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志军 航天中心医院（肖志军 京西医院）
当患者命悬一线，家属拒绝签字治疗时，作为医生的我们，是外求于法？还是内求于己？
“孕妇就医，家属签字”的问题一直存在，并困扰着所有的医院和临床医务人员。
家属拒绝签字手术，孕妇与胎儿双双身亡
2007年11月21日下午3点左右，肖志军带着已有9个多月身孕的妻子李丽云（二人实际并未领取结婚证），来到朝阳医院京西分院就诊。
医生们诊断，李丽云感染了重症肺炎，必须马上进行剖腹产，否则产妇和胎儿都会有危险。
由于李丽云已经陷入了昏迷，其“丈夫”肖志军成了当时唯一有权签字的人，可他却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坚持药物治疗。
在之后长达3个小时的僵持中，为了劝肖志军在手术单上签字，医生、医院院长、警察、医院的病人都相继给肖志军做工作，甚至有病人表示：如果他签字，立即给他1万元钱。
但肖志军依然不为所动，并在手术通知单上写上：“坚持用药治疗，坚持不做剖腹手术，后果自负。”此时医院也得到了上级指示：如果家属不签字，不得进行手术。
无奈之下，在“照章办事”与“救死扶伤”的两难中，医院的几名主治医生只好动用所有的急救药物和措施，不敢“违法”进行剖腹产手术。
晚7点20分，第三次手术机会丧失后，李丽云因为严重的呼吸、心肺衰竭、抢救无效，与腹中孩子双双身亡。
后来，李丽云的父母将朝阳医院和肖志军告上法院，索赔121万，但由于找不到肖志军的下落，医院成了唯一的被告。
最终，法院裁定医院在此次事件中不构成侵权。尽管如此，医院出于人道主义，依然愿意给予10万元精神损失费，也就是业内常说的“无过错人道主义赔偿”。
“肖志军事件”不断重演，且剧情惊人的相似
“肖志军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十余年，但类似的悲剧却在不同的地方一次又一次的重演，且剧情惊人的相似。
2019年7月1日，一名19岁的女性患者，因剧烈呕吐，不能进食，到在海口市秀英区某卫生院求医，彩超检查显示：宮内妊娠单活胎，大小约8周左右。
次日，患者来到海口某三甲医院。由于尿沉渣检查“尿酮体++，尿蛋白+”，所以医生建议住院。
办理住院时，患者在无明显诱因的情况下，突然晕倒，持续数秒后恢复，伴有头晕、乏力，无胸闷、气促，却无心慌、心悸，无视物模糊等不适症状。
为此，医生予以建立静脉通道补液、吸氧等对症处理。
患者入院后神志障碍持续加深，7月3日凌晨1:30，医生与家属沟通目前病情，建议进行头部CT检査，排除颅內出血可能。
但是家属经商量后，以“CT有放射性，会影响胎儿”为由，拒绝了CT检查，要求继续观察，并签字为证：了解病情，拒绝检查，后果自负。
7月3日上午8:00，医生再次与患者家属沟通，要求进行头颅CT检查，以除外脑血管意外和器质性病变，但仍然遭到家属拒绝，并再次签字：拒绝头颅CT，后果自负。
无奈之下，医生只好密切监测病情变化。后来患者神志障碍进一步加深，医生只好强制进行CT检査，以明确病因。
头颅CT示:
1.右侧丘脑出血，破入脑室；
2.蛛网膜下腔出血；
3.脑水肿；
4.右侧颞叶低密度影。
建议必要时MRI、CTA、DSA等检查。
遂请神经外科会诊，考虑自发性脑出血，脑疝形成，生命岌岌可危，予以转神经外科治疗。
女方家人找男方要钱，男方没钱。问题是这小“夫妻”俩根本就没有领证，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
既然不是法律上“夫妻”，那么，他们想当然的认为不是患者法律上的监护人，自然就无权签字。在他们看来，即使签字也是无效签字，不具备法律效果。
于是，男方和女方家人就一起跑到省卫计委去闹，去施压，要医院赔钱！省卫计委领导给医院指示：妥善处理好该纠纷！
但是，怎么妥善处置？领导没说。不过，即使没说，我想大家也猜得到，无非是息事宁人，花钱消灾。再不济，估计也得来个无过错人道主义赔偿。
目前，那名19岁的孕妇已经死亡，医调委已介入调查。
看似没有人性的规定，却是医院用血泪换来的教训
这两起悲剧何其相似：患者所谓的“丈夫”都作出了“拒绝检查（手术），后果自负”的承诺，但事情发生后，却由“家属”变成了路人。
这样的教训再次给我们的“临床告知”提了个醒：在签署这类知情同意书时，医生有必要对家属的身份进行进一步的核实和确认。
有人说，海口发生的这次事件是“肖志军案”的重演，但更多的人却认为，这两起“剧情”几乎一模一样的医疗事件，其实都是源于“家属知情同意权”的悲剧。
什么是“家属知情同意权”？
我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
“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
为什么会有“家属知情同意权”？
中国存在一种独具特色的医患关系，即医疗上一旦出现问题，很多家属会直接采取闹医院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选择上法院。这就会导致，医生和医院要面对的，并不是产妇本人，而是产妇的家属。
正是因为如此，才造就了我国医疗界的另一怪象：在选择医疗行为的时候，病人本身的意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病人家属的意见。
换言之，病危情况下的患者，其生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属的决定。
结合这两起事件，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没有人性的规定。但事实上，这种看上去没有人性的规定，却是医院用血泪换来的教训。
因为无数事例表明，医生需要防范的大多并不是患者，而是患者家属，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防范医闹，减少责任。
那么，家属决定权过大到底是好是坏？
家属决定权过大，医生遵守法律，就只能生生眼看着患者死亡，法律虽然保护了患者和家属的知情权，但同时也限制了医生治病救人的冲动。当产妇命悬一线、却无法自己做主时，那么谁来保护她的就医权利呢？
“反思+改变+信任”才能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有人说，医生也应该为这两起悲剧负责，至少应该接受道义上的谴责，因为但凡他们“冲动”一点，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但事实上，不是医生不想救，而是不敢救，因为他们的“冲动”早已被现实给消磨了！
如今的医疗执业环境太差，医生除了要面对患者的“打杀赔”，还要面对上级部门“轻则罚款，重则结束执业生涯”所造成的妨碍。
当用来思考诊断疾病的医生，还得分一大半精力来提防人心的时候，医生还能剩下多少激情和“冲动”？
如何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
这个事件如果不能引起大众的反思，从而使制度和规定上有所改变，未来每每遇到“产妇生命垂危，急需剖腹产的时候，家属却迟迟不肯签字同意手术”，那么悲剧依旧会上演，过去曾经发生，将来一定还会有，且永远不会停止。
相关专家认为，目前我国多数患者家属的疾病诊断能力都不如医生科学，因此相关部门有必要制定出台一个增补性的条款，使得医生在常态下遵循《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同时，在危急情况下也能有权威力量对家属的不当判断予以制约。
更为重要的是，患者及家属应该给予医生更多的信任，如果总是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医生，那么最终吃亏的一定是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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