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大体出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
伯克（油画，来源：National Galleries of Scotland）
西方保守主义的五大特征
冯克利
选自《西方保守主义译丛》序言
在中国传扬西方保守主义，于今未必是一件能讨好人的事。一是因为它引起的联想不佳。对于深受进步主义观念影响的读者来说，一提保守二字，往往会想到有碍“进步”的旧道统，想到特权和等级秩序，更直白地说，想到抵制变革的“反动势力”。
其次，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对于结构已然相对稳固，运转顺畅的社会来说，或有很多东西值得保守。但是一个亟待转型的国家，如果好的旧事物留存下来的不多，体制依然处于游移未定的状态，这时人们便更愿意用变革来换取改进，倡导保守者于此不免自作多情。徒言往圣先贤而无“活着的”旧制可以依傍，会因缺乏所谓“建设性”和“前瞻性”而为人所诟病。所以与西方不同，在中国批判激进革命意识形态的人，大多并不以保守主义者自居。
这种理解可能没有错，但也忽略了保守主义的另一些特点。
首先，保守主义虽然尚古，但它本身并不是古董。就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一样，保守主义也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思想。人们或许能从近代以前的思想家中找到类似保守主义的言论，如柏克之前的胡克（Richard Hooker，1554—1600）和巴特勒（Joseph Butler，1692—1752），但不能据此认为18世纪末之前便已有保守主义，因为那时人们并没有保守主义的自觉。保守主义是与现代世界同步发生的。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一旷世巨变，才使保守主义真正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想和政治势力。它所面对的不但是一个变化的世界，而且支持变化的观念和推动变化的技术手段，与民族国家的力量相结合，也使其规模与强度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它既清除陈旧的束缚与压迫，也能斩断一切凝聚社会的纽带。保守主义自觉与之对抗的便是“现代性”这种充满危险的一面，但它本身也是现代思想体系重要的一环。
另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保守主义是一种专属于权贵或既得利益的意识形态。其实，保守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在西方便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支持保守主义政治势力的普通民众在欧美遍布各地，可见它并没有特定的阶层归属。厌恶频繁的变化乃人类的天性之一，大变革可以为英雄带来快感，但也能给生活的每个角落造成严重的不适。多数人并不希望自己的生活成为政客施展革新大业的舞台。保守主义所要维护的不是任何特定的利益，而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模式。在保守主义看来，这种秩序的存在既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也是文明成长的要件。
再次，保守主义多被喻为政治列车的刹车器，讽其抱残守缺，不知进取，缺少“行动能力”。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如此。然而，姑不论阻止变革也需勇气和社会动员，即使从革除时弊的角度看，远有英国保守党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和丘吉尔，近有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皆表现出强大的行动力，其厉行鼎革的勇气丝毫不让于对手。可见在重新为社会定向的问题上，保守主义思想同样可以提供强大的动力来源。在国际关系领域更不待言，欧美的保守主义者通常比其他政党持更强硬的立场，更加倾向于“行动主义”。
不过，以上所述只涉及保守主义的形式特点。如果观察保守主义的思想内容，则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条理清晰的体系，而是有着十分复杂的成分。即以保守主义鼻祖柏克来说，他向不以理论家自居，其思想缺乏严谨一致的外表，法国的迈斯特与他相比，基督教宿命主义的倾向就要清晰得多。英美保守主义因柏克的缘故而与古典自由主义和法治传统结下不解之缘，同样受柏克影响的德国保守主义，则呈现出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激情。在19世纪，黑格尔是普鲁士国家主义的辩护士，法国的贡斯当和托克维尔则为现代商业文明和民主趋势提供了理论支持。此后的保守主义思想同样成分复杂，有些甚至相互冲突。例如，同为德语文化圈的哈耶克和卡尔·施米特，大概除了可以共享保守主义之名外，两人的思想甚少相似之处。在英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中，奥克肖特的思想很世俗化，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却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保守主义者在美国通常是小政府和地方主义的支持者，在法国则多是中央集权派。在经济学领域，政治光谱中偏保守的人多为市场至上派，但很多文化保守主义者对经济自由带来的物质主义有很大保留。施特劳斯对现代资本主义嗤之以鼻，可是在安·兰德看来，它是西方文明最珍贵的成果。有些保守主义者常常表现出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倾向，但也有不少保守主义者依然信守由基督教传统中演化出的普世主义。
所有这些难免给人一种印象，保守主义是一个混乱的概念。就如同哈耶克和亨廷顿所说，对于应当保守者为何，保守主义者并无统一的目标。它缺少清晰稳定的政治取向，因此不能提供一种实质性的理想。但是换一个角度看，思想色彩各不相同的人都愿意用“保守主义”相标榜，至少说明了它具有强大的工具性价值。保守主义本身可能无力提供一种完备的替代方案，但对于维护社会中某些既有的结构性成分，或避免某些政治方案的恶果，它却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种工具角度来理解保守主义，使它与其他政治学说相比，拥有更多守护原则的实践技艺。所谓“道不自器，与之圆方”，它可以为变革与连续性之间的平衡提供一定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保守主义不是政治哲学，而是一种古典意义上的“政策”理论；它不是无视现实的传统主义或文化原教旨主义，而是现实政治和伦理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保守主义虽然谈不上是一种严整的思想体系，勉强给出清晰的定义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但还是可以为它归纳出一些基本特征。作为一个复杂的思想群体，这些特征更多地不是表现在他们的共同主张上，而是反映在他们共同反对什么上。
第一，大体而言，保守主义者对于以现代技术理性为基础的进步主义持怀疑态度，他们不相信进步有无可争议的正面价值，认为眼前的经验并不足以为人的正确行为提供足够信息。无论观念还是技术革新给生活方式造成的改变，其长远后果不是立刻就能看清楚的，所以保守主义者都反对激进变革，对历史和信仰的传统持虔诚的敬畏态度。
第二，在保守主义者看来，社会不是外在于人类活动的客观事实，可以由人对其任意加以改造。社会最可贵之处，是特定群体长时间的实践活动而形成的内生秩序，它类似于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其最好的、最自然的变化是演化与生长，这个过程不排除理性的作用，但由于人性天生并不完美，所以理性在引领变革中最重要的作用是审慎。
第三，社会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家庭伦理、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来维系，它们使人们在生活中感到惬意，形成真正的权威认同。如果这些因素受到破坏，恢复起来将极为困难。因此培育和守护这些因素，乃是维持社会健康的必要条件。
