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 细菌战受害者 “日军恶行不会被遗忘”
提及“细菌战”，83岁的徐万智缄默几十秒，脸色逐渐变患上凝重。
“细菌战”是一段汗青。从1941年到1943年，日军在湖南常德投放致疫细菌，致使常德鼠疫爆发，至少7643人殒命。
“细菌战”也是一场关于战争遗留问题的漫长诉讼。1997年，108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及支属代表向东京处所法院递交“侵华日军731军队细菌战受害国度赔偿诉讼案”告状状，把日本当局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对于细菌战恶行谢罪并入行赔偿。1999年，72名中国受害者及受害者支属代表，向东京处所法院提起第二次诉讼。2002年，东京处所法院认可日本在中国湖南常德、浙江宁波以及义乌等地施行细菌战，但驳归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哀求。2005年7月，东京高等法院二审讯决维持原判。2007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颁布发表，驳归中国原告团对于二审效果的申诉。
“细菌战”由一道伤疤成为一桩心结，将所有受害者以及受害者家眷置于一场漫长的期待之中。本年，凭据徐万智访问、统计，原告团中的常德受害者仅剩20人活着。但年夜家没法与影象息争，所有人都尽力地保留影象，并信赖会有成功的那一天。
新京报记者 石润乔
讲一次就痛一次
徐万智现任湖南省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常务副会长。
提起本身的伤痛影象，徐万智说了几句话之后就起头缄默。郁闷一点一点爬上这位老者的脸蛋。他轻轻地说，本身如今讲不下往了。回身往书房掏出一份本身在2012年撰写的讲话稿。
上面纪录着他惨重的童年履历。1943年，徐万智四岁，家住间隔常德十来千米的镇上。昔时9月，父亲挑了米往常德城里经商，归家今后高烧不止，脖子红肿，胯部起坨，五天后逝世。
徐万智说，厥后才知道父亲患的是鼠疫。那时，以常德城为中间，疫情在全市的年夜街冷巷，乡土旷野上残虐。患者发高烧、打寒颤、腹股沟起红疙瘩，离世时全身痉挛、年夜腿以及脖子肿年夜，病状惨烈，尊严绝失。肺鼠疫患者还口吐血沫，有极强的沾染性。
随后几天，徐万智的堂兄、奶奶、叔叔以及哥哥接连逝世，一家十二口人剩下七口人。有借主上门索债，直接把家里的值钱家当全搬走。徐家失往了主要劳动力，活下的人靠织布纺纱、挖野菜、到湖里抓鱼虾充饥。
徐万智成年后听母亲讲，本身曾经患鼠疫自愈，坚强地活了下来。厥后他才知道，本身是一场劫难的幸存者。
“讲一次就痛一次”，徐万智说，本身接受过不下几十次采访，每一说一次，都在扯开伤疤。
另外一位幸存者王华璋，本年102岁，住在常德城区一家养老院。问及“细菌战”，他说日军简直很疯狂，不肯再去下说。
王华璋在本身编辑的细菌战纪实文集《惨重的大难》中写道：“1941年11月4日，侵华日军731军队驾驶一架轻型轰炸机，在天将破晓时侵进常德市上空，向市中间的关庙街以及鸡鹅巷等地空投下年夜量有迫害性的物资。”这些物资是谷子、麦粒、棉絮以及破布条，如雨般落下，有四五百斤。
此后，飞机绕向石公桥镇。天亮之后，镇里屋顶、街道、船埠处处都有飞机散播的物资，出格是北横街扔患上至多。时隔不久，鼠疫就在常德城乡起头舒展起来，“当疫情入进岑岭期的时辰整个北横街几近昼夜归荡着痛失亲人的哀嚎哭声。”
尔后，鼠疫从石公桥镇向周围的屯子以及州里传布，这里成为鼠疫灾害舒展的第二个泉源。
石公桥镇是一坐位于常德县城东北的老镇，四面环水，是那时常德县独一一条水路交通要道。资料显示，20世纪40年月早期，镇上有年夜小店肆以及住民400余家，生齿2000余人。作为物产集散地，来自各地的商人在石公桥镇输送棉花、米以及水产物等，本地名产银鱼数目丰硕肉质好，干银鱼生意兴隆。
