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四大才子书法最好是谁（明朝四大才子的简短故事）
(一)地理学家：徐霞客(1586—1641)，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江苏江阴人。明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
他经30年考察撰成的60万字《徐霞客游记》，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既是系统考察祖国地貌地质的地理名著，又是描绘华厦风景资源的旅游巨篇，还是文字优美的文学佳作，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近年，视徐霞客为游圣，步徐霞客足迹，游览祖国大好河山已成为中国旅游界的崭新时尚。
受耕读世家的文化熏陶，徐霞客，幼年好学，博览群书，尤钟情于地经图志。少年即立下了“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旅行大志。徐霞客的旅游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8岁以前的纪游准备阶段。重点放在研读祖国的地理文化遗产，并凭兴趣游览太湖、泰山等地，没有留下游记。
第二阶段为28岁(1613)至48岁(1633)的纪游前段，历时20年，游览了浙、闽、黄山和北方的嵩山、五台、华山、恒山诸名山。但游记仅写了一卷，约占全书的十分之一。
第三阶段为51岁(1636)至54岁(1639)为纪游后段，历时4年，游览了浙江、江苏、湖广、云贵等江南大山巨川，写下了9卷游记。
徐霞客的足迹遍及今19个省、市、自治区。他不畏艰险，曾三次遇盗，数次绝粮，仍勇往直前，严谨地记下了观察的结果。直至进入云南丽江，因足疾无法行走时，仍坚持编写《游记》和《山志》，基本完成了60万字的《徐霞客游记》。55岁(1640)云南地方官用车船送徐霞客回江阴。56岁(1641)正月病逝于家中。遗作经季会明等整理成书，广泛流传。
(二)自然科学家：宋应星，字长庚。
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出生在江西奉新县一个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他考中举人。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出任江西分宜县教谕(县学的教官)。在这个时期，他把他长期积累的生产技术等方面知识加以总结整理，编著了《天工开物》一书，在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刊行。稍后，他又出任福建汀州(今福建省长汀县)推官、亳州(今安徽省亳县)知府，大约在清顺治年间(公元1661年前后)去世。宋应星一生讲求实学，反对士大夫轻视生产的态度。他对劳动人民怀有深刻的同情，对官府压榨人民深为不满。
宋应星除著《天工开物》外，还有《卮言十种》、《画音归正》、《杂色文》、《原耗》等著作，多已失传。近年来，在江西省发现了宋应星四篇佚著的明刻本：《野议》、《论气》、《谈天》和《思怜诗》。《野议》是一部议论时局的政论著作，对明末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且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张。《思怜诗》包括“思美”诗十首，“怜愚”诗四十二首，反映了作者愤世忧民的感情。《论气》和《谈天》是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从这两篇的标题来看，很可能是《卮言十种》中的部分篇章。
《天工开物》全书详细叙述了各种农作物和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生产技术和工艺装备，以及一些生产组织经验，既有大量确切的数据，又绘制了一百二十三幅插图。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又细分做十八卷。上卷记载了谷物豆麻的栽培和加工方法，蚕丝棉苎的纺织和染色技术，以及制盐、制糖工艺。中卷内容包括砖瓦、陶瓷的制作，车船的建造，金属的铸锻，煤炭、石灰、硫黄、白矾的开采和烧制，以及榨油、造纸方法等。下卷记述金属矿物的开采和冶炼，兵器的制造，颜料、酒曲的生产，以及珠玉的采集加工等。
他的著作都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如在“五金”卷中，宋应星是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地论述锌和铜锌合金(黄铜)的科学家。他明确指出，锌是一种新金属，并且首次记载了它的冶炼方法。这是我国古代金属冶炼史上的重要成就之一。使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大规模炼锌的国家。宋应星记载的用金属锌代替锌化合物(炉甘石)炼制黄铜的方法，是人类历史上用铜和锌两种金属直接熔融而得黄铜的最早记录。
