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真相对郎教授的认识

2016-08-27 吴丁杰 凤凰财知道

近日因空姐事件，郎咸平教授又火了。这次并非因为他的“良心”，而是他在撕前任时竟然也用到了经济“智慧”。而且，郎教授除了空姐居然还有6任妻子，人们猛然发现，郎教授的真相和他一直标榜的郎“良心”相距甚远。郎教授真相如何，来听听接近郎教授的人士怎么说吧。

节选自《郎咸平真相》前言，作者为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博士

我对郎咸平的认识过程

我和郎咸平第一次相识，是2000年我以证券时报记者的名义参加大鹏证券与《新财经》杂志组织的一次公司治理研讨会上。这次会议之后，郎咸平担任大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综合研究所顾问的职位。后来我也到了大鹏证券，其后担任大鹏网络公司信息资源部总经理，协助郎教授及其小孩郎世玮实现公司的信息化问题。

2004年，我看到郎咸平大量的文章对中国企业各种各样的黑洞问题进行批评的时候，我是非常尊重他的。因为在2004年的时候我看到他以事实为依据，而且作为一个教授带着这么大的勇气去挑战各种各样的企业家，他的态度和勇气是可嘉的。郎咸平之所以“一炮打响”，是因为他抓住了一个公众最关心也确实与公众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即国企改制中的国有资产流失。

但是从05年开始，郎教授讲的大量问题并不简单是04年他对某一个企业个案提出的各种问题，而是走得越来越远。由于此前他的批判正好迎合了绝大多数公众对国有资产流失以及贫富差距、腐败现象等各种社会问题的强烈不满，郎咸平被视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甚至成了良心的代表、良知的化身。在一片喊打声中，情绪激动的人们失去了理性。忽视了他对国企改革、对整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甚至对中国整个社会的彻底否定。于是我对郎咸平产生了警觉和怀疑：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郎咸平对改革和当前社会局势的彻底否定

在郎顾之争之后，郎咸平就对《南方周末》表示：“经过这一次事件后，我认为自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认为现在是谈治国理念的时候了。”于是郎咸平就在自己的未知世界里走得越来越远，走向了荒谬，走向整个改革的对立面，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走向了对改革和当前社会局势的彻底否定。

第一阶段：郎咸平指出了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以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TCL和海尔的3篇报告为代表。此时郎咸平提出法律缺位无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现行法律是缺位的，国家出台的有关措施是不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郎咸平振臂一呼，掀起了一波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

第二阶段：得势后的郎咸平以国有资产流失个案继续向前推进一步，提出要停止国企的产权改革。郎咸平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建立起职业经理人制度，我们可以通过高薪聘请职业经理人,这样可以做好任何决策。绩效上去以后,我们可以用金钱奖励办法，而不是“承包制”，让职业经理人把他该做的事情做好。同时，郎咸平提出：产权改革必须以国家利益为前提。郎咸平还建议：改革的重点不是把它变成私人化，而是找职业经理人———一个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所谓的信托责任比较立法，必须以法律来强迫你有信托责任。

第三阶段：郎咸平反对多种成分所有制，尤其对民营经济深恶痛绝。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指出：国企效益不比民企效益差。郎咸平说，在香港上市的国内国营企业绩效不比民营企业差,甚至好一点点。因此硬要把国有企业转成民营化,不知道其中的理论根据在哪里,至少还没有一个让人心服口服的数据。同时郎咸平还认为，目前民企尚无实力取代国企。未来10年，中国格局中大型企业一定是国企。他告戒人们，不要对民营企业抱有幻想。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是和国营企业一起侵吞国有资产。

第四阶段：郎咸平已欲罢不能，从停止国企的产权改革、否定民营经济推导出中国国企改革失败了。郎咸平认为：国企改制中的国资流失说明：国企改革失败，25年的国企改革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富了极少数人，大多数人承担了改革成本。