第四，保守主义者对政府权力一向保持戒备，不信任基于权利平等的现代民主政体具有至上价值。他们认为贤能政治（meritocracy）更有益于社会整合和道德风气的培养；肯定基于自然原因的不平等的正面意义。
第五，保守主义还有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特点：它严重依靠历史和传统叙事，认为所谓科学思维提供的各种原理不具有道德和社会优势，因此排斥超越时空的理性批判。这使保守主义文献在话语风格上文学性多于逻辑分析，引经据典和释义成分多于体系建构，这也是保守主义缺乏系统性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保守主义诞生二百多年来，相关文献汗牛充栋，由于产生的时代和区域背景不同，各派思想杂陈，良莠不齐，即或择其一支加以系统介绍，亦恐难以办到。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仅仅是着眼于过去西方保守主义在中国相对而言译介不多，如今反思革命者众，而批判革命最有力的西方保守主义传统，却缺乏足够的文献可资借鉴，不免是一件憾事。编者愿意借这套丛书的出版，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机会，掬他山之水，浇灌我们的智慧。
是为序。
2015年8月20日于济南历山雀巢居
保守主义干货一批
| 法意编译 | 美国大选中的施密特与阿伦特之争 |
以下文章转自：读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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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罗杰·斯克鲁顿是学术界著名的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也是英国“脱欧”的支持者，2016年获英国女王颁授的爵士头衔。以斯克鲁顿2015年出版的新书《如何作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内容为核心，苏鲁闽梳理了从伯克到斯克鲁顿的保守主义的源流与开展，总结了斯克鲁顿保守主义思想的特点。在当今国际政治形势变幻不定的背景下，我们可能有必要对何为“保守主义”及其现实意义做更加深入的考量。
一个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固守
文 | 苏鲁闽
（《读书》2018年11期新刊）
论及英国的思想传统特色，人们一般都会联想其哲学上的经验主义源流及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底蕴。但在现已年逾古稀的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看来，他毕生服膺的保守主义信念其实一直是在被边缘化的困境中。但这正是他引以为自豪的。他穷且益坚，几十年如一日为之奔走辩护至今，以至于有论者视他为自十八世纪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奠基人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以来护持该理念的第一人！他亦因二〇一七年十月参与发起欧洲十大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巴黎声明”而为国人所注意。
罗杰·斯克鲁顿（来源：roger-scruton.com）
历史上将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加以清晰表达并产生本源性影响的，是十八世纪的爱尔兰裔英国政治家伯克，而伯克又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之集大成者休谟（David Hume）的同时代人，而且是时相过从的朋友。时至今日，西方保守主义分出很多支流，但总括而言，它们分享同一底色，即对人的本性与理性的不信任，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对抽象理论与理想的警惕；宁可相信人类是受自身情感与欲望驱使，因而倾向自私、非理性及诉诸暴力。休谟在他那部名著《人性论》中直言：“理性是激情的奴隶。”而伯克则对“剥去其所有关联项、完全处于形而上式抽象的裸露与孤悬状态”的任何理念一概表示不敢苟同。实践上，保守主义者视传统的政治与文化建制（家庭、教会、学校、政府等）为压制人类破坏性本能的羁縻之道。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应是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通过调节改进以达至。伯克就强调：“传承的观念促成了确定的保留原则及确定的传递原则，并且不排除改善原则。”（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Dover Publications,Inc., Mineola, New York, 2006，p.31）
保守主义者几乎是本能地拥抱实然存在的现实与传统，而他们论述中的传统更多的是一种未被阐发甚至是无法条分缕析的精神状态，因而很难发挥成一种与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相抗衡的道地的意识形态。用斯克鲁顿早年的话说，保守主义是“对人类事物复杂性的一种感知”，及“对无法以乌托邦理论之抽象演绎明晰地加以理解的价值的依恋”（Roger Scruton，The Meaning of Conservatism, 3rd edition, St. Augustine’s Press, South Bend, Indiana, 2002）。因此，斯克鲁顿认为：“保守主义发端于一种所有成熟人们共有的情愫，即，好东西毁之易，成之难。那些作为公共资产来到我们手中的好东西尤其是如此：和平、自由、法律、礼仪、公共精神、财产安全和家庭生活，所有这些，我们都要依靠他人的合作才能达成，只靠我们自己做不到。这些东西，毁之快且易，而且令人兴奋，而创造它们则很慢，艰辛而无趣。”（Roger Scruton，How to Be a Conservative, Bloomsbury, 2015）
Roger Scruton, The Meaning of Conservatism, 3rd edition 等人的“积极自由”理念（相对于之前承自霍布斯与洛克的“个人免于拘束与强迫”的“消极自由”而言），近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各届政府增进民众参与及社会福利的施政，与大西洋彼岸相呼应，推动了西欧各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崛起，不但“福利国家”建设在五六十年代取得了较大进展，其民主运动的发展也激起了西方左派自由主义分子的雄心，他们号召打破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公以达到人间社会的至善。具体表现在工会的壮大、财富通过国家权力的再分配、少数族裔权利得到强力保护以及国际普遍人权，等等。以此，“积极自由”发展成今天人们通常理解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西方知识界占据道德高地，高擎个人自由、社会正义的大旗，虽历经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与国际局势丕变，保持知识界左倾的大格局至今，极大地压缩了保守主义的话语空间。在被称为现代保守主义“经典之作”的《如何做一个保守主义者》（以下引文未标出处者，皆引自本书）一书里，斯克鲁顿开宗明义：“做一个保守主义者并非异乎寻常。但做一个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则是异乎寻常的。在英国和美国，有百分之七十的学界人士自承是‘左派’；与此同时，认同传统价值或是对西方文明高端成就有任何与有荣焉的表示，那你所处的文化环境就变得敌意日深。”以至于知识界的保守主义同道只能“缄默谨慎而行”。
