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劫持的私生活电子书（被劫持的私生活书评）

第八章

很多人想出很多办法，事情却变得更糟

欲望产生思想，思想产生行动。

——D•H•劳伦斯（英国作家，代表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亚当与夏娃，人类永恒的诱惑

先要进行如此这般一番复杂而精妙的思考，然后才肯去性交，这大概就是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的根本区别。至少我们已经知道，使用工具已经不能算是人与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了。而至于语言能力，座头鲸和海豚也极有可能具备。

启蒙运动之后，人人都有了思考的权力和习惯。于是，西方人围绕着爱情、婚姻和性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人甚至还将自己的主张付诸实施——在实践中检验一下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理。一时间，恍如中国两千年前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热闹了好一阵子。

种种解决问题的尝试，不过就是在婚姻、爱情和性三者中，抬高或贬低其中之一的地位，再不就是否定某二者之间的关系。总的趋势——可想而知——肯定是抬高性的地位而贬损婚姻的。

狂飙突进运动

中年人的选择

以歌德和席勒为代表的这个运动，内容远没有它的名字那样吓人。又因为其影响所及仅限于文学、戏剧圈的小部分知识分子，所以，流传也不广。他们主张用二元化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婚外有一个情投意合的恋爱关系，同时却不放弃稳定的家庭。与时下“家里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的流行相比，二者都给予家庭以足够的尊重，只是歌德和席勒们对婚外激情的精神品质要求更高——他们自称这是他们追求婚外关系的主要动机，虽然他们完全不反对肉体接触。

因此不难看出，“狂飙突进运动”不过是将中世纪贵族式的、天主教式的通奸资产阶级化、知识分子化罢了，完全没有触及矛盾的核心。这种二元化的选择，出发点就是在婚姻与个人性爱之间寻找兼容的办法。因而，有家有业的中年人多倾向于这种选择，也就不足为怪了。

浪漫派

光脚年轻人的钟爱

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出现了一个名噪一时、至今余音袅袅的新思潮，这就是浪漫派。它通过将性提到与爱情相同的高度，治好了“圣女—娼妓综合症”。浪漫派宣称：爱情的根本就在于精神爱情和肉欲爱情的完美统一。而为了达到这一完美状态，“女性精神和肉体的完全平等”是必不可少的——这正是“浪漫”二字讨女人欢心的地方。

可是我们已经知道，要产生爱情的感觉，就一定要有性压抑。而浪漫派所追求的却偏偏是“精神爱情和肉欲爱情的完美统一”，这就好比把火柴的两头一起点着。所以，浪漫的人这辈子会比别人多用很多火柴，也就是可以理解和预见的了。

有东西被强调，就总得有东西被轻视。于是，婚姻遭到贬抑——浪漫派宣称，当一个人遇到“真爱”的时候，他有权甚至必须摆脱婚姻的束缚，满心喜悦地去“迎接那发自生命深处的激情的召唤”。正如它的名字所指出的那样，这个运动太浪漫了，以至于它忘记了人除了“真爱”之外，还是要吃饭的。即便是这个运动的创始者和旗手，在实践中也把他们的理想演绎得一塌糊涂。

在篇幅达一万字的《诗辩》中，雪莱这样写道：“道德最大的秘密就是爱；或者说超越我们自己的本性，把我们自己同他人的思想、行为和人身上的美统一起来。”话说得很漂亮，只是在做的时候，雪莱总是把别人的美连到自己身上，而把自己的麻烦和丑恶连到别人身上。

他结了两次婚，又都因为找到新的“真爱”而离了婚。可这，却远不是雪莱品行中最让人齿冷的部分。他在诬蔑自己的母亲与女婿有私的同时，却几次试图勾引两个亲妹妹。为了娶著名的政治家兼小说家威廉•葛德文的女儿玛丽，他抛弃了第一任妻子哈丽艾特。而关于离婚的原因，雪莱在给哈丽艾特的信中这样写道：“你从来没有以能使我完全满足的激情来填补我的心灵，这并不是我的耻辱。”接下来的内容，居然是向已经变成前妻的收信人要钱。这倒与他的一贯风格相一致——在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诬蔑其与女婿通奸的后面，是“请把我的电动机和日光显微镜寄来”。

与威廉•葛德文一家的接触，不仅让他找到了第二次“真爱”并因而有了第二任妻子玛丽，还让他有机会诱奸了玛丽的姐姐范妮，致其服毒自杀。而玛丽的妹妹克莱尔，雪莱则与之保持长期的私通关系。顺便说一句：威廉•葛德文统共就这么三个女儿。

1812年，雪莱去都柏林宣传爱尔兰的解放。爱尔兰从雪莱的宣传中所得甚少，雪莱却是不虚此行：在从一个小学老师伊丽莎白•希钦纳小姐手中借到100英镑（当时那可是一笔大钱）之后，又在一次海边散步中诱奸了她，然后把她打发回了爱尔兰。作为他的雇员之一，她被告知会领到每周两镑的薪水——薪水总共只发过一次，而借的那100英镑，却从此再没提过。

相比之下，浪漫派的另一位旗手拜伦，就显得“高尚”得多：在威尼斯，他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和2500英镑的费用，睡过“至少200个各种各样的女人——也许更多”。其中有24个女人他还记得她们的名字。他甚至曾“高尚地”拒绝了雪莱的小姨子兼情人克莱尔的勾引，只是在她向他保证她早就不是处女——雪莱已经和她睡过——之后，拜伦这才肯和她有些首尾，还生下个私生女。

