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让刺赵襄子的故事给我们的启示（豫让刺赵襄子的故事原文翻译）
史家视阈
手段与目标：一个道德悖论
文 鲍鹏山
在叙述历史时，用善意来解释历史人物的正当行为，比用恶意来揣摩出别人的阴暗动机更有利于建立对善的信仰，更利于鼓励人们道德向善。
三家分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叙事，很多人甚至以此划定春秋与战国的分野，即使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其记事年月选定公元前403年，追索下来，其实也和这件大事有关。但是，有些时候，大叙事未必有意义，有意义的，往往是一些被大叙事淹没的小故事。
伟大的历史学家与平庸的历史学家的区别，往往就在于：他们可能更为关注历史的一些小细节，并从中发现价值。比如，在三家分晋这样的大叙事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其意义非同寻常，启迪后世更为深远。
— 大叙事里的小故事—
那就是豫让刺赵襄子的故事。
豫让，原先是范氏、中行氏的家臣。范氏、中行氏被智伯灭了后，他投奔了智伯。按说，这也不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但有意思的是，智伯被赵襄子灭了后，他一定要找赵襄子报仇。
他的思想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他觉得智伯是他的知己。于是，他改名易姓，假装成一个受刑服役的人，到赵襄子家做清洁工，负责厕所卫生，伺机刺杀赵襄子。赵襄子上厕所，看到豫让，大概是豫让的动作眼神透着一股杀气，赵襄子第六感觉感知到了，马上让卫队抓住豫让，一搜，在他身上搜出了匕首；一审，是智伯的家臣豫让；一问，豫让也不含糊，痛痛快快地承认：“我就是要为智伯报仇！”
△话剧中的豫让
赵襄子手下的人要杀了豫让，赵襄子倒有了新的想法。他说：“这是一个义士。义士怎么能够杀掉呢？他要杀我，我以后小心谨慎避开他就是了。智伯家族被灭了，没有后人，他为智伯报仇，并不会有人酬谢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这样做，这是天下的贤人啊。放了他！”
杀一个被抓获的刺客，容易；放一个被抓获的刺客，难。但赵襄子做到了。有人说，他这样做是为了鼓励自己的手下，也要像豫让对智伯一样忠心。这当然有道理，但是，我们为什么总是要从阴暗的一面来揣度人心呢？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从正面、光明的一面来揣度人心呢？在这里，我就愿意理解为：赵襄子是被豫让的这种忠义精神感动了，对这样忠义的人有了敬意，不愿意杀他。
在叙述历史时，用善意来解释历史人物的正当行为，比用恶意来揣摩出别人的阴暗动机更有利于建立对善的信仰，更利于鼓励人们道德向善。
相反，糟践历史人物的道德记录，贬低民族历史的道德水准，不仅显示出历史叙述者自我心理的阴暗，价值观念的淡漠，更糟糕的是，导致人们的道德绝望。
豫让被放走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为了能够接近赵襄子，刺杀他，这次他不仅改名易姓，还改变了自己的容貌。那时没有整容术，他也没有钱去整容店整容。不能整容，他就毁容：他剃掉眉毛胡子，用漆涂抹自己的身体，使身体腐烂生疮，最后，整个人都完全变形了，然后，他回到自己家门口，假装乞讨，他妻子不认识他了，却听出了他的声音。于是，他又吞下木炭，弄坏了自己的嗓子，声音也变了――再没有人认识他了。
他的朋友虽同情他，却觉得他的做法很傻。说：“你要刺杀赵襄子，何必这样糟践自己？更何况这样糟践自己，也未必就能成功地接近赵襄子。你这样做，说你有志向行，说你有智慧不行。其实，你完全可以投奔赵襄子，以你的才干，好好侍奉赵襄子，赵襄子一定亲近你。等到他信任你、亲近你了，你再下手，不就很容易了吗？你做事为什么从难不从易呢？”
这涉及到一个问题：豫让为什么要为智伯报仇杀赵襄子？
— 道德的悖论—
如果他没有是非，只有简单的愚忠思想，他的目的仅仅是为智伯报仇，杀赵襄子，他朋友的建议是很好的。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上，这样先骗取对方信任，然后再杀害对方的事，不但经常发生，还一再被人们追捧。
但是，人们忘了，这样的手段，是否于一般为人的道德相违背？为了实现自己的道德目标，是否可以采用不道德的手段？
报仇的前提是别人不义。假如我们报仇的手段是先陷自己于不义，然后去杀不义的人，这在逻辑上就已经否定了报仇行为的正当性。
我们来看看豫让的回答：
豫让笑着回答道：“你这种思路，是为了前一个知己去害后一个知己，为了前一个主人去杀后一个主人。结果恰恰是害知己杀主人，不是忠于主人。这样不仅报仇的道德根据没有了，还犯下大罪。我之所以要报仇，目的不是为了一个人，而是为了一种君臣之义，为了一种为人之道。照你这样做，恰恰是违背了君臣之义，为人之道。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资格去杀人报仇？所以，我从难不从易，就是不愿损害道义，并让天下那些没有道义的人感到惭愧。”
豫让和友人的对话，揭示了一个大问题：为了践行君臣之义，为人之道，豫让必须杀人报仇；可是，为了杀人报仇，豫让必须先违背君臣之义，为人之道。这是历史与现实中常见的“道德悖论”。
无数人在这一道德怪圈前迷失了自己，并造成了无数人间悲剧和道德堕落。其实，人们忘了，手段才是道德之源，而目标只是道德之流。手段的不道德，将污染道德的整个河流，使得道德的目标之流也同样变味腐烂。一个追求道德目标的人，也因此堕落为不道德的人。
其实，坏人往往不是由于一个坏的目标造成的，而是因一些坏的手段造成。想发财，不是坏人，用侵占不当财产的方式发财才是坏人；利己不是坏，损人以利己才是坏。
同样，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好人，往往也不是看他有无实现某种道德目标，恰恰相反，常常倒是看他采取何种手段来实现他的目标。假如他因为不屑于采取不道德之手段，而最终失败，他也仍然是好人。
豫让，如果仅仅看他的事业，也就是刺杀赵襄子并失败丧命。可是，为什么《战国策·赵策一》、《吕氏春秋·恃君》和司马迁的《史记》都要让他彪炳史册？
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而是因为他做事的方法。
豫让之所以让后人尊敬，不是因为他报仇成功，而是因为他报仇成仁。
豫让看到了上述的道德悖论，并敢于用自己的失败来超越这样的道德悖论，从而不仅超越了无数为了所谓道德目标而不择手段的人，更实现了自我的精神超越。杀赵襄子，他失败了，可是，杀赵襄子也是一种手段，他的真正目标是弘扬君臣之义，为人之道，就这一目标而言，他恰恰成功了。
在豫让对刺杀赵襄子手段的“从难不从易”的取舍里，司马迁等人看到了一种值得肯定的价值。（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原载于2012年社科报总13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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