有趣的是，与伯克因法国大革命的发生而系统阐明其保守主义思想类似，斯克鲁顿是通过亲历一九六八年巴黎街头左派街垒战而走上保守主义道路的。他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在巴黎做了一年讲师并“爱上了法国”。这一经历使得他的思想焦点，从文化到政治，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一九六八年五月让我明白了我所珍视的欧洲习俗、建制与文化。”史称“五月风暴”的巴黎学生街头抗争及法国知识界的激进左倾令他震惊，从此，他立志捍卫伯克创始的保守主义思想，并于学术生涯的盛年，不惜辞去大学教职，办刊物，开讲座，撰文，受访，为保守主义摇旗呐喊。
“五月风暴”期间走上街头的法国女性（来源：parisupdate）
大致归纳，斯克鲁顿的保守主义思想与实践具有以下三大特点：
一、斯克鲁顿可说是原汁原味继承并诠释了伯克的传统。后者在全面阐述其保守主义理念的书信体著作《法国革命反思录》一书中，提出了两大奠基性保守主义观点：（一）自由是有前提的、给定的。他强调自一二一五年《大宪章》到一六八九年《权利法案》以来，英国宪制传统“一直是把自由作为从我们的先辈继承而来并要传之子孙后代的限定遗产来声索与坚持的”；强调这是“特属于这个王国人民的财产，而与任何普遍的或先在的权利无涉”（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斯克鲁顿说，在伯克看来，法国革命者们所从事的激进事业就是“一种建议一个理性目标和一个达至该目标的集体程序，并动员全社会为其因之而成的既定计划倾力奋斗的政治”，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伯克把社会看成是逝者、在世者及尚未出生者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的联结原则不是合约，而是更接近于爱的东西。社会是个共享的遗产，我们要为之学着规制我们的需求，在体现为持续的取与予链条的事物中看到我们的位置，并认识到我们继承的好东西不由得我们肆意挥霍”。而这些“好东西”，斯克鲁顿进一步发挥道，就是我们身在其中、可近取诸譬的日常经历与文化熏陶。“我们欣赏笑话、艺术品、论辩、历史与文学著作、礼貌、打扮、仪式以及各种行为举止。而所有这些东西由判断而成形。文化就是涵盖所有这些被‘对真实判断的共同追求’（借用诗人艾略特用语）所组织起来的活动与人工制品。”所以，斯克鲁顿坚持伯克的观点：自由非抽象，有前提，受传统、文化传承制约。
伯克（油画，来源：National Galleries of Scotland）
众所周知，启蒙运动确立了人类理性的地位，但斯克鲁顿指出，启蒙运动也做不到与过去一刀两断，“只有把它放在长期的文化传承的背景下才有其合理性”。而作为启蒙运动的产儿，自由自身是个“脆弱和饱受威胁的事物”，“它有赖于他自己无法保证的文化基础。⋯⋯简言之，政治秩序需要文化统一体，而这是政治本身永远无法提供的”。尽管对自由主义进行认识论上的严厉批判，斯克鲁顿也承认自由主义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应该被肯定。自从宗教改革及启蒙运动动摇乃至颠覆了基督教神权以来，政治秩序就是人间立法，“政治程序提供了建基于民意首肯的大众参与、讨论协商以及法律制定。这已经融入了西方的传统，而这一传统得以保持是多得了自由主义的助力的”。但问题是，在斯克鲁顿看来，战后汹涌而起的新自由主义使得本来就嫌天马行空的自由“不知不觉滑入了谬误”，因为它把经典的“消极自由”变成了“积极自由”，甚至扩张成了“赋权”。他直指当代自由主义理论宗师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是这方面的典型。他引述罗尔斯为人称道的“差异原则”：“‘所有的社会基本利益——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须平等分配，除非任何或全部这些利益的不平等分配对最弱势人群有利。’问一句，‘谁来分配’？你翻遍其书也找不到答案。”对此，斯克鲁顿继续严肃地调侃道：“财富来到世间是打上所有权声索记号的，只能通过侵犯个人权利来废止，这个问题的讨论却不见于左派自由者的世界观。”
新自由主义横行的恶果：1%的超级富人占有绝大多数财富，平等愈发渺茫（来源：yourvibration.com）
二、支撑其上述政治立场的，是斯克鲁顿深厚的哲学修养与思辨底蕴。作为剑桥出身的哲学学者，他在长期的学术著述及社会活动中构筑了独特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并在《如何做一个保守主义者》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第一人称复数”的哲学概念。他从剖析“自由”这一近代哲学的重要基本范畴出发，以“社会契约论”思想为靶标，展开对自由主义的溯源性哲学批判。斯克鲁顿认识到，启蒙运动以降的哲学家从康德到罗尔斯都信奉个人主权，认为个人自由地与所在群体（社会、国家）订立契约。斯克鲁顿秉持伯克的思想，致力于从哲学高度对此加以反驳，指出这类主张立意高远但抽象无着，并不反映人类生活的真实情形。在他的《保守主义内涵》（The Meaning of Conservatism）一书于二〇〇二年推出第三版时（该书首版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特意补充了“哲学附录：自由主义对保守主义”一章，“于其中我尝试表明，我所给出的保守主义教义的确有个哲学基础”。他检视了康德的“超验自我”概念，认定该概念是后来无节制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哲学滥觞。在其《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一书中，康德为道德建立绝对律令，将理性立为道德评判的唯一基础。斯克鲁顿指出，康德这是在“假定我通过折减我的‘经验条件’以达至理性位置，即是将把我拴在‘这里和此时’的每一个考虑都摒除出我的思维”（同上）。这样做实际上是将理性要求推到与经验世界脱节的地步，剥夺了自我之于道德的具体动机（即康德称为与其道德律令无涉的“人的意向”）。如此一来，自我的“无解窘境”出现了：“或者我是个超验自我，顺从于理性，从而无法有所行动；或者我能够行动，却是这样的情形：我的动机是我身处环境与历史的一部分，无法对理性声音做出回应，因为它是从我经验世界之外发出召唤的。”（同上）
斯克鲁顿将康德式道德观的这一“窘境”视为他称之为“第一人称单数”理性的致命短板，理由很简单：人不可能是超验自我，因为“人生来即进入一个联结之网，他们受到其无从应许也无从意欲的力量之运作的哺育和保护。他们的生存本身就负担着爱和感恩的债务，在回应这负担的过程中他们开始认识到‘应当’的力量”（同上）。在斯克鲁顿看来，“道德绝对律令”与“社会契约论”两个抽象理论的结合，造成了抽象而来的自由主义思想肆意扩张，其流弊所及，于今为烈，上文提到的罗尔斯哲学的立场就是登峰造极的一例。同时，斯克鲁顿认为，康德的“超验自我”说建立自我的“自治”，赋予其对道德的自由追求责任，这是应当肯定的。为了捍卫这个应当肯定的“自治”，“我们就必须捍卫由之而提出责任问题的‘（第一人称）角度’”（同上）。
反映超验主义窘境的漫画：理性和激情是一体两面，理性无法实现“超验”（来源：onlyconnect.com）
到了十几年后的《如何做一个保守主义者》一书，斯克鲁顿引入黑格尔哲学，明确提出他自己的“第一人称复数”概念。他认为，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的相关论述，“显示自我意识与自由如何从自我对他人的探险中浮现，冲突与支配关系如何在对彼此的权利与义务的认知中得到克服，以及在此过程中个人如何不止获得了行动的自由，而且一并获得了他自身及他人的价值感”。“黑格尔的决定性断言是自由与自我确定的生活只能通过他人来获得，只有在使我不得不承认我在他人的眼中是一个他人的环境中，我才能充分成为我自身。我不能先获取我的自由与个体性，然后在人类关系的世界里验证之。只有通过进入这个世界，接受其风险、冲突及责任，我才能认知到我自身之自由，享受我的视角与个体性，并在人们中间成为成就了的人。”有了这样的角度和认知，再回到霍布斯式想象的社会契约论与康德式抽象化的个人自由，就会看到，实际生活中“社会契约要求一个成员关系”，康德式理论家只是为社会契约“预设了自由理性选择的第一人称单数”，但“实际上，它预设了一个第一人称复数，而归属的负担已经设定于其中”。至此，斯克鲁顿将其多年的哲学思考定型为一个独特的政治哲学概念——“第一人称复数”，用于描述将个人自由放置于已给定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之中加以考察的情景，从而合理地诠释“成员关系”中个人自由之间的紧密关系。“与另外一个人在他的自由状态中相遇，就是认知其主权与权利：承认发展中的情景不再在你的排他性掌控之下，而是你被这情景所环绕，在那位他人的眼中，由于他的考虑变得真实并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就如同他在你的考虑中变得真实并须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一样。”在已预设的情景中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第一人称复数”，也就是“我们”。斯克鲁顿指出：“我们要想确认社会契约说合理，就只能设定某种先于契约的‘我们’存在。”这里特别需要留意的是，在其有关论述中，斯克鲁顿认为“国家”是“成员关系”的最重大显现。“对生活在与其邻里之自由联结中的普通人而言，‘国家’就简单意味着将他们统一在这个国体里的历史身份与持续的忠诚。它是聚居地的第一人称复数。”回头翻检他在《保守主义内涵》一书中偶尔使用“第一人称复数”这一措辞的情形，我们看到他最初是用它来专门指代“现代用语中通常被视为国家的历经时间之共同体（the community-through-time）”。斯克鲁顿对“第一人称复数”哲学概念应用于国家定位的看重，由此可见一斑。