因为完全无需考虑经济问题，浪漫派诗人们就到处去找女人，找到之后就宣布“她的精神和肉体”得到了“解放”。短暂的“解放”过后自然就是遗忘。如果哪个女人对某个“浪漫的男人”动了真情而不仅仅是逢场作戏的话，她就一定免不了耻辱和悲惨的下场——就像那位爱尔兰小学教师一样。

不用说，当然会有很多很多男人愿意在额头上贴着“浪漫”二字，利用女人性格上爱幻想的弱点，大吃豆腐。他们从来不在女人面前谈钱——那多俗呀！只是，如果细心观察，你就会发现，富婆身边那些财色兼收的情人们，都是很“浪漫”的。

不过，浪漫派的思想至今却依然影响着许多人：他们是第一个不歧视性的人，也是第一个口头上表示男女平等的人——这些都是讨女人欢心之处。他们选择配偶的时候绝不对经济因素加以考虑。此外，他们还不能容忍“激情已经丧失了的”婚姻。可想而知的是，他们必然都是些频繁离婚和更频繁换情人的人。这种摔坛砸罐无所顾忌的极端选择，自然为年轻人所钟爱——他们血气方刚，家里也没什么坛坛罐罐。

女权主义

一个至今大家都没弄懂的主张

几乎是与浪漫派兴起的同时，女权主义开始萌芽。只是，那时女权主义的主张及其表达观点的方式，都与今天的女权主义大相径庭。事实上，女权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大致三个阶段：第一就是此时的萌芽期——要求得到一些基本权利，诸如教育权、参政权、想不结婚就能不结婚的权利，等等。那时候，她们的思想主要还是靠着小册子和文学作品的形式来传播。可是，有产阶级妇女的经济角色没有任何改变——她们不工作，没有收入；而参加工作的无产阶级妇女却又不识字。所以，那个阶段注定是雷声小、雨点儿更小。

女权主义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是在二战之后——战争期间鼓励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工作。战争结束男人回来了，又重新要求女人回家，女人当然不干。于是，要求平等的工作权，便成了当时的主要诉求。简言之，就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都能做，有些还能做得更好”之类。其结果，就是妇女摆脱家庭束缚、经济独立，进而承担社会角色。

经济独立并走向社会之后，女人们发现不平等仍然随处可见。于是她们得出结论：光是解决经济问题还不够，问题还在于文化的不平等，以及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这样，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要求“女性视角”和建立“无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便成为第三个发展阶段的主要追求目标。

可时至今日，似乎有多少位女权主义者，就会有多少种女权主张。在受到6000年的奴役之后，女人们终于有了表达自己的权力。于是，心情激动的女人们在没想好应该说什么之前，就匆匆跑上了讲台。可想而知——在很多问题上，女人们之间的分歧，甚至比她们与男人们之间的分歧还要大。有时候，女人们之间也能达成统一的意见，然而那意见，绝对是我们这些缺乏女性视角的蠢男人们所难以预料的。

比如1970年，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涨，时装界作出了回应。设计师们想，既然前些日子女人们当众焚烧胸罩，以示解放压迫、男女平等，那么，她们可能也会不喜欢过于性感的超短裙。于是，服装界推出的新款是一种“刚过膝盖”的半长裙。服装界中一言九鼎的大佬加兰诺斯也发话了：“加长是方向。”

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女人们居然就为了这么个服装样式的设计，上街游行去了，手上举的标语写的是：“大腿！大腿！大腿！”朱莉•亨特纳——“维护妇女女性气质和财权组织”的主席——对记者发表了如下看法：“我们决不能让他们既蒙住我们的眼睛，又蒙住了我们的大腿。我知道有些女人只要加兰诺斯一说是时髦的，她们连铁皮盒子都肯穿。我认为这是一种病态……”接着，关于裙子的长短，女人内部也发生了激烈争吵——年轻姑娘们指责那些大腿已经失去光泽并布满赘肉的老女人在运动中掺杂私货，企图趁乱把她们年轻漂亮的大腿也遮起来，居心何其险恶！

这场纷争的结果是：西方妇女普遍穿上了裤子，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不同的只是：上了岁数的女人们穿长裤，年轻姑娘们穿只包住大半只屁股的“热裤”。于是皆大欢喜——通过穿裤子，达到了男女平等的目的。而漂亮的大腿，依然得到了裸露的权利！

与“狂飙突进运动”和“浪漫派”男人们之间的区别相映成趣的是，女权主义者们在如何实现男女平等的方向性上，也有着她们自己的分歧——嫁了有钱丈夫的有产阶级妇女自称“温和派”，要求丈夫与自己一样贞洁；而无产阶级妇女们自称“激进派”，要求的则是与丈夫同样的“性自由”。

这一分歧是发人深省的，它似乎向人们暗示了女性嫉妒的动机：一个富人的妻子，会更容易嫉妒——本应属于她一个人的东西，她不愿意与别人分享；而一个穷人的妻子则会显得大度些——得到的本来就微不足道，再少一点儿也无所谓。

除了这方面的分歧之外，女权主义者们在其他很多方面也都不统一。这似乎也暗示了当今女性的一个尴尬处境：她们戴着自己做的眼镜来看待这个世界，但是由于时间过于仓促，镜片的度数还没有磨到最合适。这导致了女权主义阵营中充斥了大量的冒牌货：在要求权利的时候，她们以女权主义者的形象出场；而在谈到责任、义务的时候，她们又重拾传统女性的扮相，摆出一副小鸟依人状。她们什么都要——男人有的一切她们都要，男人没有的她们也要。她们对什么都抱怨，可又找不出可行的办法。她们抱怨男人不生孩子、不会喂奶，抱怨科学界对“女性的直觉”未给予足够的尊重，她们抨击选美活动和女性时装业，说那是男人把女人当成了马戏团里的猴子，可这倒并没有影响到她们自己天天描红抹绿。她们甚至抱怨作为女人，并不能从每次性生活中得到高潮——这方面，又是男人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于是，有些女人大声疾呼“阴蒂的权利”。

