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思接千载心游万仞什么意思）
总撰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 王勇、张彧、徐韫琪
本版撰写及发言整理：北京大学中文系 霍丽婕、夏昀、程悦、李晓蓉、陈俊谕、孙巧智、罗桢婷、李凌云、王勇、杨照、霍丽婕、张彧
〖在北大同学眼里〗
见深厚的考据功夫：汉筒中寻找《吴越春秋》的两处疑误
提全新的研究理念：“树状年轮结构”的分析方法耳目一新
看独特的剖析手段：扫描晚清拓工的身份、交流的痕迹
古典学是人文学科的基础，是北京大学人文学部2016年由虚向实迈出重要一步之后，决定搭建的首个跨院系的基础研究、教学和学术交流的平台。学术研究力量的整合和学术视野的交叉，是“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本理念，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北大中文系正逐步打通“三古”（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古典文献）专业间的区隔、促进学科之间的融通，一批专题研究“工作坊”已初具规模，《中国古典学集刊》和古典学研究丛书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
11月18日至19日，由人文学部主办、中国语言文学系承办的“北京大学第一届古典学国际研讨会——中国古代语言、文学和文献研究的古典学视野”在北大举行。
开幕式
百余位中外学者齐聚人文学苑
11月18日上午，来自中国、英国、意大利、日本、丹麦等国家和地区的10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人文学苑1号楼，参加研讨会开幕式。在开幕式上，中外学者分别致辞。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说，在重建“古典学”的名义之下，海内外学者重新聚集起来，北大致力于成为一个活跃的学术平台，去帮助人们理解中国，“理解中国”是古典学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人文学部主任申丹表示，北大人文学部目前正在推动“古典学研究”、“当代中国研究”和“现当代外国研究”这三个跨院系基础研究平台的建设，学部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各个学科，推动人文学科的发展。中文系主任陈晓明认为，如何在跨学科跨专业的潮流下，面对新的形势，做出我们学术方法的新调整，是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北大中文系愿意在古典学方面做出努力，在这里搭建一个平台，为海内外学者做出一个打破各学科壁垒的新探索。
威尼斯大学副校长、亚非研究所教授李集雅强调，表面上看，中国古典文化和同一时期的西方文化相去甚远，但实际上，东西方的文化曾经有过深入的交流，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与西方基督教在神学观念上不谋而合，现如今这种文化交流仍然非常必要，值得深入研究。
英国牛津大学的汉学家罗伯特·恰德教授从研究古代中国和研究古代希腊罗马的异同出发，深入探讨了何谓“古典学”这一基础问题。罗伯特·恰德教授认为中国古典学与西方古典学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是中国的文言文与西方的拉丁语、古希腊语有所不同，中国的“经”与西方的“classics”也同样有所不同，中国与西方古典学同中有异，两种文明应该互相学习。
翻译学作为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对于东西方的中国古典学学术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精准的翻译不仅有利于域外学者的研究，同时也有助于母语研究者的研究。作为重要的翻译学家，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康达维教授根据自己多年来对于《昭明文选》的翻译事业，举例说明了翻译过程中容易产生的谬误以及这些谬误对于学术研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坚持尽量与原文保持一致的翻译学主张，同时阐述了版本学对于翻译的重要意义，康达维教授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流的学术研究。
