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云祥与美国大学俱乐部（曹云祥安徽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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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云祥，1881～1937，字庆五，浙江嘉兴人。1900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校任助教，曾在江苏、浙江任过中学校长，1907年公费赴美留学，1914年获哈佛大学商业管理学硕士学位，又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进行研究，不久出任中国驻英使馆秘书，1919年任职北洋政府外交部，1921年任中国驻丹麦使馆一等秘书，同年回国任外交部秘书兼清华学校董事会董事。1924年担任清华大学第五任校长。从那时起，他将清华“改大”与设研究院的事情一直挂在心上，不辞辛劳，是为清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位校长。
曹云祥校长
家族与家族的联姻
1935年，建于苏州大学（原东吴大学）的子实堂，虽然没有校园内的林堂、葛堂、维格堂等建筑那么引人注目，但却因为曹子实和曹云祥父子而名声鹊起。
曹云祥的父亲曹子实，1847年出生在晚清道光年间一个富庶的地方，这个地方原来叫作浙江省嘉兴府秀水县，如今改为浙江省嘉兴市。曹子实家境贫穷，很小就失去了父母，是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十一岁那年他跟随小伙伴流浪到上海街头乞讨时，被正在上海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蓝柏夫妇收养，这对夫妇给他吃让他住，教他吟诵《圣经》，教他学会感恩。从此，曹子实的生活，有了一种信仰，权把蓝柏夫妇的教会当成了家。
1859年蓝柏夫人患病要回美国治疗，因为路上缺少照顾的帮手，蓝柏先生便让夫人把曹子实一起带上。曹子实感到自己很幸运，从此也有了追求，等到了美国后便利用陪护的机会刻苦学习英文，还取了个英文名字查理·马歇尔（Charley Marshall）。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蓝柏夫人准备回中国去，临走前她告诉曹子实，要把他单独留在美国锻炼几年，想家了就回中国，但要自己解决路费。曹子实含着眼泪坚强地点点头，心中有万般不舍。
美国南北战争打了四年，曹子实在这四年中跟着蓝柏夫人介绍的好友——一位叫凯利的军医在前线，并充当医助，他曾多次冒着枪林弹雨从死人堆里抢救伤员。曹子实有这番经历，据说可能是美国南北战争中唯一参战的中国人。1869年，在美国生活、学习、工作十多年的曹子实从纽约返回上海，被蓝柏夫妇派往苏州与富商教友殷勤山一起传经布道。苏州历来被认为是上海的后花园，有着悠久的文化底蕴，但曹子实最初在这里传教时，不论是官员还是平民，对洋人的宗教都非常抵触，曹子实便利用给病人行医施药的机会接近大家，培养信众，教授孩子们学习文化。不久，他代表的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在苏州的传教事业就打开了局面。
1871年春夏，曹子实在苏州葑门内十全街租下教友殷勤山的房屋，开办了一所小学——主日学校，以固定的讲学形式传播信仰，这就是苏州最早的教会学校——存养书院（东吴大学的前身）。可以说，中国的西式教育是从传教士兴办新式学校开始的。曹子实为创办这个学校倾注了全部精力，他以自己在美国奋斗时的坚定信念鼓励信徒，在寒门之子的心里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在上海、苏州还结交了不少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基督徒，这些基督徒也是清末民初的中国大知识分子，其中就有上海士绅颜永京。据《川沙县志》说，颜永京是孔子的弟子——颜回的南宗后裔。颜氏家族两千多年来，繁衍不衰，名人辈出，比如唐代大臣、书法家颜真卿。曹子实没读过多少书，非常仰视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颜永京，他知道颜永京在1854年被圣公会送往美国留学，回国后曾任上海英国领事馆翻译、虹口圣公会救主堂的牧师等职务。是圣约翰大学（今天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的前身）创办人之一。只要有时间，他就去听他开设的《心理学》讲座，也常去颜家喝咖啡。
颜永京有个小妹待字闺中，很欣赏体魄魁梧，生性乐观，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曹子实。而曹子实尽管在苏州做传教工作，却经常赴沪往颜家跑。两个小恋人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他这个兄长的眼睛，经过和父母商量，颜家选择了一个良辰吉日，让妹妹称心如意地嫁给了曹子实。