说实话，有很多权利，包括女性“阴蒂的权利”，所有的男人都是很愿意给予的——拳拳之心甚至比女性们自己都更加急切。只是，一时间没找到可行的办法罢了。

空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男人和女人到底以什么方式交往

社会主义者是主张生产资料公有的。那么对于以继承私有财产为目的的家庭，其态度可想而知。在恩格斯看来，出嫁不过是“一次性批发的卖淫”。而贝贝尔却认为婚姻比卖淫还要糟糕，因为妓女好歹还可以挑客人，日后还能从良，“而妻子却不得不忍受丈夫的拥抱”。

有一件事情是他们没想到的——人与人之间所有层面上的不平等是不可能被彻底消除的。更何况即便真的能被消除，那也并没有什么好处；另有一件事情是他们没说清楚、或故意语焉不详的。那就是：在未来的“理想国”里，男人和女人到底以何种方式交往。

“随着生产资料为全社会所有、私有制的废除和儿童教育的社会化……女人和男人一样是自由和不受妨碍的。她追求别人，或者让别人追求自己，最后结婚不考虑别的，只考虑自己的爱慕和好感。”——这是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男女交往模式的展望。看来，恩格斯认为那时候，男人和女人还是应该结婚的。可是，我们怎么也找不出一个他们需要结婚的理由！因为，把这句话中的“结婚”用“做爱”来替换，也完全成立。

马克思主张用社团群居的方式取代家庭。然而1843年，他又在《莱茵报》上发表文章，反对简化离婚手续，看来对婚姻的态度还是比较矛盾。而恩格斯，更多的只是对资产阶级婚姻观加以批判，虽然对未来也有展望，却让人摸不着头脑。

一方面，从理论出发，共产主义者对婚姻即使说不上敌视，也至少是极为轻视的。因为恩格斯说得明白：父权制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就是为了继承私有财产这个目的才建立起来的；而另一方面，被他们热情讴歌的那种摆脱了经济因素的爱情，在现实中又找不到。于是，当早年共产主义还只是一个空想的时候，共产主义者们的性观念便无比自由起来——至少在左翼文学界是这样。因为，对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来说，如果他恰好没有财产，那就再好不过；万一不幸他有财产，那他就假装它不存在。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自由恋爱。

对此，爱尔兰的社会主义者乔治•伯纳德•肖敏锐地指出：“如果其他事物没有改变，对婚姻的废除会比现在更严重地奴役女性。”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社会主义变成了现实：权力向下归了人民，而财产则是向上归了国家。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苏联人沾沾自喜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他们普遍沉浸在盲目的乐观之中——共产主义不久就要实现了。因为，“土豆已经烧熟了”，剩下的事情只是“再加几块牛肉”。在这种情绪之下，共产主义爱情观，也就“先行一步”了。

既然一切都是公有的，儿童的福利在理论上是归国家来照管的，家庭自然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与此同时，个人微不足道的情感，只有投入到伟大的社会建设中才有意义，男女之间的卿卿我我，不过是小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情调。就这样，婚姻、爱情一下子都失去了它应有的分量，剩下的，就只有性了。

此时，亚历山德拉•考龙台********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她的“玻璃与水”的理论：“对性要求的满足与口渴时喝一杯水的满足没有任何区别。在一种情况下人们喝一杯水，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人们经历性交。”

在她的小说《爱情之路》中，考龙台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苏联年轻人对性和爱情的看法：母亲发现女儿热妮娅与自己的伴侣有了暧昧关系之后，自然很不高兴。但更让母亲感到气愤的是，女儿坦言她与母亲的男友睡觉，并不是出于爱他，而只是因为“性是必须有的，因为身体要求其权力，压制它是不健康的”。当母亲问及为什么她会和一个她不爱的男人睡觉时，女儿的回答是：“我认为像我这样更简单、更好……因为爱情会妨碍劳动能力，谈恋爱需要多少时间和精力啊！可我没有时间。我们企业有那么多的工作，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解决。”最后，当母亲指责女儿没有能力去爱的时候，热妮娅反驳说：“我爱很多人和事物。我爱您、爱列宁、爱我的工作。可我为什么非得爱和我睡觉的男人不可呢？”

是啊，当时绝大多数的苏联人都和热妮娅有着相同的看法——有什么必要非得爱一个只是和你一起睡觉的人呢？“我们这里没有爱情，只有性关系。并且，每个在性关系中找到比生理学更丰富一点儿的内容的人，都会被作为可怜的和精神受阻碍的主体来取笑。”——另一位作家在小说中这样写道。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局面并不是列宁本人所希望看到的。事实上，他非常不赞同考龙台的“玻璃与水”的理论。他说：“任何一个精神健康的男人都不会喝排水沟里小水坑里的水，或者用一个肮脏的杯子喝水。”这让我们想起了马克思反对简化离婚手续的立场。看来，两位革命导师虽然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可还是认为“生育资料”各人归各人比较好一些。

到了斯大林上台，事情就全变了样儿。普遍的物资匮乏加上战争的威胁，不仅导致了禁欲主义的倾向，更将国家集权推向了极致。在这个高压统治之下，个人变得毫无价值——一切个人层面上的东西要么已经牺牲了，要么留到下一次。于是，属于个人层面的爱情和性，便不足挂齿了。而家庭，却被当作社会结构的最基层组织，得到了空前的重视。

