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抑郁郭红利佳名（太原抑郁郭红利前端）

写在前面

2017年11月3日,国务院通过了卫计委关于“设立中国医师节”的申请，同意自2018年起，将每年的8月19日设为“中国医师节”。自此，中国1000多万医务工作者有了自己的节日。

倘若世间有最美的职业，那一定是医生——他们拥有最崇高的品德，最深厚的学养；白衣不及他们灵魂的洁净，烛光不及他们心中的温暖。救死扶伤！他们是我们身处于危难时最期盼的那双手；敬佑生命！他们是我们身心暗淡时最温暖的那盏灯。大爱无疆！他们每个人都有无私奉献、说完不的故事。

第一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今天起，我们将推出“太原安定名医访谈”，带你认识太原安定医院那些仁心仁术的大夫们，倾听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个个动人故事。

太原安定名医访谈第1期

郭红利：大家身边的精神卫生大家

和蔼的邻家大叔

8月5日一大早，太原安定医院专家一诊室的门口围满了人。

“郭教授来了，郭教授好。”“你们好，大家别着急，咱们一个一个来，都能看上，先坐那儿歇会啊。”早上7点，太原安定医院名誉院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郭红利教授，操着一口纯正的京腔，热情地和患者们打着招呼，开始了他一天的接诊工作。这天，是他在太原安定医院出诊的日子。从2016年接受太原安定医院领导盛情相邀，担任太原安定医院首席专家兼名誉院长的那天开始，不管寒冬还是酷暑，无论身体是否有恙，每月两次，每次3天的时间里，郭红利都会辗转千里，准时来到太原安定医院，为慕名而来的患者们排忧解难。同时，还要抽出时间去查房，并与其他专家一道联合会诊，指导近期积攒的疑难病症。

今年63岁的郭红利，3年前从国内一流的精神病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退了休。和许多优秀的专家一样，刚一退休，他就被医院返聘。返聘专家时间宽裕，闲不下来的郭红利，经过亲自考察，在全国众多的“追求”者中，选择了“坐动车两个小时就能到，节约时间能多看病”，“医院管理和服务跟的上”的太原安定医院，把宝贵的经验和仁心仁术惠及更多病患，让山西百姓免去奔波之苦，有幸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国内一流专家的诊疗服务。

每次来太原出诊，郭红利的爱人总是不放心，因为已经上了年纪的他经常顾不上吃午饭。“患者都在那儿等大半天了，你好意思抛下人家去吃饭？少吃一顿也饿不着。”提到这些，郭红利爽朗地笑了。

不同于其他专业，精神科医生面对的本来就是深受“心病”折磨的病患，这就需要付出更大，更平和的耐心。对待每个到访的患者郭红利都是笑脸相迎，热情以待。即便是荒谬，甚至是无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病情，他都会耐住性子，运用专业，平等真诚地解答各种问题，帮助解决各种难题。

“很有耐心，态度很好。每次开的药，价格不贵，但疗效很好。”

“态度和蔼、医术精赞、对待病人就像亲人一样！”

“郭主任医术精湛，态度亲切，对病人耐心认真，我从心里表示感激。”……

在《搜狐健康平台》上患者的就医经验里,留下了无数条对郭红利这样的评价。其中一位患者，记下了这样一件事：

预约了一位专家，结果停诊。本来就是有焦虑症，在万分懊恼的情况下找到了郭大夫，我简单说几句请他开药。郭大夫却认真负责地说：不要着急，我也得看看你是什么病呀。态度和蔼亲切就象是见了老朋友的感觉，一下子懊恼情绪全无，我也惊讶，自问，我也能冷静的对待事情了？原来是郭大夫的语言改变了我。

短短10几分钟，我看到郭大夫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处处为病人着想，想着病人的路程、想着病人的经济状况、想着家属的困境，态度友善，给人感觉可信可依赖的感觉。我看完病还舍不得离开，又见他治疗了2位病友后才告别。

我缴费时又来了麻烦，医疗卡不见了，我主观认为郭大夫没给我，我回去张口就向他索要，他耐心解释，说刚才没用卡，再找找吧!

我想我是冤枉了他，他还是这样友好，急躁情绪没有了，翻一番书包，卡就在里边哩，谢天谢地，谢谢郭红利大夫。

对于郭红利来说，这样的小事他不可能记得。但是，一件件小事的背后，却是郭红利一辈子的坚守。

精卫事业的拓路者

提起郭红利的名字，许多精神卫生专业的研究生耳熟能详。因为他们所用的教材《现代精神病学》其中的《精神障碍的院内康复》一节就出自郭红利之手。从1976年北京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安定医院后，喜欢挑战的郭红利渐渐爱上了这个当时被人“瞧不起”的精神卫生专业病。他热衷实践又善于总结研究，从百废待兴、无人问津的年代，到全社会重视并形成完整体制、体系，郭红利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心血和智慧，一路见证和参与了中国当代精神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

4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郭红利参与多本教科书的编写，并先后发表或参与撰写《90年代首都精神卫生工作状况与前瞻—北京市精神疾病流行学调查报告》、《当前抗焦虑药物使用与滥用倾向》、《对慢性精神分裂症的社区家庭防治康复研究》、《我国精神病人监护的问题》、《精神分裂症残疾的评估及其现况探讨》、《社区综合性精神康复措施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作用》等论文20余篇。

1993、1996年，郭红利两度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能者多劳，郭红利还长期担任北京市残疾人康复协会副会长、理事；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精神疾病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残疾人心理卫生分会副秘书长；北京市灾后精神干预网络中心成员等众多职务。与此同时，他还担任首都医科大学精神医学专业教授，将自己的所学所研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与他有同样追求的继承者，桃李芬芳，为国家培养了众多精神卫生优秀人才。