曹子实夫妇婚后生育一女二男，女儿曹芳芸是上海中西女塾最早就读的5名女学生之一；长子曹雷庚和教友殷勤山的女儿结婚，后来担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首任华人总干事；次子曹云祥，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他和姐姐曹芳芸与宋庆龄、宋美龄两姐妹同是中国首批官费的留美学生。曹、颜两家的联姻，对其子女日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颜家帮助曹云祥在职场中的华丽转身，便是一个见证。
年轻时的曹云祥
与父亲曹子实当年赴美时的年龄差不多，曹云祥走出国门时正好也是青葱岁月；与父亲当年作为寒门之子不同的是，此时作为寒门贵子的曹云祥，对未来的前途有明确的认识：上学→就业→结婚……不过，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本次同行的宋氏姐妹，竟成为未来中国两位大总统的夫人。
其实曹、宋两家并不陌生，早有来往。曹子实和宋氏姐妹的父亲宋耀如都是基督教在中国最早的神职人员，宋耀如从老家海南到上海后乡音很重，教会负责人便让曹子实去教宋耀如学讲上海话，两人有过一段师生交情，而两家的孩子也相互认识，并一同登上开往美国的邮船。曹云祥来到美国后就读于耶鲁大学，而宋氏姐妹便集中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两所院校都非常优秀，但却在两个不同的城市，儿时的来往仿佛在此休眠。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招募了30多万华工奔向欧洲战场上进行后勤支援。这一年，曹云祥在美国获得了哈佛大学商业管理学的硕士学位，面临着回国的就业选择。曹子实很希望儿子做教育研究，把东吴大学办大办好，以实现他的未竟事业。曹云祥也有此打算，然而北洋政府参加一战后，急需外交人才，便把曹云祥调外交部担任中国驻英国代总领事，不久又担任驻丹麦代公使、外交部参事等职务。1919年5月4日，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运动高涨。北洋政府出于精英治国的考虑，决定加强清华的人才管理，把运动风向转为国情文化的研究。于是在1921年，将曹云祥调回国内担任外交部秘书兼清华学校董事会董事。虽然从外交官转战教育的跨界有点大，但曹云祥很看重校董的价值，他懂得教书育人，功在千秋。
从1914年到1921年的七年间，曹云祥一直在路上，而不断地给曹云祥签发一道道调令的正是颜永京的长子、北洋政府外交部总长——颜惠庆。不说上下级的缘分，曾经共同的宗教信仰、相同的留学背景以及家族间的联姻所形成的紧密稳固的联系，都让颜惠庆坚信这个姑父的小儿子有能力完成他交代的使命。颜惠庆最后官至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而曹云祥走进清华园，也要实现父子俩的大学梦——将当时还是中等程度的，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升级为清华大学。
成立清华大学部
1922年4月18日，曹云祥走进春光普照的清华园，正式担任清华学校校长。电视剧《水木清华》第八集用艺术的形式还原了这一幕：绿树成荫的校园内，徐徐开来一辆黑色的轿车，清华学校高层领导赶紧上前迎接，镜头聚焦车门，只见曹云祥和他的瑞士籍夫人Elin Hailing微笑着走下车向大家热情问好。而就在此时，一伙学生赶来就补考、学时等事向其兴师问罪……曹云祥不慌不忙，从容面对，他告诉学生们：待庆五（庆五，曹云祥的字）了解情况后，一定处理好。没有史料佐证这些画面的虚实，但透过这个小故事不难发现，不平静的清华园，暗藏着诸多体制问题，改办清华大学，时不我待。
一年前，当曹云祥还是清华校董的时候，他已开始构思教育理念、学系设置等问题。认为学生的思想教育，应该注重学生德智体美等多育并举、全面发展。清华早期的几位（代）校长：唐国安、周诒春、严鹤龄、赵国材等均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他们和同样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曹云祥有着相近的看法。圣约翰大学重视“养成学生之优良品格”并视之为造就人才“尤要者”。否则，学识虽强，但眼光浅窄，贪图小利，不善容人，不知从大处着想，则不能成大业。这个充满外交背景的学校，虽然与宗教没有半点关系，但是，整个思想教育的体系却是来自西方的哲学启蒙。
1923年2月，曹云祥提出“十八年（1923-1940）计划”，筹划逐步改办大学的具体方案。学校成立了“课程委员会”，该委员会先后三次提出改办大学的方案，最后，由教职工会议通过，决定自1924年起为大学筹备期。同年秋天起，逐年停招留美预备生。
为了进一步提升改办大学的速度，曹云祥聘请胡适、范源廉、张伯苓、张景文、丁文江等五人为大学筹备顾问，充实和加强张煜全校长时成立的大学筹备委员会。具体程序是：“大学筹备委员会”下设联席会议与分组会议。分组会议的决议提交联席会议，通过后，再提交大学筹备顾问、学校董事会形成决议，最后呈报外交部，批准后实施。
1924年泰戈尔在清华，左起张彭春、徐志摩、张歆海、泰戈尔、曹云祥、辜鸿铭、王文显。
