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鹤年的发家史：第一桶金，居然是靠日本人！

学业优等生

郭鹤年的父亲叫郭钦鉴，是清末出生在福州地主家庭的幼子。

清末战火纷飞，军费等各种开支远超以往和平年代，所以筹措军费开支等导致苛捐杂税异常繁重。

“即使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即使郭钦鉴在那个文盲遍地的时代，是一个识字会算数的年轻农民（地主家的），也很难找到混生活的机会。所以郭钦鉴为了改变自己的境况，在1909年15岁的时候就跑到新加坡，去投靠堂兄。这个堂兄在郭鹤年的自传中，大概是1906年去的新加坡，当时17岁。

郭氏兄弟新加坡之迁，是浩大历史潮流的一朵浪花，是下南洋潮的一个缩影。

辛勤的中国人总是能找到生存、致富的突破口。

下南洋是近代中国持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

与闯关东、走西口不同，下南洋的目的地是模糊的，涵盖了当时东南亚多个依旧是列强殖民地的地区。

西方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在当地建立了系统的组织、法律体系，带来了稳定的社会、工业化生产技术和海洋法下较好的营商环境。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市场化为主导的海洋法体系，自然带来了诸多的发财机会。商业嗅觉灵敏的广东福建人自然不会错过这机会，纷纷下南洋寻找发财机会。

殖民地并不是大家潜意识里想的那样被宗主国榨干，被殖民的都生活的很惨。像郭氏兄弟这样举目无亲地跑到新加坡的，有什么政治背景？有什么资本？人家还不是从一个小商店的店员做起，后来积累了点资金去做生意，就做成了比较大的生意，发了财。像这样草根逆袭的故事，在南洋并不罕见。

对比晚清版图里，南洋这个地方可谓天堂。要了解晚清的状况，有一本小说讲的反倒比其他任何东东尤其是历史书，好的多的多。那就是高阳写的《胡雪岩传》。

高阳是笔名，真名是许晏骈。他民国初年出身于钱塘望族，祖上曾官至军机大臣（光绪时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许庚身），自己也曾是国民党的军官，还做过国民党参谋总长的秘书，对于清末民初的历史、社会情况了解的与现代那些历史研究者用天壤之别来形容完全不过分。

如果要咱评价高阳的《胡雪岩传》，那就是：东方经济学的《国富论》，可以比肩《盐铁论》了。

回到主题，郭氏兄弟二人有点文化，人又精明，尤其是郭钦鉴，在农产品贸易工作中积累了经验和资金后，跑到新加坡旁边的马来西亚新山去做生意，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香料贸易中发了一笔大财。

一战结束的时候，这两兄弟也才不到30岁啊，这么年轻发财，而且是真正草根，别地哪里还有？南洋能不是天堂吗？

有了钱之后，婚姻自然也门当户对了，郭钦鉴经人介绍，娶了地主家庭出身的、上过女子学院的郑格如。然后就有了郭鹤年几兄弟的出身。

母亲对于子女成长的作用毋需多言。郭母有文化，对于孩子的成长尤其是文化知识自然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较好的家境，也能负担郭鹤年几兄弟的教育经费。正如世界各地华人子弟成绩优异一样，郭家几个兄弟，鹤举、鹤龄、鹤年也成绩很好。

郭鹤年的成绩更是出色，进入了莱佛士学院学习，这是1941年5月，郭鹤年这时候17岁。

莱佛士书院（Raffles Institution ）是新加坡的一所公学性质的私立男校。作为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学校，莱佛士书院一直都是新加坡最顶尖的学校之一，学校由新加坡的发现者及首任总督、英国人斯坦福·莱佛士爵士于1823年6月5日创办，原名新加坡书院（Singapore institution），1868年为纪念莱佛士爵士而更名为莱佛士书院。

在该校长达100多年的历史中，培养了新加坡几乎所有重要的政商界人士，包括新加坡的两位总理李光耀与吴作栋。

也正是在莱佛士学院，郭鹤年结识了李光耀和Tun Abdul Razak（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也许郭鹤年不经商的话，会是20世纪末东南亚政坛的风云人物吧。

日占时发迹：郭氏奇遇

1941年12月9日，因为日军进攻马来半岛，莱佛士学院不得不关闭，郭鹤年也就此告别了校园生活。

战争改变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分配格局。

危机危机，危中有机。

1942年3月中旬，日军奠定马来战局的胜利，开始整顿占领区的秩序，命令居民回到原生活区。郭家也回到了新山的家。

日本对马来占领区实行严格的管制，自然经济资源也是以军方为主导。

虽然很多在新山的华人家庭遇难，郭鹤年的许多华人同学也惨遭不幸，但是郭家却有着大机缘。

一个台湾人，祖籍应该是福建的，在日本军队中任职。也许是因为人性中对友情和乡情的需要吧，毕竟在日本军队中台湾人是边缘存在（日本军队并不是全是日本人，用脚指头想也知道啊，兵源肯定有很多占领区的。对平头百姓来说，哪里当兵都是当，大乱年头有口饭吃就行），这哥们和郭家交了朋友。同时，他把郭家的三个儿子介绍到三菱贸易去工作。