特别是，宋应星注意从一般现象中发现本质，在自然科学理论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首先，在生物学方面，他在《天工开物》中记录了农民培育水稻、大麦新品种的事例，研究了土壤、气候、栽培方法对作物品种变化的影响，又注意到不同品种蚕蛾杂交引起变异的情况，说明通过人为的努力，可以改变动植物的品种特性，得出了“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科学见解，把我国古代科学家关于生态变异的认识推进了一步，为人工培育新品种提出了理论根据。
在物理学方面，新发现的佚著《论气·气声》篇是论述声学的杰出篇章。宋应星通过对各种音响的具体分析，研究了声音的发生和传播规律，并提出了声是气波的概念。
(三)天文学家，科学家：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一个商人兼小地主家庭里。
他出生以后，家境已经衰落，青年时期曾经先后到广东、广西等地，靠教书为生。在这期间，他曾经七次回乡应试，直到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他三十五岁那年才以第一名考中举人。七年后(公元1604年)又考中进士。先在翰林院、詹事府和礼部任职，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以后，先后升任礼部左侍郎、尚书、内阁大学士。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去世。
徐光启虽然多次担任官职，但是他一直从事实用科学的研究。他一生读书勤奋，生活俭朴，为官谦洁，治学谨严。长期的钻研学习，使他无论对我国的传统科学或者是传入的西方科学都有相当的造诣。他的著作很多，范围很广，涉及农业水利、政治军事、历算测量等许多方面。
徐光启毕生用力最勤、影响最广的是在农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农政全书》，在祖国农学遗产的宝库中极负盛誉。这部书在徐光启生前因随时增补而没有出版，他死后不久才由他的门生陈子龙整理增删公开刊行。
《农政全书》共六十卷，五十多万字。其中作者自己写作的大约有六万多字，其余引录了二百二十九种古代和同时代的文献。徐光启不仅“杂采众家”，对大量材料进行了分类汇辑，而且“兼出独见”，加了不少评注，表明了自己的见解。全书分做十二门，包括农本、田制、水利、农器、农时、开垦、栽培、蚕桑、牧养、酿造、造屋、家庭日用技术以及备荒救荒(荒政)等方面。重点在开垦、水利和荒政等几项，篇幅占全书一半以上。这几项农政在过去农书中都没有系统叙述过，《农政全书》却集中而系统地提了出来，成为这部书的显著特色。
可以说，徐光启力图融会中西科学，突出地体现在修订历法方面。徐光启采用西法改革历法。他的改历计划是：集中力量翻译编辑欧洲天文书籍，提出“叙述既多，宜循节次；事绪尤纷，宜先基本”的编译方针；同时，安排制作观测仪器和观测的计划，以获得修历的基本数据，并且验证西法的正误。但是，由于财政拮据，人员缺乏，加以徐光启本人一度投入反击清兵保卫京师的战斗，并且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军机，繁忙的军事政务，使他只能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改历工作，尽管这样，在四年的时间里，他仍然完成了一百三十多卷的历书编译工作，因为编纂在崇祯年间，取名《崇祯历书》。
徐光启的天文工作，奠定了我国以后三百多年的历法工作的基础。他把欧洲天文学介绍、引入我国，使我国传统天文学开始吸收了一些先进的东西，其中有比我国原有的计算公式更简捷精确的球面三角法，以及“地球”、“地理经纬度”、“时差”、“蒙气差”等概念和更先进的度量制度，如把圆周分成三百六十度，一天时间分成九十六刻等。这些西方科学知识的研究和吸收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开始进入中西结合的阶段。
另外，在数学方面，徐光启的重要贡献是翻译了公元前三世纪亚历山大的伟大数学家欧几里所著的《几何原本》，这是介绍西方数学的创举，这在学术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秋到第二年五月，他和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前六卷，由于利玛窦不愿再译，没有译完。
徐光启的翻译质量很高。文字通俗易懂，错误很少，一次翻译就成定稿。首次翻译拉丁文的数学书，一切汉文名词极少成规可循。我们可以想象，徐光启的翻译工作是多么困难，需要付出多么大的创造性劳动。译本中许多数学上的专门名词和术语，如几何、点、线、面、平行线、钝角、锐角、三角形、四边形、斜方形等等，都是由徐光启首先使用而确定了下来。这些名词含义十分贴切，一直沿用到今天。这是徐光启对我国数学发展的又一功绩。
除了《几何原本》和《崇祯历书》中的一些数学翻译工作以外，徐光启还有一些数学著作。在《测量异同》和《勾股义》中，他把中西测量方法和数学方法进行了一些比较，并且运用《几何原本》中的定理把我国古代已有的证明方法严密化，还创造了一些新的证明系统。这些工作为我国以后的数学研究开辟了道路。
