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不了的手
收到闭环管理两天的通知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实验B楼很快进入静止状态。
学生离开得匆忙，数台电脑还连接着电源，散布在各个工位的桌面上，里面存着写了一半的毕业论文。休息室的日历翻页停在3月份，旁边放着一瓶没喝完的气泡饮料。实验室里，番茄、烟草、水蚤、蟋蟀和斑马鱼安静生长，一点一点消耗着水分和养分。
3月13日，在楼门关闭之前，生命科学学院的研三学生吴红霞决定住进实验楼里。
实验人才懂的危机和喜悦
吴红霞正处在求职关键期，她想录制一段在实验室讲课的视频去应聘。休息室里有午休用的折叠床，吴红霞从宿舍拿了几件换洗衣物，收拾了洗漱用品，和同学周楠楠一起搬了进去。
通知一开始说封两天，随着上海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解封时间不确定了。吴红霞向辅导员要了被子、脸盆和毛巾，又从宿舍转运了洗发水和沐浴露，开始以实验楼为家。她住的休息室“令人安心”，近70平方米，空间宽敞，工作方便，线上面试也不会受到干扰。
校园生活的方式改变了，但学业还得继续。两个多月以来，吴红霞完成了毕业论文，结束了线上答辩，参加了8场面试，拿到了4个offer(聘用通知)，还有一篇论文正待发表。
同样处在疫情之中，吉林大学有机化学专业的研究生林慧听说了吴红霞的经历，十分羡慕，“我也想被封到实验楼”。她去年10月毕业论文开题，至今已经换了3个实验课题，均以失败告终。今年3月初，她刚开始做第四次实验，实验室就被封闭管理。直到今天，眼看研二学年即将结束，实验还没有任何进展。
3月11日，吉林大学实施寝室封闭管理的当天，林慧同门师兄乔泽奇的实验已经进入尾声。“如果再给我一两天时间，说不定就可以把整个体系做完了。”离开实验室前，他的实验成品还泡在溶剂里，没有分离和烘干。等到再开放实验室时，“东西大概率是不能用了”，他得花两周时间从头再做。
上海大学材料专业的研三学生黄鹏，面对着更为焦灼的情势。他毕业在即，原计划2月-5月完成的实验还差30%没有做。“我想3个月时间，怎么样都能搞出来了，但就封了3个月。”即使完成了实验，由于快递不畅，黄鹏做出的样品也无法寄到校外进行功能测试。
几天前，黄鹏所在班级统计了同学们的论文进度，有三分之一的同学表示实验数据不够。数据欠缺，论文送审就存在风险。虽答辩情况未定，但黄鹏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延迟毕业。
下单多日，李雪还是没等到从上海发货的试剂和小鼠。这名郑州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研二学生的实验只能一推再推。等到小鼠可以发货了，郑州的疫情又趋严重，校外教职工被限制入校。学校里养动物的实验室需要专人负责管理，封校期间工作人员不够，无法接收小鼠。
李雪解释，她要在健康小鼠体内制造出一种疾病的模型，如脑出血等，再通过药物等手段进行治疗，研究观察疗效。建模完成后，需要实时监控其状态。小鼠是很多研究人员的“必需品”，社交媒体中，有湖南网友表示实验室封闭管理后，受试小鼠的肿瘤持续发展，大小超过了伦理范围。另一位上海网友说，朋友是研究肥胖基因的，实验室解封时，小鼠已全部饿死。
华师实验B楼里的实验用动植物面临相似的风险。然而，吴红霞和周楠楠住在楼里，成了同学们延续实验的“希望之光”。两人先是帮忙转运电脑和科研物资，后来又帮着照管实验材料，涉及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两个月时间里，吴红霞新加了30多个微信好友，有50多名同学通过各种渠道前来求助。
一位师兄请吴红霞照顾小鼠时，实验楼已经封闭了两周，小鼠都死了，“实验得重新来过”。但多数动植物被救了回来。实验室里用于肠道菌群与宿主健康研究的斑马鱼，最初每天都会死掉一批，吴红霞试着把循环水停了，定期换水，结果情况好转，幸存鱼变多了。
