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后人为啥不能与李姓人通婚（胡雪岩后人有哪些名人）
史事挖掘机
他们早已静默如尘埃，分散在角落里，随着各自命运的辙痕起伏。祖宗阿太（胡雪岩）的传奇，只是童年傍晚，祖父母偶尔与子孙闲聊的片断。胡雪岩出身寒门，由极盛而衰，仅历时十三载，家族刚形成便遭遇变故而解体。说到显赫，这个家族只有个人，并没有先迹或后续的传承。
与祖宗胡雪岩“拉”上关系，那是“文革”年代，子孙们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曾被批判为“买办资本家”的胡雪岩，在近些年，忽然成为民间文化热捧的“红顶商人”。但对子孙而言，日子一如既往，“如果我们活在祖上的荣光里，早就无法面对现实生活了”。
逃离“芝园”
“夜里火苗从帐子上燎起，发着蓝色的光”，1918年“芝园”的一场蹊跷火灾，结束了余息尚存的杭州最显赫家族的历史。胡雪岩在1885年的衰败，并没有将胡家彻底击垮。奈何一场始料不及的火灾，让他精心经营起来的宅子和一大家子，迅速分解。
时值严冬，为防火灾而设的大铜缸里，水全部冻成了冰块。胡雪岩的孙媳妇戴泳霓在慌乱中大喊一声，“是我的人跟我走”，带着丈夫胡萼卿这一支的老老少少，逃了出来。整个家族人多平安，但是“芝园”被烧得不堪收拾，只残留门口的轿厅一间，一家人残度腊月新年。这一天也成为胡家的“家难日”，往后每年此日，全家吃素一天，年年不忘。
当若干年后，戴泳霓向长孙女胡筱梅念及此事，一直觉得“火里好像掺了油的”，认为与争家产的纠纷相关。论及1918年火灾时的家境，胡雪岩早已于1885年病故，钱庄倒闭，“芝园”和胡庆余堂也抵给了文家。
接过胡庆余堂的文煜，并未将胡家人赶出“芝园”，他为了让胡庆余堂保留“雪记”的名号，给了胡家子孙一点“招牌股”，成为他们聊以度日的主要来源。胡庆余堂的老药师赵玉城说，1股“招牌股”大约值1万银元，文家给了18股，分给胡家三房男丁。
胡雪岩有三子五女，长子胡楚三19岁便早殁，次子胡缄三育有两子，三子胡品三育有四子，人丁最为兴旺。这些大大小小的分支中，各房积蓄了不少私房钱，加上平日穿戴的金银细软，仍旧算得上富裕人家。高墙深院内的胡家“芝园”，曾是让墙外普通人家觊觎的神仙宫殿。胡雪岩的旁系第五代孙胡德辉提到，当时杭州很多人家连房子都住不起，就沿河搭建棚子，河边多水患，常被水冲走。胡家虽然遭遇变故，但是“饿死的骆驼比马大”，生活并不差。只是胡雪岩富甲一方的日子，子孙们已觉得恍若隔世。
胡萼卿是胡品三的长子，在孙辈中年岁最大，因而也是胡雪岩的长孙。胡萼卿资质聪颖，中了前清的举人，在孙辈中最为风光。胡筱梅记得，祖父胡萼卿不喜欢讲旧事，但是每逢夏天纳凉时，祖母戴泳霓时常让她与堂兄允嘉为她搓背揉肩，兴起时讲一些胡家的家史。
“‘阿太’（指胡雪岩）是五短身材，个子不高的，属猴，所以发达。”戴泳霓的观念中，胡雪岩是命中注定要发迹的,“他做过许多善事，施粥、办义渡、开药店施药”。而胡雪岩破产是因为做蚕茧生意，被洋商排挤，蚕茧卖不出去，在仓库中都烂了，“每天请人翻动一下，就要花一个元宝，家业都倒闭了”。
家族极盛时，胡雪岩与大太太坐在“芝园”二楼的观戏台子上，以地面为棋盘，让姨太太们分别套上背心，写着“卒”“车”“马”不同的字样当棋子。胡雪岩和大太太口头上对弈，姨太太们就依据指令，跑向各自的“位置”。胡雪岩心情大好时，一家人“下棋”取乐。
但是侯门深似海，里边的人儿并不见得快乐。胡雪岩的小儿子胡品三喜爱丹青，颇为超脱，有花花公子之称，妻子朱太夫人书香门第，诗画文字俱佳。胡雪岩的第五代孙胡筱梅收藏着朱太夫人一首幽怨哀伤的旧体长诗的影印件，便可看出胡家的矛盾和她的悲怨。