总之，徐光启是我国十六、十七世纪自然科学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他在科学方面的功绩不局限于科学的某一部门，他多方面地融会了我国古代科学的成就和当时外来的科学知识，一身兼任了科学工作的组织者、宣传者和实践者，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徐光启在我国科学史上是一位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的先驱人物。
(四)药物学家：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今湖北省蕲春县)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一五一八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一五九三年)。
他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父亲名闻，号月池，是当地名医。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那些空洞乏味的八股文，怎么也学不进去。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九年，三次到武昌考举人，都落第了。于是，他放弃了科举作官的打算，专心学医，于是求父亲说：“我今年二十三岁了，老是考不上，您还是让我学医吧！”并且表示了这样的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李月池在冷酷的事实面前终于醒悟了，同意儿子的要求，并精心地教他。不几年，李时珍果然成很有名望的医生。大约到了三十八岁，就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太医院是专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当时，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只任职一年，李便辞职回乡。
在这十几年中，李时珍阅读了大量古医籍，又经过临床实践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品数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明外史本传》)。特别是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因而遗祸无穷。于是，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三十一岁那年，他就开始酝酿，为了“穷搜博采”，读了大量参考书。家藏的书读完了，就利用行医的机会，向本乡豪门大户借。后来，进了武昌楚王府和北京太医院，读的书就更多，简直成了“书迷”。他自述“长耽嗜典籍，若啖蔗饴”(《本草纲目》原序)。顾景星在《李时珍传》里，也赞他“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瞡”。确实如此，他不但读了八百余种上万卷医书，而且看过不少历史、地理和文学名著，敦煌的经史巨作，他遍读了；几个古代伟大诗人的全集也都仔细钻研过。他还摘录了大量有关医药学的诗句。这些诗句给了他许多真实有用的医药学知识，帮助他纠正了前人在医药学上的许多谬误。如古代医书中，常常出现“鹜与凫”。它们指的是什么？是否有区别？历代药物学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李时珍摘引屈原《离骚》中的“将与鸡鹜争食乎”，“将泛乎若水中之凫乎”两句，指出诗人把“鹜”与“凫”对举并称，就是它们不是同一种禽鸟的明证。他又根据诗中对它们不同生活环境的描绘，证明“鹜”是家鸭，“凫”是野鸭子，药性不同。屈原的诗赋，竟成了李时珍考证药物名实的雄辩依据。
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最使李时珍头痛的就是由于药名混杂，往往弄不清药物的形状生长的情况。过去的本草书，虽然作了反复的解释，但是由于有些作者没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在书本上抄来抄去在“纸上猜度”，所以越解释越糊涂，而且矛盾倍出，使人莫衷一是。例如药物远志，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说它是小草，象麻黄，但颜色青，开白花，宋代马志却认为它象大青，并责备陶弘景根本不认识远志。又如狗脊一药，有的说它象萆薢，有的说它象拔葜，有的又说它象贯众，说法很不一致。类似此情况很多，李时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搁下笔来。这些难题该怎样解决呢？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
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他首先在家乡蕲州一带采访。后来，他多次出外采访。除湖广外，还到过江西、江苏、安徽好多地方。均州的太和山也到过。盛产药材的江西庐山和南京的摄山、茅山、牛首山，估计也有他的足迹。后人为此写了“远穷僻壤之产，险探麓之华”的诗句，反映他远途跋涉，四方采访的生活