用于实验的原生动物需要麦粒饲养。吴红霞接到同学求助去照看时，培养皿里的麦粒已经静静发酵了13天，膨胀到一枚硬币大小，发黄、长毛。吴红霞把它挪到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其中有一个边缘黑灰、中间透明的椭圆形生物，在“很神奇地扭来扭去”，立即把这个消息传给了它的“主人”。
或许只有“实验人”才能互通这种喜悦。吴红霞总是小心翼翼，她知道这些实验材料的珍贵。番茄需要三四天浇一次水，但她一开始每次路过那间实验室都会进去看看。给不同的培养皿更换一次麦粒，都要换一只镊子，其间要遮光，控制溶液浓度。
吴红霞的这些工作逐渐形成一种秩序。每天早上，她去观察四楼和五楼的斑马鱼，给它们换水喂食。每隔两三天，她给二楼的烟草植物浇一次水。蟋蟀加水喂食的间隔是5-7天。她每周观察一次原生动物，顺便饲喂一些浮游生物。
生命的历程缓慢而平静，吴红霞觉得很奇妙，“只要我喂给它们吃的，它们就很自然地一直生长，尽管外面已经乱成一锅粥”。
作为回报，“实验人”也对吴红霞进行了投喂。他们告诉她，自己的工位哪只抽屉有干脆面、螺蛳粉，冰箱什么位置藏着冰激凌，请她随便取用。他们通过微信跟她说很多感谢的话，有人发红包，有人说解封要请她喝奶茶。他们把吴红霞和周楠楠称为“实验B楼之光”。
社会学的研究里怎么能没有“社会”
封校之后，南开大学社会学大四学生闫豪的论文访谈只能在线上进行。去年年底，他在天津市和平区的社区做了3个月田野调查，利用寒假整理了资料，原本准备开学后再返回“田野”，完成剩下的研究访谈部分，“结果开学直接被封在学校了”。
闫豪发现，线上访谈很难观察到对方的神情、动作和语态，很难实现自然流畅的沟通，访谈效果不佳。更严重的问题是，不是所有研究对象都留了联系方式，原本他计划访谈10人，到最后只完成了4人。
前段时间他参加论文答辩，老师的评审意见认为，案例分析的部分不足以支撑起他提出的研究问题。“反过来也可以说是资料不足。”闫豪总结道。这篇论文的优点是文献综述部分做得比较扎实，因为封闭在学校里，他有充分的时间去阅读理论和梳理文献。
与闫豪在同一小组答辩的12名同学中，除了闫豪，只有1名同学的课题是基于实地的田野调查完成的，其他同学都是跑数据做定量分析、做纯线上访谈或者历史文献研究。
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的大三学生赵凡嘉认为，课堂上的专业知识“不是教给我我就会了”，是要走到社会中去实践。
赵凡嘉喜欢这个专业，迫切期待在实践训练中成长。但受疫情影响，她目前学科培养计划中的实训活动——包括外出摄影、广电实习、出国交流等，几乎全部被取消。“每次想到这些，我就有点丧气。”
与此刻正在读大二的学妹文雅相比，赵凡嘉还算幸运。大二的专业课程最多，理论性课程与实践性课程的数量虽然相当，但后者往往占据了学生们课后的大部分时间。赵凡嘉读大二时，出入校没有限制，在新闻采写和摄影的课程训练中，她跑了几个小区和店面去了解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情况，跟着采访对象体验了更改身份证信息的政务流程，拍摄记录了市内6家旧书店的经营现状。
由于封校，文雅这学期基本在线上听课，作业也只能在校内完成。在选题受限的情况下，新闻采写课调整了作业要求，不用完整的报道，只写提纲和思路。赵凡嘉觉得，提纲设想和实地采访，可能“完全不一样”。
除此之外，新闻摄影课取消了“社会纪实”作业，文雅只需要完成“南大风光”和“南大人物”两组摄影作品。“前几周还好，后来拍多了，觉得学校里也没什么好拍的了。”
为了完成作业，她需要比以往更在意自己周围的环境，也因此发现了一些之前从未注意过的角落，例如学院楼后有一座小山，哲学院的入口是H型，墙上的爬山虎被阳光照射时，叶子的纹路会特别好看。尽管如此，大家还是会觉得，这不太像“新闻摄影”该有的样子。