1942年，王华璋在石公桥年夜德昌绸布号当采购员。他在文集中回想，他那时不知死人的缘由以及风险，还视为奇闻到死者家里旁观，效果熏染鼠疫，几往后高烧不止，幸患上石公桥防疫病院的诊治患上以成为幸存者。
经受伤痛的不止幸存者。
90岁白叟张礼忠一谈起儿时影象就止不住泪水。他一直珍躲着一张发黄的相片。照片上有六口人，是张礼忠的怙恃以及兄弟在鼠疫来临以前的合影。张礼忠记患上，常德关庙街有座关公庙，庙前有一石碑，上镌四句话：做大好人、读好书、说好话、做功德。奶奶以及父亲常带着本身往望。
那时，张礼忠的父亲张金辉在常德城内开设“张文化”刻字店。靠着父亲一手身手，全家十三口人，包含两名佣人以及两名刻字门徒在内，糊口无忧。1942年，一位佣人以及两个小弟同时发热，脖子肿年夜，郎中诊治为鼠疫病，次日便接踵殒命。
祖母精力蒙受重创，昔时夏历冬月病故。尔后，祖父、奶妈、父亲都在两年以内逝世，刻字店停业。张礼忠只剩下母亲以及年夜哥可以寄托。张礼忠以及年夜哥前后到运输舟上做工，到街上卖柑子、茶卤蛋以及发糕等生活，没机遇再念书。
寻觅亡魂
1993年，今世人首次将常德1940年月产生的鼠疫与日本细菌战接洽起来。
那时，日本中央年夜学汗青学传授吉见义明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藏书楼所躲的原日军年夜本营顾问井本熊男上校的营业日志(简称《井今日记》)中，发明了有关施行细菌战的记叙。时任作战顾问的井本纪录了他所介入的在中国入行的细菌作战进程。
《井今日记》对于常德细菌战的施行有着详细的记叙。井本写道：“1941年11月4日，履行者(731军队的航空班长增田美保)对于常德市入行细菌进犯，在空中散播被熏染鼠疫的跳蚤。”
拿到这一关头证据后，日本状师一濑敬一郎向常德官方评释：不必要本地人承当用度，只必要他们查询拜访细菌战受害实情，本身将无偿匡助受害者到东京法庭讨归公理。
在讲述细菌战的诉讼履历时，白叟们总提到一个名字：陈玉芳。1996年，陈玉芳43岁，时任常德市外事办副主任。
陈玉芳回想，对于于一濑敬一郎的提议，她形容本身“眼睛一亮，一口答应”。主要出于两个朴实的欲望，一是可以或许让受害者到日本法庭上，亲自控告日本军国主义的恶行，二是也为亡魂做点甚么。那时市委主要卖力人签署了这项由陈玉芳牵头的事情规划，奉告她：“咱们如今就要把汗青证据采集起来，也为后人留一份汗青。”
寻觅受害者的事情是艰苦的。开初，独一的参考刊物是市委党史办编撰的《辛巳灾难——1941年常德细菌战纪实》，全书只纪录了常德市区、石公桥镇以及桃源镇李家湾村的受疫环境，殒命人数不足100人，着名有姓的挂号者只有几十个。
自愿者只能顺藤摸瓜，凭据挂号者提供的线索，一壁在常德市区、郊区以及较年夜的州里访问，寻觅并访谈受害者，一壁在档案馆、藏书楼里搜集资料。同时，以“市-县-乡”为单元，在本地当局协助下，招集直接受害者以及受害者支属开座谈会。
本年90岁的自愿者丁德旺回想，本身以及村中自愿者时常一户一户上门访谈。受害者家眷一边回想，本身一边追问，每一次访谈至少几小时。他感伤，一户人家里，影象最清楚的是白叟，年夜部门在80岁上下。这象征着，“若是查询拜访启动患上晚一些，就再也找不到这些白叟了。”
69岁的原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恶行研究所所长陈致遥传授，至今仍在研究细菌战史料。凭据他在《纪实：日本侵华细菌战》一书中提供的史料，在此次查询拜访中，每一一家病发者的殒命时间十分值患上考据。家眷提供的时间要与该疫点病发、集中死人的年月、季候相吻合，才干验证其有用性。有时，家眷记不许确，就从其他遗属们回想的成婚、生子、贺屋或者其他有确定时间的家庭年夜事往推算，或者者请本地白叟匡助回想，搞准为止。