三、政治立场与哲学观念的紧密结合，使得斯克鲁顿有底气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现代西方社会诸领域的发展不断发出批判与抗争的声音。“十八世纪，当有组织的宗教与礼仪庄严的王权在思想家的思辨里失去权威，当民主精神开始质疑传承建制，当是人而不是神为人间立法的观念酝酿流传，神圣观念随之黯然失色。”也就是从那时起，“保守主义一直在从事拯救工作”，因为他们痛心于“所需要的持续性被无所指望地打断”。比如，上文提到，新自由主义把经典的“消极自由”扩张至“积极自由”，斯克鲁顿指出，他们在鼓吹社会正义与普遍人权方面过了头，“开始把更多的积极权利塞进消极自由的清单里，为不同国际公约所详列的自由补充额外的权利——不仅仅要求不受他者侵害，还要强加积极义务于他者”。斯克鲁顿直指《联合国人权宣言》就是这方面的显著一例。该《宣言》第二十二条规定：“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这种实现是通过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斯克鲁顿认为，基于新自由主义理念的这一条款，给出了一个关于权利的“无详细说明的清单”，实际上把经典自由主义所界定的免于国家强制的自由扩张为“对国家的声索”，从而导致“权利的膨胀”与“对人权的充满冲突的解读”。
反欧盟者推崇的欧洲画像，出自一位孩童（Wolfgang Steiner）之手。五颜六色的欧洲版图正是他们所期待的（来源：theweek.com）
更严重的是，自由概念的扩张所至，对斯克鲁顿所珍视的民族国家概念与现状造成重大冲击。这方面，由欧洲国家间缔结条约而诞生并成长的欧盟尤其令斯克鲁顿不满，因为这个超国家联盟的实践直接抵触了他“第一人称复数”哲学概念对于国家定位的强调。“要使众多的个人相邻相处，还要无论其分歧如何都使其接受彼此的意见和愿望，就必须有一个‘第一人称复数’，一个‘我们’。”由于启蒙运动的深入人心及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的确立，宗教在社会中“已经变成了一个私人事务，无法对公众整体提出要求”。所以，对西方民主国家而言：“我们为了保护反对权及捍卫妥协政治所需要的‘第一人称复数’就是国家的而非宗教的‘我们’。直到人们认同其国家、领土及其文化遗产——有点儿像人们认同其家庭，否则妥协政治不会出现。”以此观之，欧盟的问题就昭然若揭。“欧盟机构不构成‘第一人称复数’的政治表达。欧盟以条约建立，而条约是因签署它的实体而得其权威。那些实体是欧洲的民族国家，她们才是欧洲人民效忠的对象。意欲超越这些国家效忠的欧盟，就会永受合法性危机之苦。”实际生活中，这样的一个欧盟要求其成员国对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各新成员国敞开大门，造成巨大的移民问题，促使斯克鲁顿疾呼“欧洲文明有赖于国家边界的维持”，并严厉指控“欧盟，这个旨在消解这些边界的阴谋，已经变成了对欧洲民主的一个威胁”。他代表保守主义者鲜明表态：“我们承诺于民族国家，而超国家机构没收主权国家立法权的持续企图必须受到抵制。”
在战后左倾共识延续至今的知识界，斯克鲁顿的保守主义固守始终被视为另类，对此他一直以近乎孤芳自赏的态度坦然受之。他一九八二年开办《索尔兹伯里评论》（The Salisbury Review）杂志作为保守主义的舆论阵地，坚持在主编的位置上惨淡经营，一坐就是十八年，却始终只是“旷野中的呼号”（英国《卫报》，二〇〇三年三月十四日政治专栏纪念文章评语）。在二〇一六年六月欣喜地看到英国脱欧成功之后，斯克鲁顿与其他九名欧洲保守主义同道于二〇一七年十月七日发表体现他基本思想主张的、题为《一个我们能够信任的欧洲》的声明，即“巴黎声明”。旨在扩大战果，似乎也是应者寥寥。但也有令他安慰的时刻：二〇一六年六月获英女王颁授爵士荣衔，又巧合地迎来当月稍后英国脱欧公投成功，在他算是难得的双喜临门。
电子文件“巴黎声明”（来源：thetrueeurope.eu）
在我今年七月对他的拜访中，他的自信倔强显而易见，而焦虑忧郁也依然触手可及。他有感于脱欧实施进程之缓慢与混乱，认为当政女首相“太软弱”，“诸事多变”；忍不住抱怨像他这样的哲学家“少人理解”。说到脱欧后英国的前途，笔者问他的国家是否还能像他们的一位前外相所说，仍然“发挥超越自己实力的作用”，他给了个坚定的回答：“是。因为我们有众多的流散社群如加拿大、澳大利亚、非洲多国、美国，或者印度也算上。他们都说英语，践行英国习惯法，甚至采用很多英式风俗习惯。他们对我们的好感，欧洲可比不上！”笔者暗想，他用了犹太人流散社群（diasporas）一词来指称英语系国家，倒也别致，英帝国余晖在这位当代精英身上依稀可见；而英吉利海峡一衣带水之隔，造成英国疑欧、脱欧情绪如此之重，果然其来有自。交谈中他聊起今后的计划是要汇聚青年学生，“传播信息”，使保守主义后继有人。说起英国政坛乱象，他似意有所指地提及做大事业须有忠心耿耿的弟子团队，“就像贵国的孔夫子”，令人莞尔。他还高兴地告诉我，他在牛津攻读神学的儿子此刻在中国的暑期语言学校教英语，舐犊之情难掩，也令笔者感慨当今世界上中国因素的无所不在。
Roger Scruton, How to Be a Conservative
轻松读懂各种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英语：conservatism）在不同的语境下，或者不同的历史阶段，拥有不同的含义，但它们都有类似的本质：是一种强调既有价值或现状的政治哲学。保守主义一般是相对激进而言的，而不是相对进步而言的。保守主义并不反对进步，只是反对激进的进步，宁愿采取比较稳妥的方式。其特色为重视已建立之体制并试图加以维护，并且尊重传统，视传统为不同时代所累积的智慧结晶。
保守主义者随着在地区、时代等性质的不同，彼此抱持的观点或关注的议题可能不同或甚至对立。如英美现今保守主义政党通常倾向于小政府、自由市场的经济架构，以及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对抗极权主义以及共产主义，但往往现实中经常也与右翼极端主义保持有限度的合作。英美的部分进步保守主义者可能相对的支持有限度市场管控和社会福利政策；现在欧洲国家的保守派跟大洋洲国家的保守派在对待外来文化的议题比北美洲国家的保守派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虽然他们也会关心商业活动的发展，不过他们也较少反对或有限度支持福利国家政策的相关目标。
思想发展
保守主义从来不曾产生过、也不太可能会产生如霍布斯的《利维坦》或洛克的《政府论》一般的系统性著作。也因此，保守主义一词的真正涵义在今天依然有待争论，许许多多的（也经常是互相矛盾的）政治意识型态或政党都与保守主义有所牵连。
埃德蒙·伯克 强调为了社会和谐和公共利益而必须在政治上保持稳定，显现出了早期的保守主义思想。但保守主义一直要到埃德蒙·伯克写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后成为系统性的意识形态。
英裔爱尔兰政治家埃德蒙·伯克 大力反对法国大革命，但仍支持美国革命的目标。这些早期的保守思想通常坚持保守主义并非一种意识形态，因为他们认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理想有所牵连。伯克反对一个完全由抽象的理性所引导的“启蒙”社会。许多人认为伯克发展出了对于现代主义的批评，不过伯克从来不曾使用这一词，这一词也要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伯克担忧启蒙运动将会带来无法收拾的动乱，因此他主张应该保持传统的价值。
伯克主张，一些人的理性必然少于其他人，因此如果这些人纯粹依靠理性行动，他们所运作的政府将会非常糟糕。对于伯克而言，政府的架构不该是由抽象的“理性”所组成，而是应该遵循国家长久以来的既定发展模式、以及如家庭和教会等重要的社会传统。
