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巢人范增（居巢人范增文言文）

居巢人范增（居巢人范增文言文）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项羽称呼范增为“亚父”，意思是将范增视为自己的父亲一样的尊敬，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范增第一次在历史舞台上露面，是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六月项会薛计事之际，“居巢人范增，年七十，素居计好奇计，乃往说项梁……”。在这里，司马迁只交代了范增的籍贯、年龄，未言明其字（古人依惯例者有字），《集解》《索隐》《正义》对此也都未加考注。

及至鸿门坐宴，“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对于这里突然冒出的“亚父”，《集解》引如淳曰：“亚，次也，尊敬之次父，犹管仲为仲父。”推源考流，项羽尊事范增为“亚父”的说法，就是源于此。可是我们细加考察，却发现如淳的解注是根本错误的。

单独释“亚”为“次”，未尝不对，但如淳据此而断“亚父”意为“尊敬之次父”，并援引“犹管仲为仲父”，这是不能服人的。我们先看管仲被称为“仲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释名·释亲释》谓：“父之兄曰伯父，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之弟曰仲父，仲，中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父，癸也。”可见仲父之“仲”有“中”“次”含意，是由于把仲父置于家族血亲系统中而确定其地位的缘故。

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但二人仅是一种亲密的君臣关系，并无血亲关系，所以桓公口中的“仲父”已大不同于家族辈分的“仲父”，它只是一种称呼的方式而已。我们知道，管仲名夷吾，“仲”是行辈而作字用，“仲父”之谓是古人在字后加“父”的称呼方式。按照如淳的逻辑，管仲被称为仲父，那么只有“范亚”才同样地被称为要父，“亚”应是表示表记符号的“字”，何以“亚”有“次”意呢？

再看如淳是怎样误解了“仲父”的“父”。《谷梁传·隐公元年》：“公及仪父盟于昧。”注曰：“仪，字也，父犹傅也，男子之美称也。”《史记·齐太公世家》：“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集解》引刘向《别录》曰：“师之尚之父之，故曰师尚父。父亦男子之美号也。”《康熙字典》引《广韵》：“父，男子之美称也。”

足见用于字加“父”这种称呼中的“父”，并不表示血亲关系，而是对成年男子的一种普通称呼，有时可写成傅，或甫、夫。当然“父”也可以表示对老年男子的尊称，如《诗·大雅》“维师尚父”，笺曰：“尚父，吕望也，尊称也。”但即使承认“仲父”“亚父”是一种尊称，也不能像如淳那样训解成“次父”，把有作尊称符号的“父”混同为父亲、伯父、仲父等表示血亲关系的“父”。

除了上引师尚父（吕望字尚）、邾仪父（仪是邾氏之字）、管仲父外，常见的用“字十父”称呼的还有：孔了被称为尼父（孔丘字仲尼）、秦昭襄王称范睢为叔父（范睢字叔）、吕不韦号称仲父（仲亦是吕不韦之字），再就是范增称亚父了。

《康熙字典》对此有过总结：“父，男子之美称也，诗大雅‘维师尚父’，笺曰‘尚父，吕望也，尊称焉’。按管仲称仲父，孔子称尼父，范增称亚父，皆仿此。”

至此可以说，“亚父”同是“字十父”的称呼方式，“亚”只能是范增的“字”。

《资治通鉴》两汉部分的主修人刘攽其实早已指出过：“仲父自是管仲之字，亚父亦增字。”但这里的“父”是不应算在字的范围内的，另据日本学者水泽利忠《史记会往注考证校补》，南宋绍兴庚申年（1140年）刊行的《史记集解》本。将“亚父受玉斗置之地”中的“父”换成了“夫”字。这证明如淳释“亚父”为“次父”是错误的。

也正因为称范增为“亚父”是一种普遍的称呼方式，所以不独项羽一人才能口称“亚父”，刘邦、陈平等都直呼范增为“亚父”，如刘邦逃离鸿门宴时对张良说：“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陈平说“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甚至汉营侍卒也说：“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

司马迁对“亚父”词也是单独使用，从来没有把它与项羽连到一起构成“项羽之亚父”的语法结构，如《高祖本纪》：“亚父劝项羽击沛公”，“于是项羽乃疑亚父”，在所有《史记》篇中都是如此使用“亚父”来指范增。但对“季父”的使用却不同，总是“项羽之季父”结构，如“项籍者，下相人也……其季父项梁”“楚左尹项伯者，下相人也……其季父项梁”“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这就从语法角度反证了“亚父”不是项羽的“次父”，它只是对范增的一般称呼而已。

“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从整个句式看，这是司马迁用插叙手法来补充交代范增之字，后人曲解“亚父”，则是误会了太史公的史笔。

参考：1.《史记项羽本纪》

2.《史记陈丞相世家》

3.《辞海》

4.《康熙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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