“科学知识根本就是地方性知识，它具体包含于实践中，而这些实践不能为了运用而被彻底抽象为理论和独立于情境的规则”［6］。
事实上，以下三个方面可以提供这样的证据：首先，无可辩驳的是，科学知识具有经验品格，这种经验品格不是理论所确立的，而是在实验室中通过仪器的地方性运用所塑造的；其次，工具，以及通过使用工具所建立的微观世界，是那些科学主张最为接近的指称物；最后，科学家的知识往往在根本上取决于他们运用这些仪器设备的技能，如果没有具体的技能，有些知识根本无法获得。类似地，海德格尔和哈金都指出过科学家的地方性实践及其工具的地方性运用是其知识的基础。例如，海德格尔认为，科学是在上手世界中经过缜密思考的对其工作的把握。而通过霍尔效应、约瑟夫森效应及其他实验效应并不自然地存在于自然界，而是通过科学家对于仪器设备和地方性实验室的掌握建构出来的论证。
哈金指出，知道如何在实验室这样的地方性座架中如何知道行事，是新手和老手的重要区别，是科学家建功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7］有人会质疑，你说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是地方性的，它有其地方性产生的源头，我不反对，但是它一旦产生不是变成了普遍性的吗？或者如海德格尔所说，科学知识不是有一个去情境化的过程，从而转变为普遍性知识了吗？！举例来说，牛顿创立万有引力定律之初，万有引力定律是地方性知识，但是一旦经过各地各种条件的检验，万有引力定律不就是普遍性知识吗？我们如何能够说明这个定律是地方性的呢？
我对此的反驳有以下几点。
第一，所有知识都不是绝对的、普遍性的，这的确是一个基本的形而上学立场，但确有经验证据支持这个立场。人们确实能够在科学史上看到知识的相对性，一部科学史就是不断展示知识的相对性、地方性的历史。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诞生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在某些方面已经失效，我们关于它是普遍性知识的认识较前已经大打折扣。我们反对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一切知识都是在特定情境中的人的创造性参与生成的东西，没有什么先定的、既成的、在任何场合与任何时间都适用和有效的东西。为什么说起具体的科学知识，人们就要反对曾经认同的事情了呢？任何科学知识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这本身就是地方性和情境性的表现。
第二，以万有引力定律为例，在不涉及具体地点的引力作用时，它只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意义的数学形式，它与静电平方反比定律的数学形式完全一样，如若使它具有经验意义，就要把它运用到具体情境中。而一旦涉及具体情境，引力常数就存在差异，具体地点的常数测定就变得极其必要。而且不同地点的引力常数之细小差异，对于计算具体地点的引力作用大小是有意义的。这是否反映了知识的地方性特性呢？这是其一。其二，在地球上，引力作用是一种数量级的，在我们所知的月球上，引力作用又是另外的数量级。引力给我们的经验是不一样的。此外，也有失重的境况存在。这都表明，引力作用的经验表现在不同境况下是不同的，而不是普遍有效的，是与具体情境联系在一起的。关于引力作用的知识不是普遍有效的。比如，我们说一个人可以跳6 米高，在地球的条件下就不是一个“真”陈述，而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陈述。而在类似月球的条件下，这个陈述则可能是真陈述。
所以，这样一个关联引力作用的陈述是与具体情境联系在一起的，是不能脱离具体情境的。下面让我们再以皮克林着力研究的20 世纪40 ～ 90 年代高能物理学演化为例进行说明。
借助皮克林对此的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在20 世纪40 ～ 90 年代高能物理学领域里那些被不同的物理学家掌握的不同的地方性理论如何竞争，某些理论如何失败和某些理论如何取得支配性地位成为所谓的普遍性理论的过程。皮克林曾经事后仔细研究了20 世纪60 ～ 70 年代高能物理学两种理论模型（V-A Theory by Feynman and Gell-Mann，V-A 和Weinberg-Salam Model，W-S）的竞争过程，他清晰地表明，物理学家们的理论模型的所谓普遍性是在竞争过程中通过竞争争执和标准化建构起来的。