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打黑除恶办公室领导班子（广东打黑除恶举报电话12337）
1900年，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运动，席卷了广东。主持此番打黑工作的是新任两广总督李鸿章，他要通过重拳出击，解决困扰广东日久的匪盗和帮会问题，从而回到权力核心。广东打黑，即便没打出政府的权威，但也至少打出了李鸿章的权威。
李鸿章在政治冷宫中，足足憋了4年。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一人承担起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责任和军事责任，一切荣誉和实权被剥夺殆尽。1899年11月24日，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颁发圣旨，任命李鸿章担任商务大臣，前往各通商口岸考察商务。这一任命，对李鸿章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解冻开始了。
此时的通商大埠广东，并不安宁。法国人在广州湾（今湛江）这个“势力范围”，开始圈地划界，频繁地与当地百姓发生冲突。遂溪的民众甚至在官员带动下，武装起来，与法军开战，局面相当混乱。同时，英国商轮在广东水面、尤其是西江上不断被劫。劫匪都是当地人，杀人越货时让“洋大人”们充分享受到了“国民待遇”，该杀照杀、该抢照抢。12月11日，英国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发出了措辞严厉的照会，鉴于广东盗风甚炽、英轮数被劫掠，英国军队将自行打黑剿匪。广东这个外交纠纷的热点和难点再度困扰着北京。此时,清廷从外交、财政等大局出发，必须换上一个有能力和魄力的人，去掌管大清国的南大门。没有人比李鸿章更为合适的了。
于是李鸿章代理两广总督的任命，迅速宣布了。
12月23日，《纽约时报》记者将写好的一篇报道交给了邮轮送回美国总部，这篇报道的题目是《李鸿章掌权》，副标题则是“在太后的恩典下出任两广总督”。这篇报道简要回顾了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后的坎坷仕途，认为正是慈禧太后在一直为李鸿章保驾护航。而李鸿章刚得到的两广总督位子，看似光鲜，却是一只“内饰刺刀的笼子”，不仅要面对法国这样咄咄逼人的外敌，还要对付北京的政敌们。
李鸿章要在广东尽快站住脚，使“朝廷无南顾之忧”，必须解决一个棘手而迫切的问题：社会治安。
媒体对广东治安的败坏，也是深恶痛绝。1897年1月澳门《知新报》说:“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1899年11月的《广东日报》，在《说贼》一文中说:“今日广东，贼之密布如棋局，遍地皆贼，官无文武，皆以防贼为虑；家无贫富，皆以防贼为虑……翻阅省港各报，其内地纪闻一栏，纪贼之现象者，十事而六七。”
广东黑道渐渐失控，越来越多的地方士绅，为了自保也不得不加入帮会。黑道势力壮大，不仅敢于与官军正面冲突，而且也不放过境内的洋人，西江上不断发生的劫掠谋杀外籍人士的案件，给了一直谋求势力扩张的英国人以充分的借口。
严打
在李鸿章之前，广东历届督抚并没有在打黑问题上掉以轻心。而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出动正规军“清乡”，这成为广东的社会常态，一
直延续到民国。
根据张之洞的奏折，“清乡”就是要“示以军威，勒交匪械，如敢抗拒，即行围捕，痛惩积恶，重治窝家”。除了组织军警进行运动式的打黑之外，广东最常采用的管理方式，是大办团练与完善保甲制两种。
广东官员指望“办团练以助兵力，查保甲以绝匪踪”的思路，在实施过程中，还大大促进了广东的各种地方势力迅速成为武装集团。为了供养这些民兵组织，各地不断出台土政策、土办法，向普通民众强行摊派，民间固有的宗族矛盾、区域矛盾，因为枪杆子的失控而更趋严重，在客观上推动了整个社会的“黑帮化”。
李鸿章接手时的广东，就是这样一种状况。
1900年1月27日，到任近10天的李鸿章，经清廷批准，全面放开了广东的赌博行业，以广开财源，筹集包括打黑在内的经费。对于李鸿章到任后全面开赌，梁启超是大不以为然的。梁氏在《李鸿章传》中评论说：“粤中盗风之炽，其源实由赌风而来。盗未有不赌，赌未有不盗。鸿章之劝赌也，美其名曰缉捕经费，其意谓以抽赌之金为治盗之用也。是何异恐民之不为盗而以是诲之？既诲之，而复诛之，君子谓其无人心矣。”
在大抓赌博这个新的支柱产业的同时，李鸿章开始重拳打黑。
李鸿章的打黑行动，也与前任们手法相似，整顿团练、保甲，派兵清乡。而比前任们更进一步的是，他设立了专门的打黑机构——缉捕总局，并在各地开设派出机构，以便就地审判，并分兵五路进行大规模清乡。而且，经清廷批准，他于3月14日得到了“暂复‘就地正法’旧章”，以遏制“广东盗匪日炽”的特殊政策。这意味着，本来要报经清廷的死刑审判权，完全下放给地方，下放到打黑第一线。
拿到了杀人权的李鸿章，究竟为这一次重拳打黑出动了多少兵力，难以统计。但仅在新会、顺德及香山交界一带，负责清乡的连州代理知州李家焯，手下的兵力就有1200名，并有12艘巡船配合，而此时（1900年年底），早已过了李鸿章打黑的高潮，其打黑高潮时的兵力之大，亦可见一斑。