第五阶段：郎咸平从反对产权改革、厌恶民营经济、国有企业改革失败再向前延伸，提出反对国退民进的观点，主张国进民退。郎咸平认为：中国的产权改革方向存在错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联合起来正在合法吞噬国有资产。我不赞成民营化，不赞成非国有化改革，还有所谓的MBO。MBO是一个最可恶的盗窃国有财产的办法。在现阶段，中国要维持社会稳定，资产不能转移到私人资本家手中。国有企业应该是中国经济的主流，这是民心之所向。同时郎咸平提出：中央集权,政府推动,产业整合。中国应坚持走“中国和欧洲整合”的道路,未来的政府必须形成大政府,政府必须更加注重权利,更要中央集权,所以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大政府,中央集权的政府,才能对国家更有利,而且必须要国际化,要靠政府力量来国际化，进行中国和欧洲的整合。

第六阶段：郎咸平已不认识自己，从国有企业改革失败、反对国退民进再向前发展，得出中国改革失败，全面否定中国各方面的改革。郎咸平反对利率调整，认为银行改革超前了；反对汇率调整，认为政府在为国际炒家开绿灯；反对股权分置，认为是民企或经营者对国企的瓜分；郎咸平反对医疗改革，使穷人看不起病；反对住房改革，认为住房改革是使富人更富有；郎咸平认为医疗改革是失败的等等。郎咸平全面否定中国各方面的改革，于是他明确提出反对改革：“这样的改革，我看还是不改的好”。

第七阶段：郎咸平已经忘乎所以，从对改革的全面否定发展到对中国社会全面的否定。郎咸平说当前社会是“是五千年之最坏”：“中国国企改革蠹虫肆虐，教育改革成本由穷人负担，医疗改革基本失败，三农问题怵目惊心，弱势群体诉诸司法时又遭遇司法不公等等。中国处于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

郎咸平对改革、国民情绪和学术的破坏性

一郎咸平挑起了改革论争，并且一直充当主角，使全社会改革共识破裂。第3次改革大论争讨论涉及面广、参与者众，而且往往分歧严重，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状况。正是基于这种局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2005年中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指出，改革共识已基本破裂。

二郎咸平的言论阻碍了了中国的改革进程。郎咸平反对“国退民进论”，“反对MBO”，反对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股权分置改革，反对银行改革和上市。由于受到郎咸平的鼓噪和一些不明真相普通大众随之起哄的影响，中国的产权改革一度停止，中国企业的MBO也都暂时停止，4大国有商业银行因为收到质疑也放慢了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到海外上市的步伐。

三郎咸平破坏了人民改革的心态。郎咸平说当前社会是“人吃人”“是五千年之最坏”，“改革失败了”，郎咸平“骂”土地被征占、旧房被拆迁，“骂”教育医疗收费太高，“骂”买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骂”贪官太多、司法腐败，“骂”治安太乱、安全无保障，“骂”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办事不民主，等等。郎咸平的“社会悲观论”，破坏人民大众的心态，让大家看不到一点前途。

四郎咸平煽动“仇富”情绪对民营经济打击非常大。郎咸平一直兜售他的消极的公平观，主张“一大二公”，号召大家重新“打地主、分田地”，社会上一度“仇富”情绪尘泻纸上，一些民营企业家特别是在广东的民营企业家感到“风雨满楼”，担心党和国家的政策有变。许多民营企业家都想停下来，或者想出外避避风头。一时民营经济处于非常差的环境中，郎咸平煽动“仇富”情绪对民营经济打击非常大。这种“仇富”情绪如果任其蔓延，后果非常严重。如果要让富人变穷，那就等于让大家都回到“一穷二白”的日子，整个社会还有谁愿意在中国做企业？

五郎咸平的消极公平观对国民情绪和改革的舆论环境起到非常大的破坏作用。他的消极公平观与社会悲观情绪相结合，一度在中国社会上产生了一股中国阴暗论，对民心起到腐蚀，对国民情绪的健康发展起到消极影响，对改革的良好舆论环境起到非常大的破坏作用，郎咸平的消极公平观必然对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起到极大的阻碍作用。