［8］ 在当初两种理论还处于竞争状态的物理学领域里，V-A 和W-S两种理论模型在当时的物理学家眼里都不是普遍性理论，因为不同的物理学家各执一个理论模型，它们都是地方性知识。我们把科学作为实践活动，就会清楚地看到，一些物理学家倾向于V-A 理论模型，一些物理学家倾向于W-S 理论模型，他们各自掌握着自己独特的对于宇宙物理的一种地方性的说明。即便后来的实验表面上似乎支持了W-S 理论模型，但是，经过皮克林事后对于29 000 张观测照片的检验，发现支持W-S 理论模型的照片（100 张显示了中性流，即Z 粒子流存在的证据）远少于支持V-A 理论模型的照片（400 张显示了荷电流，即W+ 粒子流存在的证据）［9］，但是，物理学家还是支持了W-S 理论模型，这是为什么？显然，运用客观和独立的普遍性观点是无法做出解释的。而且，一旦理论活动停止，科学家只用表征的观点，在表征的层面看待一个已经占据支配地位的科学理论时，就会不自觉地把它先前的地方性特性忘掉，而以为该理论从来就是普遍性理论了呢。皮克林虽然没有直接说明这就是科学理论表现出来的地方性特性，但是，皮克林的这个观点却直接支持了科学知识地方性的观点：“每种理论只有在其自身的现象范围内才是站得住脚的，之外它是无效的或者是无关的。不存在超越文化之外的事实领域，使得不同理论的经验适当性可以被无偏见地加以对照。”［8］
第三，最为根本的是，知识的地方性观点是一种批判性和阐释性的哲学观点，是反对普遍主义、绝对主义的哲学观。说知识的本性是地方性的，就是意在表明知识的产生、形成和传递，以及辩护都与知识的情境相关，离不开具体的地方性情境。以往的科学哲学过分理论优位了，它几乎完全扭曲了科学的真实形象，忽视了科学研究的参与性、机会性特征，甚至根本就没有考虑即便是科学理论也具有具体性、情境性的本性。事实上，只要我们把地方性情境考虑到科学的说明中去，我们就会发现，科学就是这样的地方性知识。对科学知识的这种地方性特性的揭示，是要表明，不仅人们要意识到，这种地方性、存在性的知识总是基于这样的实践性把握，即对于设备、技术、社会角色的形塑和使用它们时获得的理解的可能性的实践性把握［6］，而且，关注基于科学实践的科学知识，是给过分扭曲的传统科学观一剂治疗的良药。针对科学知识是一套普遍命题陈述的观点，我们已经做出回答，科学首先不是一套普遍命题陈述之网，而是实践活动领域；根据科学知识地方性的特性，我们认为，就是在表征层面，科学知识的所谓普遍陈述也是不成立的，这种表面的普遍陈述是有条件的，是置于具体语境之中的。如前文的一个陈述：一个人可以跳6 米高，在地球条件下，可能就是一个假陈述。但是，如果加上这样的条件，则可能是一个具体并且真实的陈述：利用撑竿，或在月球表面，一个人可以跳6 米高。前面我们已经充分论证了科学知识的地方性和语境性特征，至于科学知识的索引性，也是一种地方性的特别表现。对此，我们也可以找到大量证据。默顿的科学社会学把科学奖励系统对于科学知识的命名，譬如牛顿三大定律、库仑定律、力的单位是牛顿等，说明为一种对于科学家创造性的承认。在科学实践哲学看来，这是科学知识索引性的一种表现，它不仅表现了对于科学知识的首创权的认可，而且说明了科学知识产生和辩护的具体性。比如，牛顿定律，我们就不能把它运用于量子力学领域，或者相对论的领域。这就是科学知识的索引性，它与具体的语境关联着。
索引性的概念最初是针对日常语言的表达所提出的，其含义是指，诸如，“这里”“我”“当今”这样一些词在不同的语境或者情境中有不同的意义，指称不同的对象。例如，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就用索引性意指这样的事实：“一种符号可以在不同的与境中具有不同的意义，相同的意义也可以用不同的符号来表达。”按照皮尔士的观点，索引性表达了两个意义：第一，在使用中，它一定与具体的语境有关；第二，在语言的形式层面，往往看不出它的具体所指。科学知识的索引性特性也在语言层面蒙蔽了科学家，使得他们常常以为科学知识是不需要语境的。索引性概念也被人类学者所使用，借以说明“某一时间和空间与境中言词的确定，最终是意会规则（tacit rule）的确定”［10］。因此，无论是在人类学家，还是在对实验室做二阶研究的SSK 学者那里，意义都是“境况性地被决定的”，只能随具体的语境所决定，只能通过参与者的互动而展现。这种观点与后期维特根斯坦“意义即用法”的观点是一致的，都强调了意义在特定语境中实践性的呈现。在SSK 那里，特别是在诺尔- 塞蒂娜那里，“索引性”一词是指：“科学活动的境况偶然性和语境定位。这种语境定位显示出，科学研究的成果是由特定的活动者在特定的实践和空间里构造和商谈出来的。这些成果是由这些活动者的特殊利益、由地方性的而非普遍有效的解释来运载的；并且，科学活动者利用了对他们活动的境况定位的限制。简言之，科学活动的偶然性和语境性证实了科学成果是一种具有索引逻辑标志的混合物，这种索引逻辑表示了科学成果的特性。”［10］