1991年开始，郭红利主要在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工作，后来长期担任保健所常务副所长。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成立于1989年，是北京市重要的精神疾病预防控治机构，受北京市卫生局的直接领导，挂靠北京安定医院管理，承担着北京市所有社区的精神卫生管理工作，包括流行病学科研、精神疾病社区康复、医疗、教学、精神疾病的预防控制、社区精神卫生工作培训等各项工作。这个平台和经历，给了热衷精神病实践和研究的郭红利绝佳机会，成了他施展才华的重要舞台。

在担任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常务副所长期间，郭红利在政府和上级领导的支持下，开展了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并结合实际，为北京市乃至全国的精神卫生防治进行了大量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

在他的直接参与下，保健所制定并逐步修订《北京市社区精神卫生保健工作管理量化指标细则》；开展了北京市大样本精神障碍流行学调查和抑郁障碍流行学调查，为北京市提供了抑郁症等相关疾病的流行病学数据，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推行《北京市社区精神卫生个人健康档案》，打造了引领全国的北京市精神卫生防治系统。2008和2009年，保健所更是承担了平安奥运和平安国庆的精神卫生安全保障工作，做出突出贡献，受到了各级领导的肯定。

说起自己的工作经历，2003年的那段经历，郭红利记忆犹新。

2003年，“非典”疫情在全国爆发。这一天，刚端起碗吃饭的郭红利被紧急通知开会。“当时要求不许迟到，一去才知道要组织一支‘心理卫生队’，进驻各个非典医院。”没有迟疑，积极的郭红利立刻就打电话询问自己何时到岗。地坛医院回复说，能快来就快来，这里问题多了：想自杀的，不吃饭的，不愿治疗的。就这样，郭红利带着两封心理疏导信去了。一封信是“写给战斗在 SARS一线的医务人员”，告诉他们如何接受现实，如何学会放松和调整自己，如何学会寻求帮助，“以健康的心态投入到工作中”。另一封是给病人的，他们称呼病人为“亲爱的朋友”。那段时间，每天与SARS感染者“聊天”，就成了郭红利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郭红利作记得，第二次走进北京地坛医院一间 SARS病房时，一位职称为“主任医师”的非典患者对他说：“咱们是同行。不过，我现在没有心理问题了。”郭红利对他说：“那天我不是来给你看病的，我只是觉得你一个人住一间房很孤独。现在你有病友了，看样子也精神多了，我为你高兴。”郭红利回忆说：“他被感染后，一直否认自己得了 SARS，躲在家里不肯治疗，被送来住院后，他说自己是学医的，知道这病没有特效药，说不如马上死了好，拒绝治疗。第一天见面，他问我，你说这病能治吗？我说，你的命已经保住了，只要你配合治疗。我们谈了各自的家庭、经历、人际关系，还有时事政治，很投机。我走时，看到他脸上露出了笑容。”

“在病房里我没法看表，常常出来时已经过了中午。出病房后，我会开医嘱，给一些需要服抗抑郁药的病人增减药量。病房里的东西不能带出来，我也没法做笔记。晚上，我要凭记忆，把病房里的谈话记下来。这是少有的临床资料。”说道这里，郭红利满脸自豪。

与生命的风险相比，他更珍视的却是事业。这就是郭红利给出的答案。

既往开来待后生

对于精神卫生事业，郭红利有些担忧又充满信心。

据卫生部的最新调查，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精神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对于精神病患群体，社会还是抱以‘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这对精神卫生防治工作的开展是非常不利的”。郭红利的第一个担忧就是社会长期存在精神疾病的偏见和忽视。

虽然当前精神卫生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由于社会对精神疾病长期的偏见和歧视，再加之民众对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问题的认知率较低，很多病患都对病情“羞于启齿”，还有不少人在自身出现精神障碍及心理行为问题时不敢就医，最终导致病情不断加重。郭红利说，对于精神疾病，人们普遍认为是难以治愈，无法控制，且带有攻击性的另类疾病，因此中国的精神卫生工作要想顺利开展，首要的关键就是要通过对相关知识的宣传和科普，让人们了解并理解精神疾病。“精神疾病是完全可以医治的，而且经过药物控制，病情不会经常复发，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生活的状态。”

郭红利寄望国家进一步提高精神卫生的重视力度，更快落实好全社会齐抓共管和社区康复工作进程，把中国精神卫生防治事业推向更高水平。

亟待补充的医疗人员，也是郭红利的担忧之一。作为一类庞杂的病症，精神疾病的救治离不开医疗团队的支撑，然而郭红利直言，与庞大的精神疾病人群相比，专业的精神科医护人员却是极度匮乏。以重性精神病人为例，目前我国有重性精神病人1600万人，但全国注册精神科医师只有2.05万人，护士3万人，医患比例高达1∶840，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郭红利指出，这种情况导致“很多病人无法在当地得到及时有效的诊治，致使病情不断加重，这也是造成精神病人引发意外事件的原因之一”。

精神科医生由于经常要应对一些病情发作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突发情况”，工作上会面临更大的人身风险，工作强度和压力也很大，同时这项工作也往往不被自己的家人或朋友所理解，再加之相对一般的工作收入，会让很多医生觉得自己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因此“人员经常性缺乏，招不来人”就成了精神科的一个常态。郭红利呼吁，加大人们对精神科医师工作性质的了解，落实好精神科医生岗位设置与精神病专人才培养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专业人才数量不足的问题，保证精神卫生事业后继有人。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正确认识和对待精神卫生，希望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致力于精神卫生事业，希望每个人都能身心健康，伟大祖国更加和谐安定。”郭红利如是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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