正当改办计划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时，曹云祥接到了印度诗人泰戈尔将要造访清华学校的通知。泰戈尔曾在1913年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特别受清华学子的喜爱。《清华周刊》自1918年开始多次刊发泰戈尔的诗词和小说，其中的《飞鸟集》《小主人》可谓家喻户晓。曹云祥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次推送清华学校改办计划的好机会，他安排校办做好接待，自己也挤出时间进行陪同。泰戈尔的全程翻译徐志摩非常感谢曹云祥，他说：“泰氏在清华住的那几天——五月初那星期，承清华学校曹云祥与张仲述先生的好意，替他安排得又舒服又安闲，他在他得忙碌的旅行内总算受用了几天的清福，那是他近年来不常有的。”泰戈尔对清华学校的接待也很满意，他为师生们做了热情洋溢的演讲，鼓励教师不要忘记天职，鼓励学生们要宣扬推崇其东方的精神文明。泰戈尔共在清华住了六天五夜，但却在北京城内掀起了一股泰旋风，梁启超、胡适、辜鸿铭等大咖频频踏入清华，实为20世纪中国文化届的一件大事。历史记住了泰戈尔，也记住了清华和曹云祥。
1925年5月，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部，由大学部、留美预备部、研究院三部分组成，开设17个学系，规定“大学部本科修业期至少四年，学生毕业后给予学士学位。”胡适一直跟进改办计划，他向曹云祥建议“清华至少应办成文科和理科。”著名的政治家、法学家钱端升也提出“清华一时经费亦有限，与其开科甚多，各科均有支绌之虑，不如先办文理科，以全副精神，全副财力，为完善之设备，且招致国内硕学充教授，为国家造士。”曹云祥本人系工商管理专业，但他却接受了胡适等人的意见，服从大局先办文理科，将“商业系附于经济系”。这种以文理为主的大学框架，着实让清华的教育和学术的独立向前跨了一大步。那真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年代，曹云祥体现出的那种自觉的文化意识和文化态度，赢得了大家的一直好评。但他的目光并没有局限于和国内兄弟院校并驾齐驱，而是奋起追赶欧美著名大学。他在一次大会上说：“清华教育之目标，重在大学教育之建设，专门人才之养成，中西文化之研究。”
开办国学研究院
清华园
不过，研究中西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要有平台、有师资、有专题、有经费。一天，曹云祥找到胡适再次讨论尽快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事情，并准备聘请他为筹备大学的顾问。胡适当时是纵横学界、政界、文化界的名人，可谓社会名流互托身份的一个符号。看见曹云祥这样诚恳，反倒不太好意思了，于是谦虚地说：“非第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不过，他还是很中肯地说了一些看法，认为美国研究院制度不尽适应于中国，遂建议曹校长应采用中国宋元以来书院的导师制，并吸取外国大学的研究生院的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曹云祥听后大有启发，他毕竟精通教育和学术，很快根据胡适开出的“名单”进行联系。
胡适推荐的三人中，除章太炎推辞不就外，梁启超与王国维均同意移教清华。而关于研究院院长一职，曹云祥曾属意王国维，但王国维“以院长总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而坚辞不就，说要去就专任教授。曹云祥求贤心切又四处奔波，最后请来也有清华血统的吴宓任研究院筹备主任。梁启超看到吴宓，想起了吴宓在哈佛的同窗缔交——陈寅恪。便向曹云祥说给他要推荐一个人，吴宓一听马上猜到了这个人的名字，而他也正想推荐，曹云祥一看，原来两位推的是同一个人，急忙问此人是谁。吴宓不紧不慢地说：陈寅恪，但此人正在德国留学，时年35岁。他认为，陈寅恪是全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一边听，一边点头，非常赞同。
曹云祥大脑“百度”了一下，问：“他是哪一国博士？”
梁启超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
曹云祥一怔，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梁启超答：“也没有著作。”
曹云祥不解地说：“既不是博士，也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启超生气了：“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寅恪）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
接着，梁启超介绍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的高度评价。曹云祥一听，有了结论，原来，这个陈寅恪在国内属于无名望、无著作、无学位的“三无学子”。可是，既然外国人都这样推崇，梁启超力推，他清华一定邀请。
国学研究院部分教师：前排：从左至右分别为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后排：从左至右分别为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