文雅也为错过的教学资源感到惋惜：“过去由老师带队，去各地采风调查，去现场写报道，这个机会现在没有了。”
光是在校园里看见老师，都会让赵凡嘉感到惊讶，“因为学校里很久没有出现老师了”。管控最严格的时候，校外教职工不能进校。去年的无人机摄影课，老师带着学生去长江大桥拍摄，今年只能“在线上干巴巴地讲”。
华东师范大学广播电视专业的研二学生陶亚更加茫然无措。一个月后毕业设计就要开题，她还不知道自己要拍什么类型、什么主题的片子，甚至没法“为哪一件具体的事而焦虑”。这学期没有课程安排，她原本打算实习，3月初为了考教师资格证而短暂返校，就被封在了校内。
据她了解，上一届广电学生的毕业设计，多数是做动画和纪录片。今年再度受到疫情影响，陶亚猜测做动画片的同学会更多，因为只需要在电脑上操作就可以完成，有效避免“不可抗力”干扰，稳妥毕业。
他想练琴，“就像心里长草了一样”
5月15日，上海大学将游泳考试改成了线上考核。有网友对此调侃，喜剧电影中“让游泳这项运动彻底摆脱水的束缚”的“陆游器”设想照进了现实。
毕业生须通过50米游泳测试是上海大学的传统，此次理论考核只针对2022年毕业的本科学生，是疫情之下的特殊安排。
大学四年一直没通过泳测的徐多多松了一口气。她本来计划专门报个游泳班再学一学，但现在不必了。几天前她完成了这堂理论考试，只有一道主观题，题目是“在陆地上进行哪些动作训练可以帮助学习游泳”，字数500以上，在4小时以内交卷即可。
“学了两个学期游泳，至今仍是旱鸭子。”临近期末，金融专业大三学生乔可在朋友圈无奈调侃道。她大一时上过6堂线下游泳课。那时老师会在岸边讲解动作，学生们在水里练习。乔可学会了四肢动作，能在水里“划拉”几下，但还不会换气，没法通过50米泳测。
后来为了应对疫情，学校将剩下的几堂游泳课改为居家线上学习。老师上传动作教学视频，学生趴在床上或凳子上练习，将动作录制下来上传到学习系统，作为课程考核依据。今年乔可再次选修游泳课，还是没有下过水。
材料专业研一的许凯龙常常按照老师上传的示范视频，站立在地面上学习游泳。手臂前伸外划，一只脚站立不动，尽力保持平衡，另一只脚向外蹬开。同时，想象自己的脑袋伸出水面，吸气抬头看向宿舍天花板，肺部扩张，再吐气，把头埋回来。视频作业上传之后，许凯龙收到老师给出的指导意见：“伸手的动作要比蹬腿的动作先进行，不能同步。”
“动作看起来确实挺搞笑的。”许凯龙室友选修了网球课，他也要在宿舍里对着空气练习挥拍，还要在瑜伽垫上“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动作”。他们会在对方录作业视频的时候憋着笑，常常没法一次录成，要录五六遍才能选一个“比较正常的”。
上海师范大学钢琴专业的大一学生杨佳瑞一夜之间成了“网红”，他录了一段在寝室用iPad平板电脑音乐软件演奏钢琴曲的视频，在社交网络上获赞34.2万。
视频中他西装笔挺，头发卷曲，对镜头报幕鞠躬后落座，起腕抬手，指尖落在屏幕锁屏密码上。他在两台iPad和一部手机组成的琴键上弹出了《献给爱丽丝》，神情陶醉。曲罢起身时，熟练绕过了可能磕到头的床板。
封校至今，杨佳瑞已有两个多月没有碰过钢琴。这是他5岁学琴以来，除去中高考之外，中断练琴的最长纪录，“手指的灵活度一定会下降”。被封在寝室之前，他几乎每天都去琴房练琴。但现在，琴是碰不着了，只能偶尔在音乐软件上弹一弹。提到练琴，他的语速就开始加快，呼吸急促，“就像心里长草了一样”。
几乎每天晚上，杨佳瑞都会戴上耳机，坐在床上静静听一两小时钢琴曲。即使是同样的曲目，不同的演奏家会有不一样的演绎风格，杨佳瑞会幻想自己进入演奏当中，想“如果台上的这个人是我会怎么样”，然后“越听越兴奋，越听越睡不着”。
“做好最差的心理准备，迎接最好的结果”
吉大化学专业的两名研究生明显感觉到，“假期”来了。
导师的询问和催促，从一天3次减少到两周一次，“朝八晚十”的实验室生活不复存在。乔泽奇彻底关了闹钟，开始听从身体的节律。他在上午9点钟自然醒来，10点下床洗漱，不紧不慢地进入工作状态。累了就玩儿手机，困了就休息。如果不专门留意，“都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