同时，古汉语研究是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基础，来自哥本哈根的著名汉学家何莫邪教授，则在大会上就古汉语中的抽象词语，阐释中国“古典学”中的抽象概念，并且认为语法学在学术史上是不可缺少的，不仅仅是属于语言学的，更是主流文化的核心，而不是语言学家的专利。
本土研究者则更多以具体的研究成果展示，来诠释中国“古典学”对于跨学科建设及学科间交流的重要意义。安徽大学的黄德宽教授根据新出土的安大简，提出对于《诗·召南·驺虞》一篇的全新阐释，认为此篇背后所隐含的是上古为了休养生息、农猎以时而产生的虞衡制度，体现了上古时期人们保护自然山林的意识。黄德宽教授的研究横跨文学、文献学、语言学及历史学等相关学科，充分地展示了“古典学”这一概念融通交叉学科的重要意义。
会议接待
珍贵点滴，我们将长久记忆
报到接待组的工作从11月16日夜开始，持续到20日，伴随会议召开的始终。
报到、接待工作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我们可以率先目睹文学、语言学、文献学各领域优秀学者的风采。17日一整天，老师们陆续到接待处报到，接待组的同学上午、下午、晚上以三班倒的方式迎接了一位又一位老师的到来。很多老师的大名我们早已知晓，但却还是第一次见到本人，大家热情地辅助老师办理手续，带领老师前往入住的楼栋。老师们总是温和微笑，还会关切地对我们说“辛苦了”。何莫邪老师，海外著名汉学家，是一位和蔼又精神的老爷爷。我见到何莫邪老师正好是送另一位老师去9号楼入住返回1号大厅的时候，其他同学正在接待何老师填信息，何莫邪老师饶有兴致地跟大家讲着趣事，老师们的随和、平易对我们而言是极温暖的。有的老师因为还有其他事务，会在会议期间入住酒店。18日晚餐后，王小婷老师从火车站赶到酒店。王老师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是我们尊敬的大师姐。我第一次见到她，协助办理入住后引导老师入住。途中，老师和我聊起了求学时的事，很多是我们正在经历和感受的，觉得无比亲切。
两天的会议是短暂的，倏忽间到了20日，老师们陆续退房离开北京。我们送各位老师离开，老师们向我们道“辛苦”，气氛融融。何莫邪老师在等出租车的过程中对我们说，他很高兴，来中国有如此多的人关心。老师上车时还给了我们送行的同学每人一个大大的拥抱，可温暖了。
报到接待的工作是细致的，其中有很多情况需要随时跟进、核实。我们初次尝试，最开始还是有忙乱之处的。不过老师们的和蔼与同学们的努力，将这种稚嫩慢慢地化为成熟。参与报到接待工作，认识了很多新同学，见到了很多优秀的学者，还锻炼了办理事务的能力，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其中珍贵的点滴，我们将长久记忆。
分组讨论
《诗经》中的“适”，《红楼梦》中的“反认他乡是故乡”
研讨会的分组讨论环节，与会专家围绕五大议题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探讨。
“出土文献”分会场的学者重点关注出土文献对学术研究的推进和启发，如宁镇疆先生结合清华简《芮良夫毖》，通过对早期“官人”之法的考察，指出古书年代学研究者习惯认为“碎片化”的材料总比“总其成”的材料时代要早，而这样的逻辑失于简单化，宁镇疆的观点无疑为文献断代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胡敕瑞先生报告了《吴越春秋》中“小子敢悉考绩”、“冠挂不顾”两处疑误，并从汉简中寻找相关例证作校释，体现了深厚的考据功夫。