1925年2月，国学研究院筹备处即开始办公。吴宓拿着曹云祥校长签发的聘书，到北京城内织染局10号王国维住处送达聘书。吴宓走进王国维家的客厅，见到王国维，先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大躬，然后才说明来意。王国维（1877～1927）字静庵，是浙江海宁人，著名的国学大师。他早年留学日本，通晓日本、英国和德国文字，对康德、尼采之哲学尤有所得。在1901～1911年间，积极引进西方文化，介绍西方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翻译出版了我国创建新式学堂急需之教科书与参考书二十多部。鲁迅对王国维的成就倍加称赞，他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他才可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吴宓亦非常敬佩王国维博大精深之学识，他知道清华能请到这样的大师，乃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之一件幸事。
而在吴宓拜访王国维之前，胡适曾陪同曹云祥也拜访过王国维，之后，曹云祥又让胡适转交了手写的聘书。信是这样写的：“兹聘请王静庵先生为本校研究院主任，担任国学研究事务。即希查照后，列聘约办理为荷。一、每星期内授课拾点钟以内。二、每月薪金银币肆百元，按月照送。三、一切待遇照本校规定研究院教员任用规则办理。四、此项聘约以叁年为期，自民国十四年一月起至十六年十二月底止，期满若得双方同意再行续订。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但没想到王国维还要时常去清室“觐见”走动，恐怕时间上有交叉。曹云祥又拜托胡适做溥仪的工作，并致信王国维说明研究院的情况。胡适出于尊重，亲自对王国维解释说：学校同意只任教授不当主任，而所谓“授课拾时”，是指“谈话式的研究，不必是讲演考试式的上课。”
不久溥仪下了“诏书”，王国维心里的包袱放下了。他面对胡适的诚意和曹云祥的善待，加上吴宓这次特意登门邀请，真的是被感动了，于是抬头对“握手对坐之少年”——吴宓说：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遂决定到清华园去看看。这个好消息一传到胡适和曹云祥的耳边，两人特别高兴，胡适立即用自己的轿车去迎接。4月17日，王国维携全家迁入清华园西院18号。
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李济到校后，曹云祥专门设宴欢迎，表达了对学者的尊重。席间，梁启超和大家就清华的教育方针进行了一番探讨，认为学生们虽把留美作为进入清华的目的，可是留美已不是最终目的了。他强调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曹云祥表示认同，他说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的主导思想为“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也就是说，要吸取中西方文化之精华，融化阐发以创新。
这个宗旨，后来被吴宓在其自传中归纳为：以学问为终生事业，融会中西。清华不愧是人才济济，每个大家都有传世的名言。当然，大家也都有他们自己的个性，吴宓因与一些人在思想认识和校章管理上有分歧，1926年7月7日决定辞职。不想这一天，却是他的哈佛同学陈寅恪任职报道的第一天，两个久别的校友再次相见又激动又感慨，临别时吴宓深情地说，“寅恪虽系吾友，而实为吾师”。后来两人友情长达五十多年。
吴宓辞职后，曹云祥兼任主任，他多次旁听陈寅恪的讲课，根据他的博学，特授予他为清华大学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陈寅恪所讲科目很多，其中有佛经文学、禅宗文学、世说新语研究、欧阳修研究、元白刘氏研究等。因为陈寅恪所讲授的内容大多为前人所未言，每次上课教室里都是座无虚席，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慕名而来的学校老师，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甚至北大的德国汉学家，也都风雨无阻的前来听课，30多岁的陈寅恪因此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他在开讲前就告知学生自己的讲课原则：“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有一次，学校让他给学生们出作文题，他出了个对对子题，上联孙行者，下联让学生们对。结果一半学生交了白卷。对出“胡适之”为满分，对出“王引者”、“祖冲之”也不错，但对出“唐三藏”、“猪八戒”等都不及格。