林慧研二时戒掉了午睡的习惯。自从开始准备论文数据，她长期处于焦虑状态，“有时候不是不想睡，是紧张到睡不着”。 心理压力过大时，她不爱说话，也不爱笑，很难完全放松下来。
在刚刚过去的两个月里，她完全脱离了实验室的环境，反而觉得心情平和了很多，得到了一种“由不得自己”的解脱。
“手机都玩爆了。”她打趣说，以前是挤时间玩儿，现在是玩儿累了才去学一会儿。她跟着室友下载了消除类和纸牌类游戏，在一个下午一口气看了4小时电视剧。这是她读研之后拥有的最长“假期”。
有一天，乔泽奇站在窗前刷牙，看到了一幅他入学3年都没见过的景象：楼下的空地上，“刘畊宏女孩”站成两排，对着手机跳操，旁边还有跳绳的、打羽毛球的。在封控管理之前，乔泽奇从来没见过楼下同时存在这么多人。
这里住的大多数是医学、药学、环境学和化学专业的研究生，“都是要去实验室的”。大家早出晚归，只是打个照面，很多人“甚至从来都没有见过”。
但现在，天气好时，楼下几乎有上百人在活动。很多人在草地上铺着野餐垫玩桌游，也有人在两棵树之间挂了张吊床，躺在里面望着天空晃。乔泽奇又开始跳从前喜欢的街舞，和几个新朋友共舞，一堆人围着他们看。他觉得，好像青春回来了。
学社会学的廖智立发现，疫情封控会在校园内塑造出边界感，学生们会产生一种共同体意识，组织起来去建造和使用周围的空间，由此达成更亲密的联结。
读研以来，乔泽奇一直苦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他所在的课题组每周只休息一天，他做完兼职，已经没有精力做其他事了。他研一时还办了张健身卡勉强锻炼，到研二时彻底放弃了。有次心血来潮，他买了6节街舞课，直到有效期结束，也没去上过一节。林慧上大学时还有夜跑的习惯，读研后也没有时间和精力继续保持了。
广电专业的陶亚笑称，自己开始了“三和大神”的生活。在这种特殊时期，她希望能保持心理健康，不自我施压，“什么放松，我做什么”。她跳舞、看电影、和同学打牌，有时甚至是强迫自己去接受一种放松的状态。
林慧觉得，疫情帮自己分担了一部分心理压力。如果将来延期毕业，也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结果，不光是能力问题。
“假期”固然舒服，但她还是希望实验室能尽快开放。“其实辛苦才是我们的常态，无论怎么‘折磨’，我们都想做实验。”
不久前，林慧听小道消息说，实验室一周后就可以开放了。可靠程度不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乔泽奇的街舞小队有段时间没活动了——因为几位医学专业的伙伴已经开始进入医院闭环实习了。
吴红霞记得，5月以来，陆续有5名学生进入了实验B楼，虽然仍要闭环管理，但终归可以开始做实验了。
自5月16日起，郑州大学的校外教职工可以陆续入校，李雪收到了实验试剂，开始联系学校实验室接收小鼠。
在浙江树人学院生物工程系，大三学生吴霄的实验搁置4个月后，终于重启。为了参加浙江省生命科学竞赛，他所在的小组从去年9月就开始着手准备实验，原本预计至少可以拿到省级三等奖。没想到受疫情影响，目前实验进度才刚刚过半，距离截稿日期仅剩一个月。霉菌的生长需要时间，无论怎样赶进度，吴霄觉得八成是做不完了。
他既焦虑，也坦然，计划着如果无法参赛，实验数据也可以用来完成毕业论文。他计划毕业后继续读研，这次实验中习得的知识与经验，对后续考研也有帮助。
总之，“做好最差的心理准备，迎接最好的结果”。
(文中除吴红霞、周楠楠、廖智立、杨佳瑞外，其他受访者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杜佳冰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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