“语言文字”分会场的学者多关注古代文字、音韵、训诂、语法、语言学史等问题，他们从个案出发，结合了微观与宏观两种视角，并能够汇通多种研究方法。大西克也先生考察了“雨”和“雪”在上古汉语中的句法表现，进而比较了“雨”和“雪”的隐喻与认知差异。徐正考先生介绍了东汉镜铭句段特点、句段组成和话题链视角下的句法特点，将镜铭分为16种不同的组合形式，极为透彻深入。汪维辉先生对《诗经》中的“谁适为容”和“谁适与谋”两句中的“适”字进行了考证，指出“适”是一个虚词，因韵律需要而出现，这为《诗经》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古代文学”分会场则重在讨论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经典母题。如钱志熙先生在多年来研究陶渊明的基础上，提出理解《形影神》的关键不应仅限于诗中列出的三种生命观，而是要读出陶渊明以“神辨自然”为最高追求的生命哲学理论。静永健先生的视角新颖独特，他提出华阳观不仅是白居易、元稹等青年才俊的应试求学之所，其本身的历史对元白二人产生的影响更加深远。潘建国先生论述了“老獭稚”母题在东亚地区的流播及演化，进一步证实了钟敬文先生“老獭稚型传说”起源于中国的观点。李鹏飞先生则考镜源流，梳理“故乡”这一概念在文学史、哲学史中的流变，从生命哲学与象征意义的角度对《红楼梦》中“反认他乡是故乡”一句作出了更丰富的解释。
“思想文化”分会场的学者多从跨学科视角出发，从形而上的层面分析古典思想的多重维度。比如李集雅教授介绍了西方学者对于《大学》、《中庸》修己治人之学的理解，探讨晚明耶稣会士利玛窦《天主实义》的思想特色。朱全安教授发表《从萩藩校的创立看汉学在藩士教育中的功用》，介绍了萩藩校创立的历史地理背景，并指出其对于日本近代史维新运动的关键性。
“古籍研究”分会场重点讨论了研究古代典籍的基本方法。程章灿先生以晚清拓工的身份地位、拓碑活动为着眼点，对缪荃孙与八名拓工的交往互动进行了论述，并归纳了晚清金石家雇约拓工运作方式的五个特点。顾永新先生将古代经学文献划分为“正经注疏”、“五经四书”及辅翼系统等三大系统，并提出“树状年轮结构”的分析方法。杜泽逊先生以《君牙》为例，利用战国楚简再证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存在人为加工的痕迹，并客观评价了孔安国注的地位和价值。许建平先生通过比较52件《毛诗》写本，从注音和异文两个角度阐述了敦煌写卷对研究陆德明《毛诗音义》以及探考汉时《毛诗传笺》经注原貌方面的价值。刘玉才先生则对五山版汉籍的整体情况进行了介绍，认为五山版《毛诗》具有来源和文本性质的特殊性，对日本早期印版的版式研究和鉴定有重要的价值。
圆桌会议“古典学”的下限划定成讨论热点
11月19日下午，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傅刚教授担任主持人，各路学者充分讨论了“古典学”的内涵与外延、学科建设思路、中西方古典学比较等重要话题。
詹福瑞教授首先指出，“古典学”这一概念来自西方，与当前“本土化”的学术潮流有悖，因此应根据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实际来建立“古典学”。其中两个重要的维度是重视古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重视古代经典的传承。“中国古典学”的下限应划在1911年之前。
廖可斌教授认为，中国古典学这一学科的建立依据可部分借鉴西方古典学，但西方古典学的成立是在断裂与遗忘的基础上的，而中国的学术传统从未断裂、隔绝，因此不能直接搬用西方古典学的概念。他同时总结了学界三种关于“古典学”下限划定的设想，寄望于在座专家予以解答。
拱玉书教授呼应了前两位学者的观点，认为中国古典学学科建立的“必要性”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他谈到，如果一定要有“古典学”，下限应落在先秦两晋。他同时建议以“比较”的视野打开文史哲界限，对中西古典文明加以融通，但这与越来越细致的现代学科划分相悖，因此这种“融合”有很大难度。随后张新刚教授也指出，一个真正好的研究，应该是“既中又西”的。
孙玉文教授根据“古字”与“经典”的概念提出，不应用先秦古典学替代中国古典学。他认为研究中国古典学需要有小学（古代汉语）、版本学的知识基础，而这是文史哲研究的基础，不应只在中文系开设。因此建立“中国古典学”有利于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从长远来看大有裨益。
徐正英教授认为古典学的建立与中央提出的“文化自信”的大背景有关。他主张将“古典学”的界限划到先秦两汉，因为这一时期形成的原典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智慧，在此之后都是对经典的注释。而“国学”指1911年以前关于经史子集的传统学问，比古典学的时限长，范围广。徐教授从历史时段、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出发，认为中国古典学与国学、传统经学、文献学的概念应有所区别。