从1925年2月至1929年6月，国学研究院第四届学生毕业之时，也意味着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结束。关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的原因甚多，比如：失去王国维、梁启超两位教授，大学部与研究院学生之间的利益冲突等。王国维是在1927年6月2日在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杀，陈寅恪说王国维殉的是他的悲怆厚爱的文化理想，而不是清朝。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校内资源分配冲突，即大学部与研究院学生利益之间的冲突。1926年7月吴宓辞职，主任职务由校长曹云祥“兼理”，1927年底，曹云祥辞职后，由国民政府委派罗家伦出任校长。他在1929年清华毕业典礼上致辞时说：“这次毕业共有三班，大学部有八十四人毕业，这是第一次；留美预备部有三十七人毕业，恰巧又是最末一次；而国学研究院的同学，这也是最后的一班。”这就等于正式宣布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结束。
陈丹青在《国学研究院》描绘的五位大师：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虽然国学研究院仅办四年，但是其研究之成果颇丰，并对我国国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在研究院学习的60余位学生毕业后，大部分奋斗在教育战线，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有资料统计，清华的硕士生从1922年的9个增加到1926年的19个，博士生从1922年的1个增加到1926年的9个。短短的四年间培养了如钱钟书、季慕林、蒋天枢等一批专家学者，这是清华建校以来在国学研究和人文教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
清华辞职后被誉为“中国的泰罗”
有人说，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留下的唯一成果；也有人说，清华大学是“庚子赔款”的主要产物。言外之意，似乎早年的中国高等学府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其实，不仅学校有，每个校长也有，而他们似乎都没能超越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背景体制。
1928年，曹云祥辞去在清华大学的校长工作，由北京返回上海担任英美烟草公司驻华总部劳工顾问。尽管曹云祥在清华大学推行的改革措施，得到了多数师生的支持，尽管他培养出了一批杰出人才，但仍然遭到不少非议。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浦江清等批评者认为：“清华学校系根据美国庚子赔款而设立。故向隶外交部。其主事者均外交系中人，官场与洋派兼而有之，曾不知教育为何事，学术为何事也。这些年来成绩一无可观，又因帐目糊涂，才受研究院教授学生所攻击，外交部遂讽其辞职。”
针对浦氏过于严苛的指责，著名的政治家、法学家，也是在“一二·九”的学运领袖钱端升反击说：“虽种种积弊，未能尽除；然其宽大之气，有足多者。年来学风安静，士子得以安心向学，其功非小。且延致通儒，若梁任公，若王静安，皆足以振清华之门楣，而减美化之讥评。其创设基金，谋清华之亿万斯年，亦为善政之一。”而清华元老叶企孙先生也曾指出：“应该公平地说，在曹的任期内，清华学校是得到重要的发展的。”其实在曹云祥任期内，他实现了将清华由一个中等程度的留美预备学校改办为完全大学的计划，这是清华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这让清华的教育和学术独立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同时他领导办起了清华国学研究院，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沟通，大大提高了清华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应该说，曹云祥是清华历史上一位承上启下的校长。
1930年，国际科学管理协会总干事尤伟克去信工商部部长孔祥熙，希望能在中国成立分会，孔祥熙最初委派史悠明任总干事，半年后换为曹云祥接任，并代孔祥熙出任理事长。孔祥熙190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14年与宋蔼龄结婚，1930年担任国民政府工商部长、实业部长，他与宋蔼龄结婚时，曹云祥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工商硕士，因此也了解曹。曹云祥对此工作非常投入，举办一系列讲座聚会，出版月刊，得到了一批民族资本家的支持，被誉为“中国的泰罗”。除推动商业科学教育外，他还积极参加红十字会。1935年开始翻译巴哈伊教经典，他认为其社会主张与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世界大同”的理想相通，故翻译成“大同教”，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20世纪90年代。
1937年2月8日，曹云祥因心脏病发作在上海猝逝，享年56岁，清华师生为其举行了哀悼会，他的遗孀Elin Hailing不久移居香港，最后返回瑞典。
1936年圣诞节曹家合影，后排左起女性站立者第三位是曹云祥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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