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和莫言之间有什么关系（莫言张艺谋等人的老照片）
时隔三十年，影片经过原底标准拷贝，2K高清修复，杜比全影声制作，正在全国影院绝版热映和影迷们再次见面。作为电影的原著及编剧，这是莫言第一次获得国际上的认可——1988年，改编自莫言小说的张艺谋电影《红高粱》荣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回顾他与电影的缘分之路，莫言认为《红高粱》是目前最让他感到“幸福”的一部！
1988年，《红高粱》在拿下柏林影展最高奖金熊奖后，影片在国内公映，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力，在当时一张电影票价几毛钱的情况下，票价居然炒到5-10元。张艺谋曾说过，他在电影《红高粱》上的成功要感谢莫言提供给他一部好的小说。
莫言曾怀疑张艺谋看走了眼
莫言对张艺谋曾讲：“改编我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非但无关，我还要欢呼你的好勇气。拍好了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的耻辱。”
当时国家有规定，小说的电影改编费是800元钱。莫言一开始不想参加改编，但张艺谋希望他参加编剧，因为牵扯到一些民俗文化。编剧是三个人，一个是陈剑雨，一个是朱伟，还有就是莫言。稿子是当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剑雨执笔的。张艺谋在之后作了大量的精简，莫言看了后觉得很惊讶。也就几十个场景、几十个细节就能拍成电影？后来莫言明白了，电影不需要太多的东西。比如“颠轿”一场戏，剧本里几句话，在电影里就“颠”了5分钟。
张艺谋发电报给莫言：救救高粱
1987年6、7月间，张艺谋给莫言发去一封电报，希望莫言能回高密帮他们找县里领导获取帮助，说是高粱长势不行，但张艺谋坚持要在高密拍。他先在1987年春天派了一个副导演杨凤良到高密，跟老百姓签了合同，种了两块高粱。
莫言接到张艺谋的电报就回去了，到孙家口一看，差点儿哭出来。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高的不足一米，低的只有几拃。叶子都打着卷，叶子茎上密布着一层蚜虫，连蚜虫都晒化了。第二天，剧组找到县委负责同志，批了5吨化肥。县里领导还把种了高粱的乡领导召到县委开了会，要求他们把管理高粱的事当成“政治任务”。
曾经怀疑片子会砸在巩俐手上
快开拍的时候，莫言曾想把剧组的全体成员请到家里去。当莫言把消息告诉家里人时，家人都很兴奋。只有父亲则不声不响地扛着锄头下了地，一直劝他谨慎，不要张狂，否则必遭祸患。就像剧中那句“盖头一掀必生祸端”。
一辆涂着若干大字的面包车停在莫言家的打麦场上，从车上下来了张艺谋、副导演杨凤良、“我爷爷”姜文、“我奶奶”巩俐、摄影顾长卫。
莫言回忆到：“我一开始对巩俐的印象一般。她当时在高密县招待所的大院里挑着木桶来回转圈，身上穿着不伦不类的服装，脸上凝着忧虑重重的表情。”
莫言一直认为离自己心目中的“我奶奶”形象相差太大。在他心目中，“我奶奶”是一株鲜艳夺目、水分充足的带刺玫瑰，而那时的巩俐更像不谙世事的女学生，那时怀疑张艺谋看走了眼，担心这部戏将砸在她手里。事实证明，莫言的判断错了。
电影拍出来后，莫言看样片感到一种震撼，它完全给人一种崭新的视觉形象。在视觉、色彩运用上营造出这么强烈氛围的《红高粱》是新中国电影第一部。
当1988年春节过后，莫言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电影确实是了不得。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30年过后的今天，莫言已斩获荣誉无数，但沧海桑田中依旧保持着对艺术的卓越追求，伴随着《红高粱》2K修复版的全国绝版上映，让我们一起前往影院回味那激荡炙热的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