因此，按照诺尔- 塞蒂娜的观点，索引性大致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索引性暗含着机会主义。也就是说，科学家的研究工作类似于修补工，具有机会主义的特征。类似于修补工，科学家也了解自己在特定地方遇到的重要机会，并且利用这些机会来完成自己的计划。研究的机会主义不意味着科学家的工作是无系统的、非理性的或者是以职业为导向的。机会主义意指科学家生产知识的方式具有索引性。第二，科学家的研究还具有某种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体现在现有原始资料和仪器设备对科研的限制上。比如，实验室现有的仪器、实验室负责人的学科背景和学术训练对整个实验室研究方向的限制。人们往往为了利用现有设备或者投奔实验室德高望重的负责人而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这就使得科研选题往往并非来自问题而是源于对现有资源的利用。
比如，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就是如此多次地改变了自己的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的。同时，科学家出于对某种技术仪器的偏爱也可能使他们会为了使用现有的某种仪器而改变原有规划的方向。诺尔- 塞蒂娜将实验室中从事某项研究的科学家比作修补工，意在表明一种研究的偶然性，不过这种偶然性并非意味着非理性和破坏性，相反，科学之所以具有建构“新”信息的能力就在于科学研究语境的不确定性，而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语境的转译和平均化的可能。
第三，特定实验室中的操作具有地方性特质。这种地方性表现为：实验室在物质、成分或仪器的选择和使用方式上的差别；测量或取样所用剂量和实验工序的差别，以及对实验控制方面的差别。这些差别表明，科学方法是一种地方性的实践形式，并不具有非地方性的统一普遍范式，科学方法具有语境性而非普遍性，科学方法的实践形式同社会生活的其他形式一样，也可以被视为植根于社会行动的场景之中。［10］
第四，选择的标准具有偶然性。知识构造的过程始终伴随着科学家做出选择，一系列选择中包含着科学家之间的商谈和决定。这些选择处于一定的网络之中，一种选择基于另一个选择而做出，同时这个选择又将会成为下一个选择的基础，每一次选择都是基于具体的研究目标、研究成本所做出的，并不存在统一的一般性标准，因此选择的标准具有偶然性。
以上我们论证了科学知识的地方性特性，指出了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与劳斯的地方性知识概念之间的差异。我们也说明了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地方性知识观点的根本在于改变了人们关于知识本性的观点。这样，所有的知识在价值上都是一致的，它们的差异只在地方性上，而不是等级和好坏上。当然，不同的知识在有效性上是不同的，因此，人们在地方性知识的选择上并非是完全无约束的，而是要受到解决问题的机会、有效性等具体情境的制约的。
无可否认，西方科学知识走向标准化的过程比其他民族和地域的自然知识要好，正因为如此，它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科学语言和方法，以及被标准化和认可的一些共同遵循的方法和术语。为此，一切其他的地方性知识应该也必须向西方知识学习，尽可能使之标准化，使之得到编码，扩展自己，使之能够被其他地域和不同国度的人们学习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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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 年第11 期，选自《科学实践与地方性知识》】
▲近年来，科学实践与地方性知识已经成为科学哲学和其他学科关注的重要问题，本书从科学实践哲学和人类学两个视角研究了科学实践与地方性知识的各种理论与实践运用问题，比较了科学实践哲学与人类学关于地方性知识的不同理论，特别结合外国与我国本土知识与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相关研究，提出了建设性建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