戴泳霓告诉孙辈，“原来我们祖上是姓李，做官的，因奸臣陷害，逃到安徽，为姓胡者相救，所以改姓胡。因此我们与姓李的不能通婚，原是一家人”。在祖籍上，“老祖宗（胡雪岩）是安徽人”。这点胡雪岩同宗的研究者、安徽绩溪人胡维平也说，胡雪岩是“明经胡氏”这一支，与大学问家胡适也同宗同源。
大家庭的最后时光
在胡筱梅出生时，祖母戴泳霓和祖父胡萼卿已经带着自己这一支，搬到了杭州姚园寺巷30号。这是一个曾经相当气派的旧式五进院落，面积比“芝园”还大，善于理财的祖母将部分房间租给了其他人家，家中的近30口人，仍旧住得相当宽敞。
由于胡雪岩长子胡楚三早亡，长孙胡萼卿便继承了长子房的“招牌股”，经济相对富裕。前清举人胡萼卿后来留学日本，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一心想要参加革命。妻子戴泳霓是官家大小姐，虽然管理家务非常泼辣，思想却相当守旧。眼见着丈夫在街头演讲，想要剪掉辫子干革命，便想了个法子让丈夫回家：她听说有个亲戚进了洋学堂，参加长跑后大量饮水而亡，便觉得洋人的活动全部参加不得，也不让胡萼卿去日本参加运动，还给后辈定下规矩：不准进洋学堂。
原本在封建旧式家庭里出现的一点新思潮，因为祖母戴泳霓的极力反对，还未燃起就已扑灭。整个家庭又回到了旧式大家的轨迹上，胡萼卿从此赋闲在家，吟诗作赋，不问国事家事。“祖父话不多，总是温和而慈祥的，卷起一个长书卷握着，手背在身后，来回踱着方步”，与人很少交际。
祖母戴泳霓相当能干，成为大家庭的实际家长，财权在握。“她每个月给我妈妈三个银元做零花钱，让她打成首饰留起来，不要随便花费。我们孙子辈，每天向她领四个铜板，如果帮着祖母捶捶背，还能在她的小陶罐里多摸几个铜板。”
在经营方面，祖母倒似乎继承了胡家的做派，颇有恢复祖上荣光的想法。每次胡庆余堂的阿大（经理）过来，都是祖母出面讲话交涉。祖母认为只有“招牌股”没有发言权，所以花费积蓄，购得了胡庆余堂2股半的股权。胡庆余堂好像一共有120股，祖母虽只购得2股半，可是整个胡家后人中，只有她是持股的，这点让她非常得意，总是提起，“本来胡家已衰败，我能购回一些股权，总是对得起祖宗的”。
祖母管理的这一大家子，人口也实在不少。胡筱梅说，“我父亲胡亚光是长子，养育我们四个孩子，二叔有一家子，二姑母寡居后带着三个孩子回来住，还有未出嫁的五姑母，加上佣人、车夫，大大小小有近30人”。此时胡亚光爱画，虽然也授课教学生，也卖画，但并没有经济压力，“有着祖父母这个大靠山。父亲喜好和爱画的人交往，喝喝酒，到西湖划划船，过得很风雅的”。
大家庭保留着一些老规矩。每逢农历过年，祖宗堂里会悬挂许多男女祖先的手绘彩色像，有生卒年月，“穿着朝服，也不知道谁是谁”，到元宵节收起。胡家的堂名是“承庆堂”，家里挂着的匾牌、记录收支的账本，都写着“承庆堂胡”的字样。
虽然幼时生活优越，胡筱梅回忆起来，却没有多少快乐。“大家庭的气氛永远是冷冰冰的，几乎不讲话的。”父亲同二叔不说话，妈妈总受小姑子的气，寡居的姑母寄人篱下，十分凄惨。封建家庭里，女孩子不能上学，在父亲胡亚光的斗争下，长女胡筱梅终于在8岁时进学堂了。“我当时觉得特别奇怪，怎么其他同学都是高高兴兴的，爸爸和叔叔关系很好，我们家就不一样？”
从小身体孱弱的胡筱梅，敏感而早熟，“一家人离开姚园寺巷的时候，我才9岁，可是9岁前的事情，回忆起来历历在目”。不久前她甚至画了一张姚园寺巷30号的平面图，角角落落都十分清晰。“父亲的画桌旁，就是我的小书桌，我总是托着腮，看他画画，听他讲怎样调色。”每房至少两个贴身佣人，都是一个老妈子带着一个小姑娘。
在大饭厅里，放着三张饭桌，祖父母和未出嫁的姑母一起用膳，长子胡亚光和次子胡同光家人各一桌，寡居的姑母分开吃饭。姑母的悲惨境遇，给幼小的胡筱梅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家里边，人和人就是金钱关系”，在父亲还没有忧患意识时，胡筱梅就暗暗觉得，“一定要自立，不能靠别人养”。虽然画家父亲一直希望长女习画，胡筱梅却不愿学画，“我看到画画的收入并不稳定，以后怎么谋生哪”。