这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情况是极为相似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婚姻的动机是两个年轻人“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走到一起来了”，目的则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婚姻，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夫妻二人在革命立场上没有发生变化，那又有什么理由离婚呢？所以，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80年代初，中国甚至没有离婚率的统计数据——实在太低了，毫无统计的必要。说到离婚，仅仅提出这个念头都是可耻的——大家伙儿都在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你们两口子居然在想这种事情，多自私啊，多渺小啊！离婚的事儿先放一放，抓紧时间把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好好改造改造再说！

这些今天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一样的东西，却被整整一代人所信奉和遵循。家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离婚这种事儿，只和“现行反革命”的家属才沾得上边。而与此同时，爱情和性却不值一提——八个样板戏中，没有任何一对男女有恋爱关系，更别提性关系了。《红灯记》里李奶奶对铁梅说：“你爹不是你的亲爹，你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三个不相干的人组成了一个家庭，完全是出于“革命需要”。

就这样，在理论上最应该轻视家庭的国家中，家庭却得到了空前的尊重；而本应得到空前解放的爱情和性，却被空前打压。说造化弄人也好，说历史太过幽默也好，在实践中，理论每每走向自己的反面。如果傅立叶能看到后来发生的历史，不知会作何感想。

欧奈达

最接近的“理想国”

与恩格斯等人的语焉不详相比，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对其理想社会中男女关系的描述则非常清晰。在现实的希腊诸城邦中，最合柏拉图心意的，是斯巴达。

在古希腊人眼中，斯巴达无疑是个另类。它先是征服了拉哥尼亚人，使其成为斯巴达的公有奴隶，即黑劳士。接着又征服了美塞尼亚，给予其居民很少的财产权和生命保障，其境遇比黑劳士好，但很有限。斯巴达人把美塞尼亚人布置在自己与黑劳士之间，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要知道，黑劳士人数是斯巴达人的7倍，在冷兵器时代，这显然是个致命的优势。事实上，斯巴达日后也正是毁于国内奴隶的反叛，而不是外族的入侵。就这样，斯巴达人虽免于劳役之苦，却一直生活在惊恐之中。传说中伟大的立法者吕库古，为危如累卵的斯巴达人设计了一套古怪的制度，以保证斯巴达的长治久安。从斯巴达生存的时间及其在希腊诸城邦的地位来看，这套制度应该可以打85以上的高分。

首先，在政治方面，全体斯巴达人平等享有公民权。名义上，最高权力归于全体公民大会，但是提议案的权力却掌握在30人元老院手上。更糟糕的是，表决的时候并不计票，而是与会者发出喊声——喊声是否大到足以通过某议案，由元老们判定。所以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寡头体制。因为，如果你对某提案感到不满，你的权利仅限于不喊。而在经济方面，吕库古规定禁止使用金银，改用铁币。价值10明那的铁币，得用两头牛才拉得动。为了防止有人拿一堆钱锻把锤子或犁，铸币时特意加了道工序：焠火时用醋浸一下，让钱变得脆而易碎。斯巴达男人终生只有一项工作，那就是训练和战斗。每个男人从18岁起就要到公共食堂就餐，粮食从家中自带。如果哪个男人穷得连公共食堂的份粮都交不上，其公民权就会被暂时终止。伙食很差，一个叙巴里斯人在公共食堂喝了一口黑扁豆汤之后说：“现在我知道斯巴达人为什么不怕死了。”这样的日子，斯巴达男人一直要过到60岁。

斯巴达女人的地位很高，虽然没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投票，但是她们有财产继承权。在亚里士多德时代，2/5的土地掌握在女继承人手上。与其他城邦不同的是，斯巴达少女也要接受体操训练，训练的时候与男孩子一样赤身露体。平常她们穿着半长袍，两侧开叉很高。斯巴达女人因而得了个外号——露大腿的人。事实上，她们连屁股都露得出来，因为那时候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内裤。虽然有婚姻制度，但是如果李四看上了朋友张三的老婆，可以大大方方向张三提出要求。这种要求近乎我们今天“哇，张太太好漂亮”的恭维，让张三夫妇心里很受用，所以通常都不会拒绝。

柏拉图虽然不喜欢斯巴达的寡头制，却更加痛恨雅典浅薄的民主制。在他的《理想国》里，简直就是为能征善战的斯巴达人度身订做了一个角色，叫做“护卫者”。柏拉图认为，人们的私心极大地妨碍了他们对城邦的忠诚。要想杜绝私心，显然就要消灭私有财产和家庭。所以在他的“理想国”中，护卫者只能拿工资，用于日常支出，但不能拥有不动产。进一步，为从根子上打消护卫者们攒钱的动力，以及出于优生优育的考虑，柏拉图主张通过“巧妙的抽签”来剥夺劣等男人的生育机会，“以使不合格者在每次求偶的时候，只好怪自己运气不好而不能怪治理者”。而被选中的好男人和好女人，则分别在“从过了跑步最快的年龄到55岁”和“20岁到40岁”期间，尽量为城邦多生孩子。孩子一生下来，就被送到托儿所，由专人负责照料。在母亲有奶的情况下，托儿所的负责人“引导母亲们到托儿所喂奶，但竭力不让她们认清自己的孩子”。这样一来，不仅父亲的身份被混淆，连母亲的身份也被混淆了。