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向各式各样的人物请求。其中有采药的，有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热情地帮助他了解各种各样的药物。
比如芸苔，是治病常用的药。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农本草经》说不明白，各家注释也搞不清楚。李时珍问一个种菜的老人，在他指点下，又察了实物，才知道芸苔，实际上就是油菜。这种植物，头一年下种，第二年开花，种子可以榨油，于是，这种药物，便在他的《本草纲目》中一清二楚地注解出来了。
在四处采访中，或在自己的药圃里，李时珍都非常注意观察药物的形态和生长情况。蕲蛇，即蕲州产的白花蛇。这种药有医治风痹、惊搐、癣癞等功用。李时珍早就研究它。但开始，只从蛇贩子那里观察。内行人提醒他，那是从江南兴国州山里捕来的，不是真的蕲蛇。那么真正蕲蛇的样子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请教一位捕蛇的人。那人告诉他，蕲蛇牙尖有剧毒。人被咬伤，要立即截肢，否则就中毒死亡。在治疗上述诸病有特效，因之非常贵重。州官逼着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捉，以便向皇帝进贡。蕲州那么大，其实只有城北龙峰山上才有真正的蕲蛇。李时珍追根究底，要亲眼观察蕲蛇，于是请捕蛇人带他上了龙峰山上。那里有个狻猊洞，洞周围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缠绕在灌木上的石南藤，举目皆是。蕲蛇喜欢吃石南藤的花叶，所以生活在这一带。李时珍置危险于度外，到处寻找。在捕蛇人的帮助下，终于亲眼看见了蕲蛇，并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过程。由于这样深入实际调查过，后来他在《本草纲目》写到白花蛇时，就得心应手，说得简明准确。说蕲蛇的形态是：“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个方胜文，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长一二分，肠形如连珠”；说蕲蛇的捕捉和制作过程是：“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先撒沙土一把，则蟠而不动，以叉取之。用绳悬起，刀破腹去肠物，则反尾洗涤其腹，盖护创尔，乃以竹支定，屈曲盘起，扎缚炕干。”同时，也搞清了蕲蛇与外地白花蛇的不同地方：“出蕲地者，虽干枯而眼光不陷，他处者则否矣。”这样清楚地叙述蕲蛇各种情况，当然是得力于实地调查的细致。
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这样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一采视，颇得其真”，“罗列诸品，反复谛视”
当时，太和山五龙宫产的“榔梅”，被道士们说成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果”。他们每年采摘回来，进贡皇帝。官府严禁其他人采摘。李时珍不信道士们的鬼话，要亲自采来试试，看看它究竟有什么攻效。于是，他不顾道士们的反对，竟冒险采了一个。经研究，发现它的功效跟普通的桃子、杏子一样，能生津止渴而已，是一种变了形的榆树的果实，并没有什么特殊攻效。
鲮鲤，即今天说的穿山甲，是常用的中药。陶弘景说它能水陆两栖，白天爬上岩来，张开鳞甲，装出死了的样子，引诱蚂蚁进入甲内，再闭上鳞甲，潜入水中，然后开甲让蚂蚁浮出，再吞食。为了了解陶弘景的说法是否对头，李时珍亲自上山去观察。并在樵夫、猎人的帮助下，捉到了一只穿山甲。从它的胃里剖出了一升左右的蚂蚁，证实穿山甲动物这点，陶弘景是说对了。不过，从观察中，他发现穿山甲食蚁时，是搔开蚁穴，进行舐食，而不是诱蚁入甲，下水吞食，李时珍肯定了陶弘景对的一面，纠正了其错误之处。
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于万历戊寅年(公元一五七八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编写工作。全书约有190万字，五十二卷，载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新增药物三百七十四种，载方一万多个，附图一千多幅，成了我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其中纠正前人错误甚多，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有突出成就，并对其他有关的学科(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等)也做出贡献。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