而在这次打黑中，李鸿章究竟“就地正法”了多少人，更是缺乏确切的数字。澳门《知新报》曾报道：“半年以来各属拿获正法不下数百余名”，但报道出笼时（1900年3月1日），李鸿章的打黑才刚刚开始，“就地正法”的权力还没到手，显然，“数百余名”这个数字是偏小的。
分寸
李鸿章的打黑，虽然杀得人头滚滚，却还是谨慎地拿捏着分寸。最大的表现，就是李鸿章打黑是“打人而不打帮”，只抓刑事案件，不碰政治案件。
广东的涉黑政治十分复杂，与朝局紧密相关。
1月24日，李鸿章到达广州仅6天，北京传来消息，正式册立大阿哥，虽然没有明确宣布其接班人的地位，但普天之下都明白了，这是为光绪皇帝选的接班人。
两天后（1月26日），李鸿章曾经的老部下、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马裕藻、叶瀚、章炳麟、蔡元培、吴眺、唐才常、丁惠康、黄炎培等1231人，联名通电，反对册立大阿哥。清廷宣布缉拿经元善，经元善逃到了澳门。而作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只能承担起缉拿经元善的脏活。
“己亥建储”为流亡海外的康梁提供了绝好的壮大声势的机会，康有为致电总署，宣称：“废光绪将引起革命。”康有为早已伪造了光绪皇帝的衣带诏，此时再打出“勤王”的口号，在一贯的宣传造势之外，学习革命党的做法，也与黑道联手，预谋刺杀慈禧太后、荣禄等。而广州的李鸿章、刘学询，也被纳入了刺杀的名单。
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一，在大阿哥代表光绪皇帝到天坛祭天的同时，广东文武官员则云集于广州万寿宫，遥贺光绪皇帝。刺客趁机安放了炸弹，目标是李鸿章，而李鸿章偏偏没
有出席这一仪式，躲过一劫。
其实，康、梁对李鸿章的仇恨，一是因为对国内政情隔膜而致，二也因为保皇党急需一张“投名状”来显示实力。
李鸿章其实完全称不上是康梁的敌人，他本人甚至不惮于自称“康党”。在前往广东上任的轮船上，李鸿章曾与幕僚闲谈，说奉太后命捉拿康梁，如抓住，功劳甚大，或许超过平灭“发捻”（太平军和捻军），或许还可以再进爵。李鸿章问侄婿兼幕僚孙仲愚：“是否康党？”孙干脆回答：“是。”李鸿章问：“不怕捉吗？”孙答：“不怕。”李鸿章说：“我不能捉你，我也是康党。陛辞时，有人弹劾我为康党。”
李鸿章对搜捕康党并不热心，极为敷衍。不仅对于康党，对于孙文的革命党，李鸿章也没将他们列入打黑的目标。李鸿章打黑，将锋芒严格限制在黑道造成的普通刑事案件，而不涉及黑道所参与的政治案件。这其中，当然多少有些“养寇自重”的意味，但更是李鸿章急于清理和稳定广东局面、令“朝廷无南顾之忧”的需要。
在京师及整个华北陷入大动乱之时，李鸿章能在短短半年时间就将一个乌烟瘴气的广东稳定下来，与康党和革命党之间的默契十分相关。这种默契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广东各界共谋“两广独立”并推李鸿章担任“总统”时，体现得更为清晰。
维稳
此时席卷了华北的义和团，其主要根源之一就是西方教会为了拓展传教而激化了乡村社会的固有矛盾。李鸿章深知其中情由，因此，他在到任后的第二个月（2月24日），就严令地方官，切实划明牧师和教民的权限，不令藉教为护符，鱼肉乡民。这实际上是在广东切断了“民教”仇恨的根源，否则，以广东历史悠久的帮会传统，很容易与强势的教会及其背后的列强发生大规模冲突，局面会更难控制。
在约束教民的同时，李鸿章在处理西江劫案等涉外案件中，借助打黑的气势，果断杀伐，不给英国进行外交甚至军事干预的借口。尽管在6月5日，英国议员还在国会宣称：“李鸿章如果不能平西江盗匪，英国将自行处理。”但李鸿章的雷厉风行，令英国难以下手，这也为广东在庚子年的大动乱中不至于糜烂争取了外部环境。
李鸿章最大的维稳措施，是当清廷发布对11国的宣战诏书后，他在全国督抚中率先宣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7月3日，李鸿章明确命令两广地方文武官员，不得张贴宣战诏书。对此，东南各封疆大吏纷纷响应，在盛宣怀的穿梭下，东南各省与列强达成了协议，保持“中立”，互不干扰。这就是“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避免了半壁江山陷入动荡和战争，为大清帝国保存了元气，同时也进一步削弱了清廷权威，令其对全局的掌控能力进一步下降。
李鸿章与张之洞等地方诸侯，都在此时大力购置军火，积极扩军，李鸿章的新购军火，足足可以装备一支25000人的新军队，而张之洞则瞒着清廷向日本派出了军事代表团，领头的就是他的儿子。在庚子年变幻莫测的局势中，让自己的势力更高、更大、更强，是他们的首要追求。
这种“小安”，为大清帝国不至于在庚子年的大乱中就灰飞烟灭，打下了相当的基础，赢得了点喘息的时间。但这种“小安”并不稳定，李鸿章离开广东之后，治安问题几乎立即回弹。
辛亥前后，白道、黑道日益融合，黑道漂白之后过河拆桥的戏码也不断上演。众多有着黑道背景、依靠黑道起家的民国新贵们，登堂入室、坐稳江山后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剿匪”。而中央权威的缺失，令“就地正法”成为地方强者的天然权力，民国初年的广东打黑也越来越成为政治势力清洗异己的“黑打”。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