这个设计的麻烦在于：万一父亲与亲生女儿、母亲与亲生儿子，或者同父同母的亲兄妹之间发生了关系，岂不糟糕？对于这个问题，柏拉图给出的办法是：父母一辈结合后7到10个月内，社团内所有生下的孩子都算是下一辈，上一辈不得与下一辈有性关系。考虑到人群中的年龄是一个连续的过渡，而且人是天天做爱的，并不像鹿那样一年只发情一个月，所以按这个办法划分辈份实际上完全没有可操作性。柏拉图的这个设计还不如前文所述的澳洲土著的婚级制：他们生而有标明自己婚级的名称，正如中国人家谱里给每一辈泛个字那样，男女各分四级：在男子，分别为伊排、孔博、慕里和库比；在女子，分别为卡波塔、玛塔、布塔和伊帕塔。所有的伊排与所有的卡波塔互为婚配，与其他的则被禁止。余此类推。

在柏拉图的设计中，父母双方的身份都被混淆了，所以平辈之间也无法避免亲兄妹之间发生性关系。这又怎么办呢？柏拉图的回答是：“如果当事人愿意，而德尔斐神谕又允许的话……”可见是在捣糨糊。当年诗人维吉尔和朋友共享一个情妇，这个情妇还给他们生了个女儿。女儿长大后，维吉尔和他的朋友轮流和他们的女儿睡觉——今天和维吉尔睡觉，就管那个朋友叫爸爸，次日再换过来。要知道，德尔斐神谕并不比轮流叫爸爸更靠谱些。

虽然柏拉图的具体设计有很大的缺陷，但他清醒地意识到，要想对抗家庭，社团就必须财产公有并打破血缘关系。史上最成功的社团，当推寺院。修道院也好，庙也好，都是财产公有并誓守独身的。

柏拉图之后，认为私有财产乃罪恶之薮的人、反感家庭的人，提出了种种设想。《乌托邦》虽然很有名，但今天看来简直就是笑料。托马斯•莫尔虽然主张财产公有，却并不反对家庭。他的主要设计，除了以30户为单位进行选举之外，亮点只在于城里人和农村人时不时地换工作。他也像吕库古那样主张取消货币，金子和银子平日只用来做马桶。遇到战时，把马桶拆下来敲一敲，用于给雇佣军发军饷。

空想社会主义者中，英国人欧文组建的“和谐村”就是乌托邦的路子——财产公有，却保留家庭，很快以失败而告终。男社员们在地里集体劳动，女社员却拒绝给丈夫以外的男人洗床单，共产主义还怎么搞？

而法国人傅立叶却反过来，主张“不被束缚的情欲”，财产却是股份制分配。他的社团名叫“法朗吉”。在每一个法郎吉中，男女各分成若干小组居住，以避免某个女子专属于某个男子的情况发生。于是，便会产生某男小组与某女小组在劳动中建立起的“联婚”关系。本着“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效应，他坚信的结果是：“……不到两年时间产量即增长5%。我曾说过，这种产量最初将比我们现在的产量增加3倍，而在恋爱自由获得平衡的情况下，会增加5倍。”他的财产股份制，具体是按资本4/12、劳动5/12和才能3/12的比例，对劳动所得进行分配。资本这一项，可以按每人加入法郎吉时交的钱算出来。劳动，按工分制就算也统计得出来吧。问题是，才能这东西怎么衡量呢？更糟糕的是，迫于外界舆论压力，法朗吉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又走了样。傅立叶手下的得力干将孔西德朗故意把傅立叶的“情欲”泛化为兴趣，极力维护家庭的地位。

倒是傅立叶的意大利拥趸罗西，在巴西建立了一个“塞西利亚社团”。1892年，33岁、长着一张娃娃脸的护士埃勒达与男伴阿尼巴勒一起加入了进来。罗西决定从我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实现导师傅立叶关于情欲的主张，要求埃勒达当自己的情妇，并向社团全体公开关系。据罗西自己说，他因而与阿尼巴勒建立起了朋友加兄弟的亲密关系。接着，又有一个叫雅雷阿克的男人要求加入这场多角恋。没过多久，一位婚龄18年、已经是5个孩子母亲的意大利妇女也宣布加入。罗西兴奋地写道：“旧世界死了！家庭被打倒了！在它的废墟上将盛开无政府主义的拥抱之花……”然而，这个故事的结局却喜忧参半：雅雷阿克的兴趣很快就转到别的女人身上去了，阿尼巴勒终日借酒浇愁。而罗西，却和那位娃娃脸的女护士结了婚，婚礼“非常资产阶级化”。

在已有的种种尝试中，欧奈达无疑是最接近柏拉图的《理想国》的。

欧奈达的创始人叫约翰•汉弗莱•诺伊斯。这个古怪的天才于1811年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的普特尼。他家境优越，父亲是个成功的商人，还是美国的众议员，母亲是美国第十九任总统拉瑟福德•海斯的堂妹。诺伊斯自幼对宗教充满兴趣，20岁时进入耶鲁神学院，立志献身宗教事业。1834年，他突然有了一次“顿悟”：他认为，上帝不会要求他去做他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如此一来，靠外在的行为去接近上帝就变得不可能。然而，至善至美却又是上帝对所有基督徒的要求。他坚信“至善”只能通过从内心摆脱罪恶感才能达成。进而他宣称，基督已于公元70年第二次降临人世，这标志着上帝在天治国的开始，最后的审判正日益临近。他觉得他的这个想法达到了“至善”的境界，但是教会里的其他人可不这么想——他被剥夺了公开布道的权力。

回到老家普特尼后，诺伊斯大力宣传自己的“至善派”教义。他既反对群交乱性的唯灵论，又反对独身禁欲、代之以做礼拜时全身乱抖的“震颤派”，而是主张社团内“在同一范围内”的财产和性爱共享。他赞同婚姻，却又认为“构成婚姻的道义和忠诚在两百人之间和两个人之间一样可以存在”。其有趣之处，也正在于此。