十一二岁时，当祖父第一次把《石头记》（即《红楼梦》）给胡筱梅看时，“我觉得怎么那么像我的家，能找到每个人的影子”。等读到了《家》、《春》、《秋》，“更觉得像我的封建大家庭了，冷漠的金钱关系和等待逃离的青年人”。
逃难上海
1937年，日寇逼进杭州，炮声越来越近，胡萼卿一家慌忙中决定逃难。祖母把首饰分了，让各家带上衣服、被子、细软，一起逃命。胡雪岩显赫时，于光绪九年（1883），花重金在黄泥坞买山地200余亩，建造胡家坟庄，那些守坟的人便是“坟亲”。无奈中，胡萼卿一家逃到一个坟亲家里住了几个月。日本人又近了，胡家打算回安徽老家，但是路被炸断，只得半路返回。随后又逃到绍兴，直到1938年逃亡到上海。
“离开杭州的那个夜晚，过了钱塘江大桥没多久，就听得身后‘轰’的一声，桥被炸了”。从温州乘船到上海后，借助胡筱梅舅父的关系，胡家在海防路租下一所旧房子中的几间。
二十多口人挤进三间房，祖母戴泳霓总说，“我们是逃难来的，要回杭州的”，并不打算在上海长住。哪知国难时期世事难料，祖父母最后在这座房子里去世，胡家人在此一待就是50多年，再也没回杭州。
胡庆余堂此时难以为继，上海虽有一家分店，但是很难盈利，胡家人的那点股份起不了作用，也就断了经济来源。“挤在三个房间中的一家老少，各自为生活奔波。”
胡亚光在杭州已经是名气响亮的画家，他1901年出生在“芝园”中，1918年的那场火灾，烧掉了喜爱的书画，“为平生第一次大劫”。胡雪岩发家后，十分重视子孙的教育，请来杨乃武的同年好友吴以同任私塾先生。胡家的媳妇们，也多出身于书香门第，所以尽管胡雪岩自己读书不多，子孙却生活在浓郁的诗书氛围中。
到了胡亚光这一代，祖父胡品三爱绘画，外曾祖父戴熙是著名画家，外祖父戴用柏也有此爱好。1923年，胡亚光在杭州创办了“亚光绘画研究所”等，青年时就曾担任浙江美术会长等职，与社会名流颇有交往。为纪念曾祖父胡雪岩，胡亚光写了篇《安定遗闻》，为祖宗作了简传。
逃难上海的胡亚光必须负担家人生活，在学校当美术教师。“父亲那样搞创作的人，十分不习惯坐班，所以经常换学校。”后来朋友介绍他到上海第一医学院，专门画人体解剖图，“画油画、国画的人，根本不喜欢这些机械画，但是父亲一直坚持到了退休”。退休后他被政府聘为上海文史馆的研究员，又与读书绘画之人打交道了，胡亚光非常高兴。
来到上海后，家境陡然窘迫了起来，胡筱梅总看到妈妈为生计发愁。“每次新学期要来了，母亲就算四个子女的学费”，长子胡允正是一定要保证的，所以妈妈总对胡筱梅说:“如果要停学，只能停掉你的。”胡筱梅害怕像姑母一样，一辈子不独立，所以发奋读书，居然只用了8年，从小学读到了高中毕业。“我像拼了命一样，总是跳级，一心要读到高中毕业，至少能当个小学教师。”在重男轻女的封建家庭里，胡筱梅说，“我们只有在基因上是平等的，所以不能放过读书的天赋”。
到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哥哥考上大学，胡筱梅和妹妹相继工作、出嫁，没落大家族的子女们，又靠着各自的努力，离开了这个曾经拥挤不堪的家庭。没人再提过去的辉煌，因为它和每个人必须面对的现实相比，显得那样遥远而不合时宜。
胡筱梅说，“当时没人回顾历史，也没人编胡氏后代谱系，因为这些都不是‘红色’的”。
“文革”遭灾
1950年，调到上海某重点中学当老师的胡筱梅，兴奋不已。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改变了当时一批年轻人的选择，也让她尤其向往当教师。“对我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头上还有一座封建家庭的大山，自己要背叛家庭，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儿女啊。”