六郎咸平对大陆学术的破坏性。近几年，郎咸平靠给大众媒体写很随意的文章出名，这对中国大陆的知识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具有很大破坏性。如果大家都像郎咸平那样，不仅靠给大众媒体写通俗易懂的聊天式文章出名，而且以此来建立自己在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极坏的后果：那些学问和学术实在不怎么样的人往往却被人当成了“学术泰斗”。而且这样的“示范性”，会使大家都耐不住寂寞，一心想着成名。这样下去，学术将不再是学术了。郎咸平在报刊、讲坛上这一职业的极大侮辱，对大众情感缺乏起码的尊重，对大众知识极端漠视，对科学的严重亵渎。郎咸平对历史、对大众情感和马克思经济理论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3年多来，为什么我要放下所有的工作，集中所有精力来专门开展这项专门研究郎咸平的活动呢？因为这不仅涉及到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反对浮夸学风和不学无术，而且涉及到中国改革的大方向，涉及到老百姓在和谐社会中的切身利益，涉及到当前我们国家应该有什么样的国民情绪，这些才是真正的“大是大非问题”，不得不辨析清楚。为此我放下手头的许多事情，辞掉工作，到台湾去找郎咸平的亲戚朋友和同事，了解他的成长环境，洞察他的为人；为此我自费到美国几个大学，去深入接触郎咸平的老师和学生，了解他的许多“故事”；为此我多次到香港，见华润公司负责人、问中文大学老师，知道了郎咸平的许多“经历”。。。。。。加上我和他在大鹏证券同事的接触，应该会给大家一个真实的郎咸平。

不要因为某个人想出名而坏了大事

我们知道，郎咸平先生曾经做过记者，他以记者的经历知道什么是新闻，也知道如何去制造新闻，知道如何包装自己，知道如何放炮制造轰动效应以吸引眼球。（郎咸平先生自己说过要出名“必须要逆向思维”）郎咸平先生的一系列“炮轰论断”更像是一次次精心设计的媒体营销，郎先生善于利用媒体，对其发布报告的场合、时间、方式和回应无不精心选择、反复推演，以求最佳效果。郎精心构架的论断体系也不乏避重就轻的取巧之处，许多提法更是只求出名、只求轰动效应而不管实际情况怎么样，并且其话题之敏感性也使圈内各方经济学家不敢斗胆乱言，而普通民众则容易受到媒体的鼓动做出简单的价值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对郎咸平做出任何质疑，都会招致正在负担改革成本的弱势群体先入为主的浅近指责、谩骂，甚至会有人身安全的担忧。即便如此，我更愿意尽力去还原我所知道的事实真相，不让某些人因为个人想出名的目的而坏了我们改革和社会主义大业。

世上本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包括经济学家——长久以来，我们所秉持的基本价值立场是，经济学家应该代表社会良知和公共利益，高尚的人应该为全社会谋利益。当我首次看到康芒斯鼓励经济学家应该加入到某个利益集团或社会阶层的时候，我的心有一阵子刺痛，然后就豁然惊醒。惊醒了什么呢？我开始醒悟到，所谓代表社会良知和谋求社会公共利益的说法，实质上是一个不容推倒但又空洞无物的口号。因为它无懈可击、不容推倒，所以谁都愿意把这个口号喊得震天响。又因为它自身是空洞的，所以它很容易装载进各种内容。事实上，在熙来攘往的现实利益社会中，人们往往就在这个口号里根据自己的需要填塞进各种利益动机。于是，“代表社会良知和谋求公共利益”的说法，在现实中就往往沦落为一个可以容纳下各种利益婊子的牌坊。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曾说，经济学家不是经世济民的奇才，当经济学家说话时，他总是想从对方口袋里捞取多一点的利益。

享誉国际的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1997年也指出，“如果期望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反抗非正义的行为、保护受害者、挑战占统治地位的权威的信仰为己任的话，未免太乐观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在公开言论中昧着良心欺骗别人，或者对所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却厚言无耻地说得头头是道……”

善良的人们，快醒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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