1848年，包括诺伊斯夫妻二人的87名成员搬至纽约州欧奈达的一所大房子里，正式成立了欧奈达社团。成员所有的财产都归集体所有，大家合伙凑份子，一起劳动。业务范围包括做水果和蔬菜罐头、织丝和制造打猎用具，后来又转向制作银器。前10年的总投资达到了108000美元，在亏了4万美元之后，终于实现了收支平衡，好的年份还能略有盈余。30年间，成员最多达到306人。

从理论上说，社团里的每个女人都是每个男人的妻子。欧奈达并不排斥夫妻二人同时加入社团，也不要求一对夫妻在加入后解除二人的法律关系。但是一旦加入，两人的夫妻关系就“融解”到200人范围的“夫妻关系”中去了。他们和其他成员一样，每个人都住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以便于安排约会。在社团内，每个女性成员每周都会有三次与不同男人的“约会”。这使得整个社团内，一直沉浸在“不断求爱”的气氛当中。

劳动和求爱之余，诺伊斯还将成员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有10到15名成员，每天都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防止在劳动中偷懒耍滑，以及某一对男女间产生“特殊的爱情”。

男女交往并非完全没有限制，其最重要的特色即为“男性克制”。这与诺伊斯本人的婚姻生活有关。在结婚的头6年里，他的妻子哈丽雅特怀孕5次，5次居然全都难产，只有一个儿子活了下来。妻子所遭受的巨大痛苦给诺伊斯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所以他在社团内推行“含蓄性交”，即：男人在过程中不能射精。这是个需要反复训练才能掌握的本领。所以，社团内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子，一开始只能和已经绝经的老年妇女性交，通过后者的帮助和指导，确实能够做到收放自如之后，才能与生育期的年轻妇女“约会”。据说，通过这种特殊的训练后，虽然不能射精，男人也同样能领略到异乎寻常的“快感”，而女方则不消说，肯定每次都能达到“令人非常满意”的结果，在欧奈达，是非常强调妇女的“完全满足”的。从结果来看，“含蓄性交”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不小心”弄出来的孩子，总共只有12个。

虽然性交是人人有份，但生孩子可不是这样，只有优秀的男女才有资格生孩子。至于谁优秀谁不优秀，由诺伊斯领导的27人委员会来决定。不用说，诺伊斯本人肯定是“优秀者”之一。经过挑选后，53名妇女和38名男子获得了生育权。他们一共生出了58个孩子。其中9个孩子的父亲是诺伊斯本人。

从取消私产、性资源共享、社会分级和对优生的强调等诸方面来看，诺伊斯的欧奈达确实与柏拉图的《理想国》非常接近。

诺伊斯老了之后，打算把权力交给自己的儿子。但是不幸，诺伊斯的儿子没有他那样的领导能力。更糟的是，他还是个无神论者。成员中有个叫约翰•陶纳的不服气这样的安排，起而争夺领导权，遂导致社团的内部矛盾和分裂。加之外部大环境的改变，内忧外患，致使欧奈达于1881年1月1日这一天宣布结束公有制，改为股份有限公司。时至今日，股东们不再相互睡觉了，但是业务似乎还开展得很不错——它仍然是美国上市公司之一。

同居

西方人这才认识到孩子的重要性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发生在20世纪的头40年，这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所以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它是两次世界大战都未波及其本土的唯一大国——如果珍珠港袭击可以忽略不计的话。

中产阶级人数的上升和女权运动的不断发展，使得倾向于要求丈夫和自己一样贞洁的美国妻子越来越多，而不是相反。另外，清教并没有给通奸以与天主教相同的宽容。所以，与同时期的欧洲人相比，20世纪初的美国人更热衷于离婚，而不是通奸。随着汽车的普及，美国的家长们除了为自身的婚姻问题苦恼之外，还总是在为孩子们担心——约翰又开着车来接我们的女儿芭芭拉约会去了，但愿他们俩在汽车后座上别太过火。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年轻法官本•林塞，抓住了婚姻问题的实质：财产和孩子——作为法官，在办理离婚案件时他只对这两样东西感兴趣。在一宗宗大同小异的案件中，林塞渐渐发现：如果一对还没有孩子的夫妻前来办理离婚，总是出奇地简单——这和有孩子的夫妻的情况大相径庭。

这促使他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对法律、新教教会和社会来说，一个不要孩子或者还没有孩子的婚姻，究竟意味着什么？

结论显而易见：没有孩子的婚姻，不过是一对彼此喜欢的男女住在一起罢了，完全与别人无关，也与法律无关。因此，它毫无社会意义。

基于这一思考，林塞提出了以下三条意见：

A）婚姻在没有孩子之前，应该称为“伙伴婚姻”，只要有一方提出分手，关系即告结束。分手时，女方无权要求赡养费。事实上，这种婚姻甚至不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和结婚仪式，免得律师、牧师和亲戚朋友跟着忙活了小半年，两个事主却在结婚三个星期之后反悔了；

B）经过这种试婚性质的同居之后，如果双方有了孩子，或肯定打算要孩子，再办理各种手续不迟。有了孩子之后，这种婚姻称为“家庭婚姻”，应受到法律严格的保护；

C）教给年轻人最先进和最有效的避孕措施，以确保他们只是在想要孩子的时候才得到孩子，从而避免发生“奉子成婚”的尴尬和勉强。

这种将有孩子的婚姻和没孩子的婚姻区别对待的态度，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在一个没有孩子的婚姻中，确实找不到多少社会意义和法律介入的必要。这种做法还带来了两个好处：一是芭芭拉的父母再也不用为她在约翰的汽车后座上做些什么而操心了；二是让年轻人在缔结一个真正的婚姻之前，对他们的决定有了一次深思熟虑的机会。

