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元年为什么是确切纪年的开始（公元前841年为什么叫共和元年）
引言
改用阳历
民国伊始，尚处于对峙状态的中国南北方分别改用阳历，只是开始实行的时间略有不同，光复的南方各省从1912年1月1日起即遵照南京临时政府的命令改用阳历，而袁世凯控制的北方省份，则是从旧历新正才改行阳历。
历法关乎正统，晚清以来，又成为文明与否的指标。辛亥年草拟宪法之时，纂拟宪法协理大臣李家驹就以颁历为中国历史上大权之一，要求增入正文。而反清人士早就纷纷改用算法各异的黄帝纪年，以示与清王朝脱离关系。各省独立后，新政权也多采用黄帝纪年。……12月31日，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开会，决定中华民国改用阳历，并于次日起实行。当日，上海军政分府即电告各省：“现奉孙大总统谕，中华民国采用阳历，期于一新耳目，与世界各强国共进文明，即以十一月十三日改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日。”要求转饬所属，出示晓谕军民人等一体遵照。
本来清廷也有自1912年1月1日改用阳历的打算，1911年11月20日，资政院开会讨论剪发、改用阳历各案，议决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改为宣统四年元旦，用阳历而不废年号。……十月十七日（12月7日）），清廷降旨臣民准其自由剪发、改用阳历，着内阁妥速筹办。可是此时清王朝已经焦头烂额，于此不急之务，无暇分心旁顾，结果不了了之。阳历新正这一天，郑孝胥（1860—1938）记道：“朝廷欲改用阳历，宜以今日宣布，闻项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辛亥十二月三十日，即1912年2月17日，坐上临时大总统大位的袁世凯发表布告：“现在共和政体，业已成立，自应改用阳历，以示大同。应自阴历壬子年正月初一日起，所有内外文武官行用公文，一律改用阳历。”署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八日，即壬子年正月初一日字样。从此，整个中国从法理上进入通用阳历的共和时代，确切意义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青年学生
1911年12月30日，朱峙三是不肯改用新历的，壬子新正，他焚香谢天，东北向逊位的宣统小皇帝行三跪九叩礼，依然服清朝衣冠，并且函告友人：“改岁之后，别是一番世界。弟唯枯坐书斋，与古人唔对，不复问门外事矣。”……
恽毓鼎一类人最多的活动，是利用民初的结社自由，组织名目繁多的各种团体。他先后在顺直公益会（会长冯国璋）任协赞员，在社政进行会任会长，在江苏公会（会长陆征祥）任评议员，在顺直学校国民捐联合会任正理事，在教育统一会任理事，在顺天二十四属联合会任副会长，参与五族共和合进会、中国学会的活动。又以“孔道式微，且有议废祀典者”，特与同人发起孔社，“专壹维持圣道，阐明正学”。在重新兴复的医学研究会为名誉总会长。又发起中华医学会，举办中国学报，任总编辑，作为来宾出席民权监督党的会议，还参与一些从前清延续下来的团体活动，如旅京公学教育会、医学研究会，并在顺直学校兼课，忙得不亦乐乎。翻看自己的日记，恽毓鼎大概也觉得开会太多，眉批道：“纪念会，欢迎会，追悼会，欢呶不已；评议会，秘密会，茶话会，絮聒不休。终年昏昏沉沉，忙忙乱乱，跳跳搭搭，乌烟瘴气，不知所做何事。”
恽毓鼎虽然忠于清室，反对革命共和，有时“夜梦与人论国亡之恨，失声大哭，不能止，痛詈执政之误国。既醒，泪珠犹被面也。余于故国之思，顷刻不忘，虽在欢场，偶一触及，则惘惘如有所失”，但对于民国的所作所为却并非一概抵触。他对一些旧日的陋习不以为然，如清季士大夫喜赤膊盘辫，虽大庭广众亦然，太不雅观，“剪辫易服后，能湔除此习，未尝不佳”。当朝官均以清朝衣冠为耻之际，他自诩仍服往日冠服，可是不久就发现很不方便。如至大舞台观剧，“上流社会人垂辫者唯余等一桌而已”，所以自4月27日起束发作道装，5月21日，又剪去发辫，并且自我开脱道：“此辫与我相守五十年，一旦截之，不无恋恋。唯上流社会人俱已濯濯（唯商界中人尚有存者），余既不能杜门自守，不免驰骤于酹酢场中，日受刺激，只可降心从众矣。”
尤为奇怪的是，恽毓鼎以他人所说“身处今日，贵有旧道德，尤贵有新知识，否则将无以自立于社会中”为至理名言，不仅从来喜欢梁启超的文字，还好阅看《东方杂志》等刊物，“固以自助，亦以策励子侄”，甚至对革命党人的《民立报》大加赞赏……
与思想追求相符，恽毓鼎的行事也不能以守旧一概而论。他反对废除中小学堂读经，鼓动教育会向倡导其事的教育部提出抗议。可是对于南北志士提倡国民捐，他虽然不甚赞同，却许为盛举，而且担任顺直学堂学生国民捐联合会的临时主席。他更像是在努力做一个合格的民国公民，而不是不食周粟的遗老。
……
恽毓鼎虽然社会活动繁多，内心却并不情愿，觉得“新立之会林立，大率皆为己之学，言国家言国民，特幌子耳”。与不少讲官相似，恽毓鼎也是属于自视甚高而不得志的一类。1911年10月1日恽毓鼎49岁生日当天，已经去官的他为自己定的座右铭是：“达则为良相，穷则为良医。用我则施之政事以济一时，不用则垂为学说以济百世。”其所向往的还是从事医学，尤其是发扬光大中医……
在医学研究会全体会员大会演说时，恽毓鼎详尽阐明了自己对于中医的看法和抱负：“中国古圣贤医学，实能兼西学之长。凡生理解剖、实验化学，《内》、《难》、长沙、孙真人皆详其功用，而六经气化之说，精细分明，确有凭据（此等处皆引经说以证明之），无分毫影响，断非西医所能梦见，盖其程度尚不足以语此也。……吾辈如能以西人研究科学、心理学、算学之心思眼光，研究《内》、《难》、长沙《千金书》，必能契古圣之心源，发前人所未发，中国医学将有大放光明之一日。否则，我不自求，泰西明达者流渐知《内》《难》诸书之可贵，以深锐心力代发其藏，而华人反师西人以求中医之微言大义，岂不大可耻乎？此实吾党之责也。”所说确有见地。一个世纪过去，中医的存废问题至今众说纷纭，不能适当解决。如果当时能够用其所长，恽毓鼎本人及中医的命运或许都会有所改变。
本文出自《走进新时代：进入民国之共和元年——日记所见亲历者的心路历程》，有删节。原文载于《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第4册。作者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