“我们担忧人们会依照自身的理性主导其生活和交易，因为我们怀疑每个人的理性其实是相当有限的，因此个人最好是依靠于国家的既有传统。许多哲学家们都不会试着挑战传统，而是会利用他们的聪敏，寻找尚未被他们发掘的智慧。如果他们真的找到了，他们也会选择继续保留传统，同时将理性融入其中，而非完全抛离传统单纯依靠理性；因为传统，夹带着其本身的理性，也会允许理性有所活动，这种互动关系是永恒不变的。”
伯克主张，比起纯粹抽象（例如“理性”）的事物，传统更能作为立身处世的依据。因为传统经历了数个世代的智慧和考验，“理性”则可能只是一个人的偏见，不但未经时间的考验，最多也只能代表一个世代的智慧。任何既有的价值观或传统都是经历了过去的时光考验才流传下来的，因此都应该被尊重。
不过，保守主义并不反对变革。如同伯克所写道的：“无法接受改变的国家是无法生存的。”但他们坚持变革必须是透过有系统、有条理的改变，而非突然爆发的革命。革命为了某种理论或学说，会试图改变人类社会中复杂的人类互动关系，这将会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伯克大力呼吁应该避免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对于保守主义者而言，人类社会有时是根深蒂固而体制健全的；为了达成某种意识形态的计划而随意修改之和形塑之将会造成无法预料的灾难。保守主义也强烈支持财产的权利。对于18世纪的辉格党而言，没有任何东西比财产权利更为神圣的了，财产权使得个人的利益考量高过那些华丽却不实际的理论[1]。
随着拿破仑时代的结束，维也纳会议象征了保守主义在欧洲复兴的开端，抗衡经由法国大革命产生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
保守主义的流派
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是一种主张保存自身文化或民族传统的哲学。文化在这里指的可以是相当广泛的西方文化或是中华文明、又或者小至藏文化。文化保守主义试图采纳过去遗留下来的传统和制度。这种传统可能是不切实际的，例如在英国反对公制度量衡的运动，要求保持英国传统的度量衡标准。保守主义也可以是制度性的：在西方这可能包括了骑士制度和封建制度、或者是资本主义和法治。而在东方，中国的国家科举制度、以及在印度的文化宽容传统都是保守主义的例子。
而依据社会保守主义的理论，传统也可以是道德性的。例如在某些文化里堕胎被认为是错误的。一些文化里则禁止妇女在公共场合暴露她们的面貌或四肢，认为那是不道德的举动，那些文化里的保守主义者也往往会支持以法律禁止那样的举动。其他的保守主义者则采取较正面的做法，支持好撒马利亚人法、或者其他需要公共慈善协助的法律，以此发扬他们的传统文化。
文化保守主义通常主张，由于既有的传统已经在文化或制度上占有其一席之地，也因此应该被保留。文化保守主义并不一定会接受其他不属于他们的文化，这取决于他们的开放性程度。许多保守主义者相信普世的道德价值，但其他一些人则认为道德可能因为国家和民族差异而有所不同，因此只支持属于他们既有的文化。因此对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而言，在法国已被普遍接受的某种概念，并不一定适合套用至德国和其他国家。
宗教保守主义
宗教保守主义试图保存特定宗教的教义，有时会试着传播这些教义的价值观，又或者会试图将这些价值观写入法律条文。宗教保守主义也可能会支持现世的传统。有时候宗教保守主义可能会感到其自身与当地的文化产生冲突。而在一些国家，两个或多个宗教的保守主义者也可能会产生冲突，两派都宣称自己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并指责对方的观点。
宗教保守主义与其他形式的保守主义不同，因为他们的形式相当多。许多宗教保守主义者反对一切改变，因为他们认为其信仰是来自于全能而不变的上帝。被宗教保守主义所影响的政府可能会以实际政策提倡其传统价值，例如在欧盟就有一些保守主义的团体试着将特定的保守价值写入欧盟宪法。若望·保禄二世也曾游说欧盟在宪法里提及上帝，但最后仍没有成功。
而一些既有宗教的基本教义派运动，则显示出了宗教保守主义也可能会与现有社会秩序产生矛盾，他们可能会试图推翻既有现况，以回归理想中更为传统和正当的社会，有时也会以相当严格的方式解释圣经字句。这样的激进运动有时也可能是为了对抗既有政治体制的滥用、腐败、或违背教义。新教的宗教改革便是这样的例子之一。
在伊斯兰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Salafi）运动经常在政治和社会上采取激进行动，也因此常被大多数主流的伊斯兰政府所压制。原教主义者试着将他们对于伊斯兰社会的理想—亦即穆罕默德那个时代的社会，强加于他人之上，他们也经常会使用暴力的手段。他们反对伊斯兰社会后期的发展，也因此常被分类为激进的宗教保守主义。
类似的现象事实上在全世界的许多宗教里都曾发生，有时候，这种冲突反映了传统社会与过去500年内才出现的现代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冲突。许多在现代世界被称为激进宗教保守主义标签的运动，其实只是将传统宗教理想混合上现代的、欧洲革命哲学的融合—有时甚至是马克思主义。
财政保守主义
财政保守主义是一种经济哲学，强调政府在开支和借债上应采取谨慎保守的态度。埃德蒙·伯克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里写下了这个原则：
一个公民社会最初的理念所保障的，在于每个公民所拥有的财产，而非国家所要求的债主权利。公民对于其财产的权利是最首要的、最至高无上的、而又最不可侵犯的。个人的财产，无论是透过自行挣取而来、或是透过遗产继承、或者来自其他人所赠与的物品，在任何情况下，皆不属于国家所拥有…政府无论是由君王或是议会所统治，其所拥有的财产仅只限于公共财产，而其公共财产也只能来自于大多数公民所自愿给予的财产部分。
换句话说，一个政府并没有权利去借取大量债务、而又将其负担加诸于纳税人的身上；纳税人所拥有的抵抗苛刻税赋的权利，甚至要早于帮忙政府偿还债务的义务。
经济保守主义
经济保守主义延伸了财政保守主义对于金融政策的保守态度，主张政府不应该随意干预市场的运作。有时候这种保守态度也延伸至小政府的哲学。经济保守主义支持自由市场、以及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在意识形态上，经济保守主义可以追溯至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亚当·斯密[2]、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米尔顿·佛利民、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都是经济保守主义的代表，因此经济保守主义也被称为经济自由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上都支持自由市场的理念：从支持个人自由的理念延伸至对于自由市场的支持。艾茵·兰德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都从道德层面切入，主张自由市场是唯一道德的经济体制。传统自由主义反抗专制的政治权威、支持个人的自决，因此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是唯一道德的经济体制。
而在另一方面，现代的保守主义者—以欧美为主的保守主义，则是以实际的层面切入支持自由市场，他们主张自由市场是最具生产力的市场。因此现代保守主义对于自由市场的支持不一定是绝对性的，而仅是出于实际上的考量。这种支持不是道德性或意识形态的，而是出于埃德蒙·伯克的理念：能够运作的最好的体制就是正确的体制。
欧美保守主义在经济上支持小政府的理念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重视公民社会的重要性。如果政府在经济上扮演极大的角色，人们便会感觉自己不须负担太多的社会责任，也因此这种责任会被政府所承担下来，而高昂的税赋便不可避免了。
应该注意的是，虽然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历史上达成自由市场理念的途径并不相同，但在今天这种差异却相当难以区分。很少有政治家会支持自由市场仅仅是出自于“因为那较具生产力”或“因为那是正确的”，而是通常会混合这两者。这种混淆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自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保守主义在政治运动上都处在同一张“保守主义雨伞”下所造成的。