当然，林塞的设想还需要两个条件才能真正得到推广：一是女性普遍参加工作，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二是男人放弃愚蠢的贞操观。这两个条件在今天都已十分成熟。在有了DNA亲子鉴定技术之后，如果还有男人非要娶一个处女做妻子，那就只能用“愚蠢”二字来形容。林塞的思想直接导致了同居的盛行。今天，大部分德国姑娘认为，在嫁给某个男人之前如果不先同居一段时间试试看的话，那将是“极为轻率”的。

林塞的主张，让西方人充分认识到了一个中国人早就明白的道理：婚姻中最重要的部分，其实就是孩子。

决定买一双鞋之前，所有人都知道应该先把脚伸进鞋子里去试一试。如今，同样的明智人们也终于用到结婚上了。不管怎么说，结婚和买鞋这两件事颇有几分相似——2002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统计资料显示——经过试婚性质的同居之后再行缔结的婚姻，日后会比那些没试过的“草率”婚姻更容易破裂。这个统计资料一定会令老派的中国父母“倍感振奋”。但林塞的拥趸们或许会这样看待这个统计结果：既然还没付钱，那就不应该试太久。不然，鞋子会被穿旧的。

无论如何，年轻人现在有了更富激情的婚前性自由，同时，对于今后婚姻的幸福又敢多抱有几分期许。麻烦仅在于：家庭，看上去不再那么神圣了——与夫妻二人同在的，不再是基督的灵，而是一个奶瓶和几块尿布。

性解放

快活过后，男人们被边缘化了

性解放运动之所以惊世骇俗，并不是因为那时的人们性交次数提高了多少——那时还没发明出伟哥，想多也多不到哪儿去。根本还在于他们对固定性关系所持的一种彻底否定态度。“谁要是和同一个女人睡两次觉，谁就属于幕后统治阶级。”——这是男人的看法。

而女人却走得更远——凭什么每次都得和一个男人睡在一起！在激进的女权主义者麦金农们看来，每一次男女之间的性交，都成了“强迫的异性相爱”：女人只能爱男人，男人因而保持了对女人的性垄断，进而达到了男人们更加险恶的用心——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垄断。于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大声宣扬女同性恋——即使不喜欢也至少应该尝试一下，以便把“和男人睡在一起”从唯一的选择转变为众多选择之一。

既然和同一个人不能睡两次了，那还谈什么爱情呢？于是，考龙台“玻璃和水”的理论，在40年后的西方再度风行。如果你向某人表达爱意或是情感，得到的一定是嘲笑和蔑视。以当时的观点来看，性交不过是两个人全身皮肤外加一小段粘膜彼此摩擦一小会儿罢了，除了一身臭汗和疲乏感之外，不应该再产生任何其他效果。

进一步观察之后我们会发现，表面上看去极其热衷性交的男男女女们，其实骨子里对性的评价并不高。更多的时候，他们甚至是带有几分自虐地“为性而性”。维莱娜•施泰凡在其长篇小说《蜕皮》中这样写道：“……性应该是一个必须轻视的事情，性再也不应该成为和另一个人交往时的高潮，而只是一个相识的无足轻重的可能性。”

确实是一个疯狂而无法理解的时代！其背后，一定隐藏着复杂而深刻的原因。时间是十分重要的，60年代！那时候都有些什么？

A）女性经济独立和女权主义的高涨

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西欧彻底从二战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女性的收入也大幅攀升，由以前的贴补家用到了真正经济独立的地步——这，是性解放运动的根本前提。这个运动与以往的性放纵之所以如此不同也正在于此：从开始到结束，女性从没想到过要通过与男人性交获得金钱上的好处。

与此同时，女权主义也正处于其第三个阶段。在此阶段中，妇女们发现，在获得了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平等之后，性别差异依然存在。于是，她们意识到在价值、道德、生理、心理、文化等诸多方面，都需要摆脱男人的参照，建立起属于她们自己的坐标。可刚开始的时候，除了大方向感和急迫的心情之外，还真就没有什么具体的主张。因此她们愿意做各种尝试，并将种种尝试推向极致。在众多的尝试中，性自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

B）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和存在主义哲学

弗洛伊德的基本观点家喻户晓。人人都知道“力比多”，知道人格由超我、自我和本我三部分构成——“力比多”在这三个部分之间自由流动，才能避免神经官能症。既然话都说开了，大家心里想的都一样，那么，做某事与不做某事之间就并没有太大区别。以前，一个人做了某件不好的事情，别人就会指责他“真丢人，真不道德”；可现在，他和别人的区别仅在于他有“贼胆”去做了，如果他受到指责的话，也只能是“您胆子真大”之类，这样的指责又能让人有多在乎呢？而那些却硬憋着的，结果得了神经官能症，害人害己，谁更光荣还两说呢。于是，人们不仅对各种出格行为极为宽容，更在内心深处丧失了对道德观念的尊重。

另一方面，人们把谈论性话题当作解除内心压力的灵丹妙药。媒体、学术界以及普通人的日常谈话中，充斥着关于“性高潮”、“自慰”、“焦虑”等等的话题。这既导致色情刊物的泛滥，又致使大众将“对性持有开明态度”与否作为衡量一个人教养水平的标准。这种以“科学”面貌出现的对性的新态度，使得旧有的性道德观念不战而降。