而新中国成立后直到公私合营前，胡庆余堂的股东又能拿到利息了，靠着定息，一家人的生活渐渐好了起来。
谁料疾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再次压得胡家人喘不过气。在入党时交代了家族历史的胡筱梅，成为学校的主要斗争对象。上海人谁不知道有家胡庆余堂，大老板大资本家的后代就在这里，还不迎头痛批？1928年出生的胡筱梅工作相当勤奋，年纪轻轻就获得了陈毅市长签发的“上海市第一届优秀教师”、“上海市第一届三八红旗手”称号，“这时候都变成了假的，成了我别有用心的举动”。
“大字报”上，有人“揭发”胡筱梅家里藏着8吨黄金，“我家那点小房间，不要说8吨黄金，连1吨煤球都放不下啊”。但是胡筱梅必须做检讨，讲述“我们的生活是吸了劳动人民血汗的”。
最让父亲胡亚光伤心的，是再次痛失画作。1937年，全家人离开姚园寺30号逃难时，家里被抢劫一空，成为废墟。胡亚光书画尽失，只有一位亲戚捡来一张“城隍山图”带还给他，他痛如剜心。而“文革”中被抄家，老人更是没有反抗之力了。“那时李苦禅画的公鸡瞪着大眼睛，造反派便说他是针对无产阶级的。”胡亚光不敢多作画，开始画熊猫，熊猫画作后来成为了画家晚年的代表作。
胡筱梅的母亲辛劳一生，“文革”中首饰全部被抄。老人家完全想不通，自己最困难时，也不愿意变卖祖宗遗物，为何片刻化为乌有？1968年，急火攻心的老人病发而去。
胡雪岩杭州的亲戚也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胡祖恩家是胡雪岩弟弟胡月乔的后代，因为是“资产阶级后代”，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化工部工作的胡祖恩，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儿子胡德辉提到，“父亲从来没有摸过稻子，让他割稻子，手轻了割不下来，手重了又直接砍到了自己腿上”。每天夜里，胡祖恩翻开长裤，满腿新伤旧疤，胡德辉说，“若不是妈妈每天劝慰，父亲早就活不下去了”。“文革”的经历，使得耄耋之年的胡祖恩谨慎而寡言。自己作为胡雪岩后代的任何往事，都不愿忆起。
2006年胡雪岩直系的第五代孙女胡筱梅，也已经是79岁的老人了。老人喜静，满头银发，高挑清瘦，目光温暖。随着儿子搬离上海20年，老人说，“6年前我开始单住，照顾孙子的任务完成了，我也得让自己的晚年充实一些”。原本认为绘画无法谋生的她，在76岁时拿起了画笔，临摹父亲的画作。因为家学渊源，老人的书画有相当功底，不似新学。
据胡庆余堂老药师赵玉城寻找和研究，胡雪岩的直系后代有200余人，多在海外，分布在7个国家，几乎不经商。次子胡缄三卖掉了胡庆余堂的“招牌股”，送子孙到了国外读书。而胡雪岩临终前曾对儿子说：白老虎可怕。意即白花花的银两害人，经商是最有风险的事情。于是在胡氏后人中，几乎无人经商，也无人入仕，基本“从文从教从自然科学”。
留在国内的胡筱梅，回忆起一生坎坷，个人命运与国家时局紧紧相连，已经不是“后悔”之类的话，可以改变老人的一片痴心。讲起学生，是老人最开心的事情。她给记者拿出两本厚厚的相册，是她在1958年任教的一个班级，全是她和这批学生在不同时期的照片。细心的老人，一字一句，在一旁记下和每个学生的交往。
相册的第一页，是胡筱梅在50年代授课的照片。下边写着一行清秀的字，老人一生的座右铭——“我愿以满头的白发，换来祖国的栋梁成林成荫”。如今果真满头白发的胡筱梅，轻念此句，突然眼圈发红，继而泪流满面，久久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