其次是受害者的症状。有人说自家亲人病发不时寒时暖，寒起来盖三床被子都压不住冷，自愿者便见告他那不是鼠疫而是疟疾。有人说亲人病发时上吐下泻，死患上很快，查询拜访者就奉告他那是霍乱。
那时，徐万智、张礼忠等受害者家眷都志愿成为自愿者。他们跑遍了常德市内十几个村镇。自带干粮，蹬着自行车，路途最遥的一天骑了100多千米。
2002年，在细菌战诉讼一审讯决前3个月，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名册》也终极完成。7年间，自愿者步队查询拜访了常德周边10余县市，获取受害质料15600余人(份)，确认此中至少有7643人为细菌战受害者。
认定受害者的尺度颇为严酷。据学者聂莉莉叙述，在时间上，仅限于1941年日军播撒鼠疫受害，产生在这个时段之外的疫病，即便思疑是日军所为，也不在挂号范畴以内。在证词方面，受害者支属应该健在，而且有那时的邻人或者朋侪为其作受害证言，村委会等行政组织也要开具受害证实。别的，除了汗青文献中纪录的受害地外，其他新发明的疫点必需有清晰的传布途径。
在7643人以外，另有很多受害者没法挂号。凭据常德市博物馆“细菌战”铺区解说词，曾经经，在石公桥北济公庙里、栖身着一个“丐帮”，所有乞丐都在鼠疫中死往，没人留下姓名；在长岭岗乡神寺山王家祠堂，前后有上千官兵染疫，但姓名无可考；双桥坪蔡家湾99户371人，仅一人因外出帮工避免于难，死者年夜多没了后人，故没法挂号。
2002年，日本法庭在对于日军细菌战索赔诉讼裁决书中，从法令层面认定了这一数字的有用性。
艰巨的赴日诉讼
第一批原告团成员何英珍的诉讼之旅，是在退休之后起头的。女儿刘璐回想，1996年，常德市外事办的陈玉芳副主任找抵家里，但愿何英珍参加诉讼步队。
刘璐第一次知道，何英珍曾经履历过极其残酷的鼠疫，十八天以内有六位家人离世。
已经退休的何英珍起头全职“打细菌战。”
上班地址是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平房，屋外挂着牌子：“侵华日军731军队常德细菌战受害者欢迎处”。这里是常德市外事办的一间杂物室，一叠一叠的纸质资料堆放在角落里，何英珍几近天天都在欢迎处值班，卖力联系、记实前来申请挂号的细菌战受害者。
在查询拜访的末端，事情的第二阶段起头了：赴日本开庭。陈玉芳记患上，因为没有赴日诉讼专项经费，她以及原告团成员时常为经费头痛。
徐万智记患上很清晰，在2000年头，本身以及老婆、两个孩子全都下岗，家里拿不出赴日诉讼的五千元。凑巧，有位亲戚从广东打工归来，借给本身两千元。徐万智又从别处凑到三千元。
刘璐回想，第一批原告约有30人，如今除了了母亲，只剩三人活着。母亲退休前是行政干部，性情凶暴、敢干、不怯场。她记患上，在诉讼时代，母亲嘴边总挂着一句话：“咱们一定能赢，要有信念！”母亲的影象力也极好，经常在日本以及海内当众宣讲，从不拿底稿。
陈致遥曾经为对于日诉讼做出长达10万字的鉴定书《1941年日军常德细菌战对于常德城区以及石公桥镇以及平住民的侵犯》，以学者身份在二审时出庭作证。
让陈致遥印象深入的是日本状师对于汗青的认知。支撑诉讼的日本状师以及市平易近，被日本右翼人士进犯为“卖国”。他问日本状师怎样想，对于方说，实在这场诉讼对于于日本本国而言，也是有益的。日本状师认为，若是日本想要扭转过去侵略者的形象，在亚洲获得被侵略国度承认，便应该报歉。这是一份需要的汗青责任。
2002年8月，颠末5年的法庭审讯，东京处所法院做出了裁决。驳归了原告的赔偿哀求，但周全接受了原告提供的浩繁证据，认可了日军发动细菌战这一汗青究竟。
凭据学者聂莉莉在书中直接援用的日文版裁决书，东京处所法院认可“从1941年到1942年，由七三一军队、一六四四军队等向衢州、宁波、常德等地投下了鼠疫菌，向山河直接播撒了霍乱菌”。认可了“细菌武器的实战使用作为日军战役举动的一个环节，是凭据战时陆军中央(陆军省以及顾问本部)的指令而发动的”。