财政保守主义和经济保守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支持、以及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支持，并不一定会和社会保守主义及宗教保守主义的理念相符合。除此之外，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运作也大幅改变了既有的社会秩序，如同圈地运动和其他类似的改革，将原先传统淳朴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商业为主的现代社会，同时也可能改变社会上对于性议题的态度，例如对于色情产业的态度。在这些经济和社会政策交叉问题上，不同流派的保守主义之间也可能会产生极大的冲突。
地区政治
在西方世界民主国家，“保守派”和“右派”两词经常是可以互换的，几乎成了同义词。虽然这并非完全正确，但两者的确重叠性极高。同样的两者所反对的事物也几乎一样：左派（虽然左派团体和个人也可能抱持着保守的社会和文化态度，但他们在政治上通常会被与保守主义运动区隔开来）。而在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上，保守派和右派通常都支持自由市场—尽管这在欧洲比较少见。而在道德和伦理的议题上—例如对于堕胎的反对—也经常都是那些被称为保守派和右派的人士。
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支持稳定、逐步的改革而非激进的改变。许多保守派也反对那些排外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然而这些人通常也被归类为政治的右派，这就如同许多自由主义者也反对左派的共产主义思想一般。贸易保护主义和反移民的政策也经常会和那些支持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保守派产生冲突。受到了早期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如埃德蒙·伯克和大卫·休谟的影响，一些保守主义者也反对军事的干预主义，伯克认为帝国主义是与保守主义的传统完全冲突的，因为帝国主义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殖民社会。
不过，一些支持神权政治、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的人也常被称为保守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也常被归类为保守派，有时候一些“正统的”保守派也会与这些人联合。英国保守党便是大英帝国概念的强烈支持者。
“正统的”保守派与那些被称为极右派的人士之间的重叠程度通常是取决于一些政治上的禁忌，而非相当严谨的意识形态差异。在欧洲的议会制度下，保守派通常会与中立派甚至是左派相结盟，而非仇外而又民粹主义的极右派，虽然许多批评者也认为保守派采取了极右派的理念。
英国
伯克经常被视为是英美地区的保守主义之父。在英国，伯克的保守主义继续发展，但其影响早已不限于英国本土，遍及美国的发展使其不再特定于英国的保守主义了。伯克的保守主义与当代的英国保守主义并没有相当明确而有系统的连结。身为一个老辉格党员，伯克绝对不是所谓“保守派的创始人”。
最早的保守主义产生于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那些反对激烈变革，反对革命的人，被称为保守分子。由于当时的革命对象是君主和贵族，所以保守分子又被称为王权分子或者保皇党人。18世纪和19世纪初，经过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已经进入现代民主政治，或者说政党政治。也有人称之为披着君主外衣的共和国。当时英国政坛有两个主要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辉格党人具有自由主义色彩，主张变革，反对王权。托利党人则坚守传统，反对变革，支持王权。相对于辉格党，托利党被称为奉行保守主义的政党。辉格党后来逐渐演变成了英国的自由党，托利党则是现在保守党的前身。
托利党反映了农村地主阶级的政治态度，并且支持君王体制、圣公会、家庭伦理，并支持私人财产以保障社会秩序。到了工业革命的开端，工业和科技的发展显然将会破坏这些以农村为主的框架，新出现的产业精英份子也被视为是社会秩序的大敌。在这个时候，罗伯特·皮尔爵士试图将新的工业阶级与托利党传统的地主阶级融合，在1846年他说服了地主们支持撤销谷物法。在他的努力下，一个新的政治团体出现了，他们在试着保障传统秩序的同时也接受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的概念。传统地主和产业份子的融合最后产生了新的保守党。
本杰明·迪斯雷利给了这个新政党一个政治意识形态。在年轻时他被浪漫主义运动和当时流行的中世纪复古风潮所影响，并发展出了一套对于工业主义的批评。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回归到一个理想中合作性的社会，在之中每个人都必须对其他人或团体负起责任。这种统一概念在英国政治里仍是重要的传统之一。这也启发了后来许多保守派政府所进行的社会改革。由迪斯雷利领导的保守派政府承认了劳工阶级的投票权利。他主张许多劳工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也可以是传统保守的。
自由派和保守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结盟、加上工党的崛起，加速了自由主义在1920年代的垮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守党接受了许多由工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政策，这种让步在实际上是为了重新获取权力，但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自20世纪初期开始计划经济以及国有化的概念成了当时跨政党的共识，这主要是受到了凯恩斯主义的影响。
不过，到了1980年代，在玛格利特·撒切尔的领导下，保守党回归到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并私有化了大量的国有企业。
美国
在美国，保守主义一词是集合了众多政治意识形态的称呼，包括了新自由主义、经济保守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社会保守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同时支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反对国际主义、并提倡地方州的权利。
现代的美国保守主义在20世纪后半期结合为一股政治意识形态，以回应20世纪初期以来因为经济大恐慌而出现的许多社会和政治改变，在冷战中美国保守主义强调与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对抗，并在1980年代初期在经济上展开一连串撤销管制的自由放任政策，反对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新政。
美国政治两百年来基本是两党制。两个政党之间虽然共同拥有一些基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但也存在着许多分歧，尤其在面向变革方面，存在着一个相对支持变革的政党，又称为中左翼；和一个相对反对变革的政党，又称为中右翼。前者就是民主党，后者则是共和党。共和党初期并不是18，19世纪的英国托利党。托利党主张加强王权，加大政府的权力。相反，共和党反对大政府，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反对政府过大权力对公民造成损害。虽然共和党被称为保守主义政党，但和经典的保守主义还是不同的。这也证明了为什么保守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都拥有不同的含义。虽然保守派在两大党都有一定数量的派系存在，但到了今天民主党内的保守派早已消失殆尽，目前几乎所有的保守派都自认为共和党支持者。在2000年和2004年，大约80%自称为保守派的人都投票给了共和党[3][4]。