傅刚教授最后总结，这次圆桌讨论非常有价值，尽管大家对于中国古典学的意见不尽一致，但还可以继续论证、开展下去。目前普遍理解的古典学概念已与最初裘锡圭先生提出的有一定距离，需要进一步的理解和建构。
会议筹备
春季开始，五月初发出第一批邀请函
这次会议的总召集人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主任杜晓勤教授，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古典文献三个专业的分召集人为胡敕瑞教授、潘建国教授、廖可斌教授。为保障会议顺利进行，中文系相关专业的近四十名研究生参与了会务工作，他们在杜晓勤教授的带领下，将会议各方面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
会议的筹备工作自2017年春季就已开始，并于4月底、5月初向海内外学者发出了第一批邀请函。秋季学期开学后不久，杜晓勤教授便同李晓蓉、程悅、王勇三位博士研究生一道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初步确定了大会分工：李晓蓉负责论文集排版，并联络古代文学专业的学者；程悅负责编写会议手册、管理财务，并联络古代汉语专业的学者；王勇负责文具和会场内外布置，并联络古典文献专业的学者。10月20日，杜晓勤教授主持召开了会务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确定了更为详细的分工，对会前接待到会后报销的整个流程做出了进一步安排。11月15日，杜晓勤教授又主持召开了会务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将会前接待、分会场和开闭幕式的现场服务、摄影摄像、茶歇及餐饮等工作具体落实到每一位会务同学，并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做了充足的准备。
为了会议的顺利举行，杜晓勤教授付出了极大心血，最繁忙时凌晨三点多才入睡，第二天不到六点就起床了。此外，北京大学人文学部主任申丹教授、办公室主任魏巍老师，在大半年的时间内，一直与学校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进行前期沟通和申请，为本次会议的顺利召开，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中文系刘玉才、傅刚、胡敕瑞、潘建国、邵永海、孙玉文、廖可斌等教授也为会议前后操劳，牺牲了很多休息时间。中文系行政办公室的杨强、徐梓岚老师，则直接参与了研讨会的组织筹备工作，也付出了许多辛勤的劳动。
为了尽可能追求各个细节的完美，这次会议的标识设计反复多次才最终敲定，会议手册更是先后修订了多个版本，最终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本次会议的论文集封面、会议手册封面、会议代表的胸卡、桌签、海报、易拉宝、背景墙全部采用统一的设计元素，以写有汉字的金石、书册为背景，蕴含古朴厚重的气息，特別是墨黑底色上明暗渐变的古文字，给人一种思接千载、幸会古人的时空交错感。为这次学术会议而专门设计标识，也体现了主办方将“古典学会议”继续办下去的决心，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力求将此会议打造成享誉学界的一张名片，为海内外古典学领域的学者提供一个切磋交流的平台。
花絮
开幕式上，来自台湾大学的教授徐富昌先生一头银发，声音高亢，一上台便感慨，本来以为来到北京可以看到下雪，很可惜没有看到！据会务人员介绍，徐富昌先生一直在询问北京有没有下雪，这大概是鲜少见到下雪的台湾同胞非常期待看到的盛况吧。
第五组分会场上，苏杰老师报告完“朴学家亦未能免俗——马瑞辰《毛诗传箋通释》对段玉裁的批驳与暗引”一文后，来旁听的陈鸿森老师提出了一些意见，他认为清代的引书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地说是抄袭，有些内容可能是公认的东西，苏老师欣然接受。上半场结束后，二人一起在门外交谈起来，不一会儿又进会议室休息，然后陈老师拉着苏老师到楼梯拐角处直接坐在台阶上谈起来，我们几个发现了，送上了茶水跟凳子，两位就这样谈着，天色渐晚仍然不见倦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