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拟将代孕合法化 专家强调尚存诸多社会问题
昨天，一则来自台湾地区的消息备受关注。据称，台湾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本月16日公布了新修订的《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该草案将有条件开放代孕，并对委托者和代孕者的资格做出相应规定。目前草案已送该部门法规会审查。
代孕，一个在以往相当隐讳甚至“地下”的行为，如今在台湾开始进入法律规范的轨道。这样的改变意味着什么？带来的启示又有哪些？
代孕应为互助无偿
此次，台湾制定的草案规定，委托者须为不孕夫妻，且至少有夫妻一方的精卵，孩子出生后的父母为委托夫妻。代孕者须为20至40岁、曾生育子女的台湾女性，且不得使用代孕者卵子，以免衍生血缘纷争；代孕应为互助、无偿方式，不可有额外金钱报酬，但拟设检查、医疗、交通、营养、工时损失等费用上限，代孕次数暂以三次为限。
有舆论质疑部分医师是否会私下操作代孕，台湾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官员表示，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违法医师将处10万至50万元新台币罚款，甚至会暂停医师执行人工协助生殖业务。此外，考虑到初期代理孕母来源不多，草案也同意通过“居间机构”安排代孕者。
事实上，自1978年7月世界第一个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代孕就已进入现代人的生活，至少在技术上不是问题。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的数据表明，每年美国出生的婴儿中，有1%是通过体外受精技术而产生的试管婴儿。有人调侃地问：有多少美国人是医生在试管里“鼓捣”出来的？生殖医学专家对此的回答中规中矩：目前有17万美国人是辅助生殖技术的“产物”。
辅助生殖市场混乱
我国卫生部的规章明令禁止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但民间的“借腹生子”、地下代孕确实存在。大量非法代孕现象的出现，除利益驱使外，不孕症高发也是重要原因。根据卫生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现在我国每100对夫妇中就有7至10对夫妇患有不孕症，其中约有两成不孕夫妇必须借助辅助生殖技术。
然而，由于少数地区准入把关不严，对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不够，使得辅助生殖技术服务市场出现混乱。只要在网络上输入“代孕”两字，就会出现代孕中介、代孕公司、代孕妈妈、代孕服务和代孕价格等各种条目。
在一家代孕机构的网页上，甚至标明“代孕八不原则”，包括不接受非不育症女性需求、不接受单方需求、不接受不明身份、不接受粗俗需求者、不接受违法要求、不接受预算不足需求者、不发生性关系、不先付定金后见面等。几乎每个相关网页都明示代孕的流程及费用标准，一般来说，代孕费用包括医疗成本、医院介绍费、给志愿者的佣金、代孕妈妈的介绍费、代孕期间吃住及杂费等多项收费，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情况复杂亟待厘清
尽管人类已可使用技术手段辅助生育，但代孕如果真正走向“合法”，肯定还会绕不开诸多社会问题。
一般，代孕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使用代孕者卵子，另一种是不使用代孕者卵子。而不使用代孕者卵子，又可以衍生出两种情况，一种是使用有代孕需求女性的卵子，另一种是寻找第三方提供的卵子。
那么，首先需要厘清代孕行为的复杂关系。综观现在代孕的客观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利他代孕”，即整个代孕过程不包括任何金钱或物质酬谢，代孕完全是助人的表现，一般由家庭内部人员充当代孕，如姐姐替妹妹怀孕、母亲替女儿怀孕等。2007年，印度61岁老太太苏茜拉不顾高龄危险，替因患癌症而切除子宫的女儿充当代孕母亲，生下了自己的一对“双胞胎外孙女”！据悉，苏茜拉不仅创下了世界上“最高龄代孕母亲”的新纪录，而且是有史以来为女儿“借腹生孙”的最老母亲。
第二类是“补偿性代孕”，即有需求的夫妻必须向代孕者支付一定费用，例如怀孕和生产的医疗费、营养费、怀孕生产期间收入的损失等。第三类是“有偿代孕”，即代孕者为代孕收取超过合理补偿的费用，而且，有偿代孕的大多是代孕双方通过中介代孕机构完成彼此的合作，由该机构收取酬金后安排代孕，为双方提供联络和咨询等服务，这就是现在充斥市场上的“商业化代孕”。
那么，如果今后法律对代孕行为适度放开，就必须首先厘清一个问题：到底是允许上述哪一类代孕行为的合法存在？只要允许了代孕，就意味着必须对“商业化代孕”做出明确的法律界定，其间的许多权利义务、利益分配等问题，都需法律加以规范。
道德风险接踵而至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孩子的抚养权应该归谁？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胡申生说，虽然代孕双方普遍会事先达成协议，但国内外经常出现代孕女性事后反悔。正所谓十月怀胎骨肉相连，如果代孕者对孩子产生了感情，提出抚养主张，怎么办？
例如，厦门一企业主张某的孩子因车祸不幸死亡，求子心切的他经中介找到了晓玲(化名)为其代孕生子。张某每月支付晓玲生活费1.5万元，先后累计达20余万元。2012年3月，晓玲生下了非婚生女，但她拒绝将孩子交给张某夫妇抚养。多次沟通无效后，张某不再支付孩子的抚养费，晓玲于是将张某告上法庭，要求获得孩子的“抚养费”。最终，法院裁定孩子的抚养权归代孕妇女，求孕的男方还需承担64万元抚养费。
此外，还需提前预判各种道德风险。首先，从我国的现行法律来看，代孕行为很可能是与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相悖的，比如，代孕者所生孩子，是否算超生？第二，代孕行为也极可能会破坏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胡申生说，比如妻子代他人怀孕生子，涉及的很可能是两个家庭、两对夫妻的关系与纠葛，还可能涉及到两位“母亲”对孩子终生的感情牵挂与利益矛盾。第三，代孕的实现，是通过技术手段还是非技术手段，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挑战社会的公序良俗，说得更直白点，代孕是通过医学手段还是“直接上床”？如果是后者，那又是在挑战公民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底线，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规范，必将后患无穷。（本报记者 王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