共和党在政治和理论上的基础，可以追溯到20世纪几位著名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米尔顿·佛利民等。哈耶克就自称是一个老辉格党人。只是相对于现代西方的自由社会主义思潮，他们坚守19世纪自由主义传统，反对社会主义，因此被称为保守主义。
在美国，自由主义一词早已改变了原意，哈耶克认为涵义的改变是从罗斯福任内开始的，小罗斯福实行的新政在当时被贴上社会主义和左翼的标签，由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在美国被长期抹黑，小罗斯福于是改自称为自由主义者。自从那时开始，“自由主义”一词在美国改变了涵义，与原本18和19世纪的自由主义完全不同了。哈耶克便主张他并不是所谓的保守主义者，反而他才是真的自由主义者，而那些新自由主义者只是冒充者，他也因此一直拒绝放弃这种称呼，但美国的自由派认为天生的不平等已经妨碍个人发展的自由，如缺钱念大学等，所以需要政府介入补助才可能达到人类真正的自由。
流派
美国保守主义又有许多不同的定义，保守主义一词也可以套用至各种的理念或意识形态。
1. 经典保守主义或称传统保守主义、古典保守主义：反对在政府和社会制度上的激进变革，这种形式的保守主义其实是反意识形态的，因为其强调程序（稳定而不急躁的改革）高过特定结果（任何形式的理想政府）。对于经典保守主义而言，只要改变是经由正当的法治程序、而非经由革命或突然的变动，那么不管最后的政府是属于右派或左派都是正当的。
2. 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又称右派保守主义：与反意识形态的经典保守主义相较，右派保守主义如同其名称所代表的，支持特定的意识形态。其意识型态通常又可以分为上述的社会保守主义、财政保守主义、和经济保守主义。这些子意识形态包含了许多英语国家的保守派支持者，这些子意识形态也常会被个别地吸纳入其他政治立场上。
3. 新保守主义，是美国近年来出现的一种保守主义，由于有别于美国共和党传统保守主义，因此称为“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主要是从自由主义转变而来。一些左派自由主义分子，反对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主义的激进变革，思想趋于保守，从而形成新保守主义。他们的思想根源，和传统保守主义不一样，传统保守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埃德蒙·伯克思想基础上的。但新保守主义并不信奉伯克的思想。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倡导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和平，也不得不与鹰派妥协，去打击世界上奉行“恐怖主义”与“包庇主义”的国家或地区，这就是“先发制人”战略，也经常被人戏称为“国家恐怖主义”，其典型正是伊拉克战争。
4. 旧保守主义在1980年代为对抗新保守主义而崛起，强调传统、公民社会、古典联邦主义以及基督教传统。他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中央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试图改造人性的邪恶举动。保守主义者主张，西方社会的主流政治势力已经抛弃了创造和形塑其文明的传统和价值观，也因此他们认为保守派必须反对现状。在政治上，他们极力反对中央集权，强调权力分散、地方自治、私人财产、以及将官僚机构最小化。在社会上他们主张传统主义，支持基督教道德秩序，并宣称小家庭为人类文明的轴心。他们认为多文化、多种族、而又奉行平等主义的社会在本质上是绝对不会稳定的。他们也反对美国干预他国的战争。
欧洲大陆
在欧洲大陆，保守主义的主流通常是以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为代表。这些政党组成了欧洲人民党──欧洲议会里的主要政党联盟之一。这些政党通常是起源自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的天主教政党，拥护天主教的社会理念。随着时间发展，保守主义逐渐成了他们的主要政治意识形态，天主教色彩也逐渐淡去。德国的基民党、以及其联盟政党拜恩基督教社会联盟都是属于新教-天主教结合的政党。
而在北欧，保守主义通常是由自由保守主义的政党如瑞典的温和党和丹麦的保守人民党为代表。在国内政策上，这些政党通常支持市场为主的政策，一般也会从商业团体和白领职业阶级获得支持。而在国际上，他们则会支持欧盟以及国防的重要。
一般而言，欧洲的保守派在许多社会和经济议题上会比美国保守派采取更为温和的态度。他们也较少反对福利国家政策的那些目标，虽然他们也会关心商业环境的发展。不过，一些团体也采取了更进一步的自由放任政策，尤其是因为受到了撒切尔主义的影响。欧洲的保守主义团体通常强调在政治上采取谨慎、温和的态度，主张应以已经实践过的做法为主，反对激进主义和未经实践的社会实验。对于高阶文化和既定政治制度，如君主政体的支持也在欧洲保守派之间相当常见。主流的保守派团体通常也坚定的支持欧盟。
中国
清朝末年，康有为主张在原有的法统上循序渐进地改良，反对孙中山的革命，可称为现代中国保守主义鼻祖。五四运动时期，形成文化激进主义的高潮。回应激进主义的挑战，保守阵营也形成新儒家学派。
新保守派
选自《右派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
（英）约翰·米克尔思韦特，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著
王传兴译
右派究竟通过什么戏法，使里根摆脱灾难而成为总统?答案部分可以从右派的对手吉米·卡特那些不起眼的小缺陷中找到。就在尼克松辞职前夕，卡特的支持率最终下跌到比尼克松还低3个百分点。但相比之下，里根之所以能够当选，更多地是由于反对自由主义的人数在不断上升。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这一最大的保守派团队，决心将这种反自由主义的声浪变成一场连贯的运动。基层战士与知识分子开始携手并进。
对于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来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左派的过激行为，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黄金机会。巴克利的《国民评论》展现了他的先见之明，而非反常古怪；米尔顿·弗里德曼一度显得激进危险的思想，吸引了一群人数不断增加的崇拜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芝加哥学派培养的经济学家中，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超过任何机构，尽管打算实施其思想的国家似乎只有智利——一个国际弃儿。然而，右派知识界发生的最重大变化，是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出走——20世纪60年代是他们的转折点。
新保守派恰恰起源于美国民主党的核心地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纽约和波士顿以学术为生。但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哈佛学者——面容清瘦、具有贵族血统。他们大多是犹太人，几乎都是移民的后代。有一些成长在意第绪语和英语并用的家庭里。新保守派的核心成员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丹尼尔·贝尔、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 和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r)在20世纪30年代都就读于纽约城市大学。当时，纽约城市大学为那些不能到长春滕盟校上学的纽约穷人和犹太人提供了接受一流教育的机会。新保守派是极端的现代主义者。他们不会四处表达自己对往昔荣光——中世纪基督教世界、19世纪的资本主义或者旧时的南方——的怀旧之情。青年时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属于这样或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但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接受了老式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注重精英领导价值、崇尚高品位文化、主张充满活力的混合经济制。就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正是由于左派背叛了这种自由主义，使得他们变成了新保守派。