关于细菌战的肆虐性及其社会影响，裁决书中写道：“在如本领件如许的人际瓜葛紧密亲密的地域，由于鼠疫是经由过程社会糊口形态而传布的，以是在人们纷至沓来地接踵殒命的紧迫环境下，人与人之间发生了互相怨尤以及猜忌，这极年夜地影响了地区社会的人际瓜葛以及社会糊口，同时在人们的生理上留下了紧张的创伤”。
2005年7月19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宣判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二审败诉。以“国度无责任”的理由驳归了原告要求报歉以及赔偿的诉讼哀求，认为小我向国度提出赔偿不合适国际老例。
2007年，历经数十次开庭之后，日本最高法院颁布发表维持原判。
期待那一天
2001年，日本拍照家权田茂走访细菌战受害地常德，将镜头对于准细菌战受害者。《南边周末》2005年曾经报导，权田茂将镜头推到离被拍照者的脸只有10厘米的间隔，想要感觉写在脸上的战争影象。
他说：“我在为中国人摄影时所感觉到的是作为人的尊严以及个性。是在日本人脸上所感觉不到的。”如今，这些受害者正在老往，却仍然保有坚韧的尊严感。
2011年，承当诉讼资料搜集使命的细菌战受害者查询拜访委员会改组为“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者协会”。
三名细菌战受害者家眷的儿女参加协会，成为协会新的顶梁柱。本年60岁的易友喜，依照叔叔易孝信的建议，任协会党支部布告。本年48岁的状师岑岭，因父亲高绪官的缘故，从2005年起头匡助细菌战受害者诉讼，被白叟们集体推选为会长。另外一位名鸣胡精钢的会员本年72岁，他的爷爷死于鼠疫，在望到媒体报导后，胡精钢以及另外两位好友结伴报名自愿者，肩负升引电脑收拾资料、摄像以及拍照的使命。
本年是胡精钢进会的第十年，虽然患有高血压以及心脏病，他自称为协会里的“年青人”。为了保留受害者的汗青影象，胡精钢架起摄像机访问常德市近40位原告的家，录制视频口述史。十年来，断断续续地录完近40人，到本年，已经经有十几人逝世。
访问中最使胡精钢印象深入的是何英珍。讲到细菌战的细节，何英珍因为中风，已经经影象模胡，但她仍是想要录下往。胡精钢给她拍了两次，回想起童年旧事，何英珍两次落泪。
在曾经经的疫区石公桥镇，人们也在努力保留影象。
1940年月，为了攻克鼠疫，平易近国当局决议引湖水浸没旧城。曾经经富贵的200米贸易街此时酿成一条窄窄的土路，耸立在两汪湖水中心。2003年，石公桥镇上的细菌战受害者合股立了一块碑，安排在这条土路一侧。高一米的石碑上刻着每一一名在鼠疫中死往的石公桥镇住民的名字。一些年幼的亡者由于身世麻烦，还未曾拥有本身的年夜名，只能以“江猪儿”、“江狗儿”、“丁癞子”等名字被后人所知。
协会成员鲁光跃的母亲是鼠疫的幸存者，现已经逝世。有几回清明节，鲁光跃都带着孩子重走疫区原址。沿着曾经经的旧街走，鲁光跃把本身所知的细菌战汗青一点一点讲给下一代听。而为了传承这段影象，另外一位协会成员何介平易近曾经经数年到中学上课。
别的，陈致遥号令，在常德市内构筑专门的公园、记念碑或者记念馆，用丰硕的史料来展现细菌战整个进程。这将是属于所有常德市平易近的神圣空间：“有一个广场、一座碑，供中小学生以及市平易近组团观光、旅游，教诲意义就比力凸起了”。
陈致遥信赖，会有成功的那一天。“学术界以及常德的受害者们要筹备好。在那一天，要有足够的资料来争夺最后的成功。”
六年前，何英珍得阿尔茨海默症，逐渐成长为中度遗忘，不熟悉丈夫以及女儿。但听到女儿先容记者来意后，她彷佛听懂了，一刹时影象闪现，忽然恳切地说了一句：“感谢你”。
参考文献
《创痕：中国常德平易近众的细菌战影象》 聂莉莉著
《纪实：日本侵华细菌战》 陈致遥著
《铁证如山不容狡赖》 张礼忠搜集收拾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