与此同时，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风行一时。

存在主义的三个基本命题——“存在先于本质”、“人生是痛苦的”和“世界是荒谬的”——直接导致了个人主义的极端膨胀。

萨特将“存在先于本质”定义为存在主义哲学的第一命题，意思即“事物的本质是由人赋予的”。从这个命题不难看出：存在主义的核心本质，就是要让人去僭越神的位置。从此，上帝从高高在上的天国跌落至每个人的内心——由先前的above everyone变成了within everyone。这使得每个人早上起床洗漱的时候，从镜子中直接看到了神——他本人！于是，人人都跟着萨特喊他那句著名的口号：“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

既然“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可“人生却是痛苦的”，那么，还有什么理由阻止自己及时行乐呢？另外，“世界又是荒谬的”，那么，还有什么清规戒律是值得尊重的呢？

C）社会导向由生产转为消费

进入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新情况：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这一情况给社会各层面带来的巨大影响，是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今天，消费居然成了需要商家发掘、刺激和引导的事情。人不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被劳动所异化”，而是——被弗洛姆精准地指出——被消费所异化。

什么是“被消费所异化”？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掏出一支香烟之后，发现烟盒里只剩下一支了。他就会把这最后一支烟拿出来到处敬人，嘴上说：“最后一支了，帮帮忙！”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同事一定不会让他失望的。为什么他给别人敬烟反倒要说“帮帮忙”？因为这最后一支烟被送掉之后，他就可以早点儿享受再去买一包烟的快乐了。可是我们知道，理性的态度倒应该是他把这最后一支烟放在贴身衬衫的口袋里——就像电影《上甘岭》里战士们手上的那只苹果——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再抽，别人跟他要他都不肯给才对。

理性的消费已经不能填饱机器的胃口，商家需要消费者“无理性”地消费。方法自然是创造时尚和品牌。人们愿意多花5000块钱购买一款新手机，只是因为显示屏是蓝色的——第二年这款手机就降到了500块。可这并不妨碍消费者继续购买今年的新款——又多花5000块钱——这次为的是手机可以拍照，尽管他们心里明白，花5000块钱可以买一个非常好的照相机，比手机拍照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新的形势需要新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桑塔格将后现代的特征定义为“拒绝阐释”——必须逃避，因为它根本经不起阐释。新新人类们看重的是经历过什么或体验过什么，而不是拥有过什么；他们看重的是被关注，而非被称赞——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努力于做到比别人“更什么”——只要能比别人“更”就行了，至于是“更高尚”还是“更无耻”、“更好”还是“更坏”，反倒成了无关紧要的细节。

对于后现代的人来说，他们最怕的是“被理解”，最渴望的是“被关注”。在今天这个社会，“被关注”和成功之间是完全可以画上等号的。美国已经有过一位演员出身的总统——罗纳德•里根；今天，他们又选出一位浑身肌肉的动作片影星当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而意大利人，则干脆选了一个三级片艳星当议员——她的竞选纲领是：“让我们充分享受性爱吧。”这样的事情，在5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在这种情况下，性交自然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和经历，甚至干脆就是一种消费行为！不需要解释，不需要理由，需要的只是一小会儿前后摆动的运动。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为什么性解放浪潮中，人们拒绝和同一性伴做爱超过一次——同一种经历，没必要再来一次。

在谈到消费的时候，弗洛姆这样说道：“五花八门的消费给人造成最大的幻觉是，消费者自以为是在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产和享受，实际上却浑然不觉地沦为消费的奴隶。”只需将这句话中的“消费”改成“性交”，“财产”改成“身体”，便可将其作为性解放运动最好的总结。

这种后现代观念还解释了为什么在当今中国社会里，一个老姑娘会比一个离婚女人承受的压力更大：从消费的角度来看，一个老姑娘更像是个无人问津的商品——这是消费社会中最大的失败；而相比之下，一个离婚女人不过是一个被用旧的商品罢了——至少，她被消费过。

D）口服避孕药和越南战争

1959年，Gregory Pincus发明口服避孕药雌二醇，自此，性与生育彻底分开，为性解放在技术上扫清了障碍；1965年，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导致民众与政府间的对立情绪。美国人民需要做点儿什么出格的事情，以向社会权威们表达自己的不满。于是，他们不停地示威、并不停地与陌生人性交。这两点，也是美国性解放运动声势浩大的重要原因。

无数婚姻破裂，爱情遭到嘲讽和唾弃，只有性交——在一个过高的频率上，人们还在勉为其难、颇有几分自虐地维持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毒为这一切画上了句号。

喧嚣过后，各方人士坐下来盘点得失：发现都是输家。

女人不得不独自承担抚养孩子的重任，因为，她无法确认孩子的父亲。男人们开始还心头窃喜——发现一场尽兴的狂欢过后，居然无须付账。但过了不久，他们便发现大事不妙：很多女人选择了单亲家庭生活，而不再需要一个丈夫。那些明明知道谁是孩子父亲的女人中，居然有1/3不告诉对方——她们放弃对抚养费的要求，只是因为她们不再信任男人，也不想与别人分享对孩子的亲情。

小结

当初，围城是男人们建立起来的。可建好没多久，男人们就感觉闷得慌。于是，他们在城墙上开了好多小门，经常出城去“散散心”。如果一直这么下去，问题应该不是很大。只是40多年前男人们犯了傻——把自己的老婆一起带出城逛了逛。男人们的玩性总是大的，过了一阵子之后，他打发老婆孩子先回去，自己又多玩了一会儿。

可是，当他想回家的时候，却发现老婆和孩子已经建立起一个新城。城里，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就这样，丈夫被逐出了家庭的核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母子亲情——母亲是质子，孩子是中子，两个人紧密地形成原子核，占据了家庭的中心。而父亲，却成了无人理睬的电子，分量不足原子核的1%，在城墙外无精打采地打着转转。

他心里明白，他再也进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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