新保守派痛恨发生在美国大学里的事情，这些大学使他们走出了犹太区。当学生们捣毁学校财产时，美国理性殿堂的权威怎能悠然自得地袖手旁观呢?那些本应关心智力水平的人怎么会同意在学校引进配额制呢?批评越南战争并没有错，但那些养尊处优、乳臭未干的人怎么可以焚烧美国国旗?他们怎么能够说美国总是错的，而批评者却总是对的呢?一些人的家人正是因为移民美国才躲过大屠杀劫难，他们对不分青红皂白的反美主义尤其反感。
这些思想家为右派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首先，他们非常国际化。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是莱昂内尔·特里林的门生，并于1950年至1952年间在剑桥大学求学于F.R.利维斯(F.R.Leavis)。1953年至1958年间，克里斯托尔以伦敦为据点，与他人合编杂志《遭遇》(Ehcounter)，并把儿子比尔送到法国国立高等学校里学习。至关重要的是，新保守派讲的是社会科学的语言。保守派长期以来坚持认为，政府计划会弱化社会的自然契约。新保守派表示，社会问题比其自身显现的要难理解得多，而“伟大社会计划”之类的社会工程，受尽了自身乖张后果的折磨。福利支持会强化依赖性。优惠待遇使人免于竞争，因此可能会使本该获益的人受损。过分热心的平等主义会侵蚀像纽约城市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从而减少社会流动性。新保守派爱揭发右派的丑事，就像当年怀疑强盗式资本家的那些人所做过的一样。
新保守派也详述了非正规组织机构的重要性，而这是其他社会科学家所忽视的。1965年，美国劳工部年轻的官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因一份文件而引起轰动，文件的原件上并没有出现他的名字，但该文件随后立即有了一个别名——莫伊尼汉报告。该报告认为，城市黑人的贫穷大部分源于家庭的瓦解。其他的新保守派则表示，一个社会的"小团组”——自愿组织机构——对社会健康起到的作用要比雄心勃勃的政府计划重要得多。他们同时发出警告，社会的失序状态对社会安宁造成的威胁，远远超过了宽容的自由主义者的想象。换言之，他们以社会科学的语言来装点自己传统的保守主义洞察力。
新保守派用不着赢得每场争论，他们只要发出不同的声音，就能够打破自由派权势集团宣称自己对专门权威见解的垄断。自由主义者此前一直享有或许只有决策者才能拥有的宝贵资源——人们认为他们代表着客观科学的智慧。他们会说，这不仅是他们自己的意见，这是科学的正统。新保守派终结了这种信手拈来的虚构说辞。
新保守派还为右派批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增添了一柄锐利的武器。激起新保守派对自由主义外交政策进行批评的诱因之一，是联合国对以色列不断增加的敌意(1967年中东战争以后，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的领土，联合国对以色列的敌意也由此增加)。新保守派也日渐相信，美国正在冷战中失败，军控变成了绥靖，苏联正以越南的胜利为基础建设共产主义。"越南综合征"使美国的核心集团陷于瘫痪。如果说右派的《国民评论》打破了孤立主义的控制，那么新保守派则远为坚定地将这一宏伟的运动推向国际主义的营垒。
外交政策的道德路径，有一个理智的教父。除利用社会科学外，新保守派也依靠列奥·斯特劳斯的思想洞察力。斯特劳斯是战后时期最晦涩难懂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在某些方面，列奥·斯特劳斯之于新保守派是一个奇怪的选择。他是一个精英主义的政治哲学家，对社会政策的细枝末节毫无兴趣。他的职业生涯是在芝加哥度过的，而不是在新保守派的世界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然而，斯特劳斯的影响不容低估。他与莱昂内尔·特里林一样，是在理论上影响克里斯托尔的主要人物。克里斯托尔把自己被引人"非乌托邦的政治学"领域——一这种政治学的基础，是帮助人们应对真实的世界，而非构建一个理想的理论——归功于斯特劳斯。
斯特劳斯挑战了美国最为珍视的有关进步、民主和普通人智慧的一些设想。他认为启蒙运动没有改善人的状况;相反，他坚持认为，伟大的思想繁荣乃是古希腊人的成就。他鼓励学生专心研读古人的伟大作品，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如果刻苦学习的话，这将使他们有机会从望远镜的另一端来注视这个世界——不是现代人俯视古代人，而是古代人注视现代人。斯特劳斯坚持认为，从民主的自我毁灭之途中拯救民主的最佳途径，就是能够引领大众的受教育精英。按照米尔顿·希梅尔法布的说法，斯特劳斯主义就像克里斯托尔的近亲，"邀请人们加人少数特权阶层的队伍。这些少数特权阶层才刚刚从洞中爬出，一边裸眼凝视太阳，一边还在留心黑洞中的其他人"。斯特劳斯远离自由主义的道德相对主义潮流，他使用世俗话语中长期被禁用的词语，如"善"与"恶"、"美德"与"恶行"。他认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标准，不是人们享有的自由度(这是哈耶克一类的自由意志论者所特别钟爱的)，而是该社会公民的善良程度。斯特劳斯不断地使新保守派坚信，美国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人们缺乏自由，而在于个人美德的沦丧。
乍听起来，这有点像威廉·巴克利的信仰。但是，斯特劳斯学派的传统来自于雅典而非罗马。巴克利的保守主义是建立在他的天主教信仰基础之上的，而斯特劳斯学派的保守主义则是建立在古代(希腊)哲学基础之上的。当涉及宗教信仰时，斯特劳斯学派大部分是不可知论者，但是，他们却认为宗教有助于社会团结和美德。他们的作品中随处可见"高尚神话。。他们似乎想说，宗教虽不真实，却可以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实现有益的社会目标。
他们乐意接受"高尚神话"，只要这是由他们促成的，只要这有助于将新保守派打造成"马基雅维利式的幕后操纵者"。他们真的组织良好吗?如果暗示说，团结一致根本不曾在这一运动的发起者之间存在过，这种说法当然是很危险的。20世纪60年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然是民主党人:莫伊尼汉最终将成为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而新保守派的一大特点就是能够建立起一个组织网络，以使保守主义思想在自由主义主导的知识界常新。他们着手利用基金会，大力发展组织，创办杂志。1965年4月，季刊《公共利益》面世，试图为"伟大社会计划"开一剂"治疗现实"的猛药。在诺曼·波德霍雷茨编辑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月刊《评论》里，充塞着诸如《社会政策的局限》、《自由主义与自由教育》和《增长及其敌人》之类标题的文章。
在使新保守主义从一种冲动变为一场运动的过程中，欧文·克里斯托尔是最竭尽全力的一个人。青年时代在纽约城市大学就读时，克里斯托尔是一个托派分子。1942年他在军中服役，开始不断朝右派方向发展，从此再也没有回头过。他的职业生涯包括长期合作编辑《遭遇》杂志，在基础图书公司(Basic Books)任过一小阵的高级编辑，是《公共利益》杂志以及再过一代人后出现的《国家利益》的主要创办者之一。《国家利益》主要关注外交事务。克里斯托尔思维敏锐、具有沟通交流和组建机构的才干，且富于幽默感(他曾经这样定义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只要能够拿到最低工资，18岁的姑娘演色情电影也没关系)。他与富有的捐款人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如尼克松的财政部部长威廉·西蒙。他非常善于鼓动别人提供助学金和研究生奖学金资助，以至于他的保守派同事戏称他为教父。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祖德·万尼斯基(Jude Wanniski)给克里斯托尔起名为保守主义运动的"无形的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