三菱贸易是当时新加坡最大的日本公司，在日军占领新山后准备在新山开展业务，正缺人手。日本军事管理局当时授予三菱公司马来西亚大米和烟草的经营特许权，多么有经济权力的单位啊！富得流油的部门！

当时马来西亚自产的大米只能占自身需求的3到4成，大部分是从泰国进口的。大米是必需品，所以，这个垄断的利益利润，那么，然后，都懂。

三菱公司新山办事处的负责人是上村五郎，郭鹤年成为了他手底下的第一个雇员。之所以能拿到这么美的肥差，除了台湾大哥的关系网，也有他莱佛士学院优等生的履历因素吧。

这时候是1942年7月，郭鹤年18岁。

精明能干的郭鹤年，很快就成为了大米部的负责人，之后还兼管了一些烟草事务。而他老爹，也在他的朋友拿督翁（日本军事管理局任命的柔佛食品监控官）的关照下，拿到了大米批发和零售经营许可证。呵呵，老爹向儿子买米，哈哈，上阵父子兵了，一家人把产业链条打通了，这个盈利能力嘛，哈哈。

郭鹤年老板在自传中说，他那时候积攒了几百万香蕉币。自传里，郭老板说，那时候华人咖啡馆一杯咖啡50香蕉币，现在一杯星巴克咖啡人民币多少钱，哈哈，知道郭老板的差事有多美了吧。不过真正有多少，那自然得当事人心里才知道了，有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而已。财不外露是华人的古训之一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英国佬宣布日元不再是合法货币。乍一看，郭氏手里的香蕉币要一文不名了。嘿嘿，但是，英国佬在回归来之前，他们把手里的香蕉币换了日本人的货物。

英国佬害怕日本人负隅顽抗，于是推迟到9月中旬才回来。这期间，由于郭氏兄弟都在日本公司工作，关系都不错，于是把手里的香蕉币都换了日本公司的库存货。毕竟日本佬战后都要被遣返日本，拿了香蕉币，回国能花啊。而且因为日本佬急于脱手货物，避免被盟军收缴，郭氏兄弟还拿到了优惠价。

战乱的时候，尤其是政权更迭的时候，信用货币就是一张废纸，只有实物真正有价值。也靠这个契机，郭氏又获得了战后发展的充足资本。而其他新山的商家却还在战争的伤痛中，郭氏牢牢掌握了先机啊。

辛亏郭氏是在马来西亚那个地方。如果是在其他的地方，为日本人工作过，即使是不情愿的情况下，会不会被认定是汉奸，然后被审判呢？

总之，郭氏没有被回归的英军计较，反而看中了他们的商业网络和资金实力，给了郭氏战俘营的食品供应合同。之后还被英国人指定为新山及附近地区的米、糖、面粉代理商和经销商。就这样，与回归的英国殖民政府又搞好了关系。

这个时候，郭氏家族，有钱，有关系（和政府关系良好；父子两代又深耕农产品贸易，从东南亚农产品产地到流通各环节人脉网强大），又有人，青年一辈的郭鹤年几兄弟和他们的堂兄弟20、30来岁年富力强，郭家几兄弟是优秀的知识青年，还有郭鹤年为核心的年轻一辈的明确领导体系（郭鹤年在日占时已经做到三菱大米部负责人，掌握家族事业的命脉，自然是家里的话事人了）。

想不在战后腾飞，都不可能。

起码柔佛州这个地方，郭家可以掌握市场。

后记

郭鹤年是他爹大房的第三个儿子，总的亲兄弟里排行第三。按宗族的规矩，嫡长子是主要继承人和话事人。一般而言，如果是按部就班进入成熟的家族企业和家族事务，论资排辈，很难说是成为掌权人的。

自传里，郭老板说，从小父亲和其他家里长辈都宠爱着大哥鹤举，对其他兄弟有区别对待，这似乎也反映了郭家在郭鹤年父辈里，宗族观念是很强的。

“七分天注定，三分靠打拼”，命运非常眷顾郭鹤年。一场战争，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轨迹。

在三菱工作的3年多，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父亲没给他的机会，三菱公司给了。大米部负责人的位置，奠定了他在家族中的地位，而且也让他积攒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而且是巨额财富，3年多，就积攒起码几百万香蕉币。

是不是，在经历战乱、经济萧条、动荡这些可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太过于悲观？

也许，哪天命运就眷顾你了呢？

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项某说:彼可取而代之。

当然，大部分肯定都没有被眷顾的命，可是时间也不会暂停，有点盼头总是会比没有盼头，有点意义。

人都是靠情绪冲动活着的，没有情绪，没有PASSION，肯定死的很快，估计是抑郁死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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