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的条约是（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条约）
1894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1895年，战败后清朝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最主要的内容和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将我国的台湾省，包括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侵略者，由此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激起3场波澜壮阔、气吞山河的全国性的反割台斗争。刘永福作为台湾防务帮办，毅然挑起保台抗日的重担，给予侵台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虽然刘永福最终没能完成时代所赋予的保台抗日历史使命，但是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刘永福在反割台斗争中的积极作用，所以本文试图对刘永福在反割台斗争中的作用做一番客观全面的考察。
一、反割台斗争之前的刘永福
刘永福（1837-1917），清末爱国将领,字渊亭,本名义。刘永福出生于广东钦州县古森洞小峰乡（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自治县）一普通农民家中，其祖上世代以农为生。刘永福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社会震荡的年代。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顿时间，厦门失守，广东告急，浙东沦陷。1842年，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屈辱的卖国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签定。自此，中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金田村庄严宣告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后，太平军在江口附近之牛排岭、屈甲洲大败清军，然后挥戈北上，攻桂林、长沙，北取武昌，又沿江东下，一举攻占南京，定为天京。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进军的推动下，遍及广西全境的天地会武装起义也迅猛的向前发展起来，刘永福也就是当时广西天地会起义中的一员著名的将领。刘永福最早投奔的是天地会旗头郑三的起义队伍，是山寨式的小股武装。而后，他离开郑三，投奔了吴二的起义队伍，吴二由于他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采用流寇式的作战方式很快被清军击败。此后，刘永福又先后投奔王士林起义军，黄思宏起义军，吴亚终起义军等。在长期的斗争中刘永福迅速的成长起来，他意识到没有自己的队伍，没有自己的根据地是无法真正成就一番事业的。1866年山区，垦荒耕牧，设卡抽税，以为根据地。1873年11月，法国殖民主义急先锋堵布益企图以武力打通红河，搜刮我国云南矿产资源、开辟进入西南腹地新商路的阴谋受阻后，法国当局派安邺带兵180名和2艘炮舰向河内进发。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法国侵略者相继攻馅了河内、海阳、宁平、南定四省。越王迫不得己，派人分别往谅山和保胜请求清朝政府出兵援助。但清军无动于衷，只有刘永福挺身抗暴，亲自率军2千人，翻越宣光大岭，日夜兼程，南下抗法。11月21日黑旗军在河内郊外罗池与安邺殖民军正式开战。法军按照步兵战术，排好一字雁队，分前后两排，前排鹅步持枪瞄准射击，后蹲跪填装弹药，轮番射击，交替前进。刘永福传令全军沉着应战，先派出一部分兵力，向左右两侧运动，迂回包围。接着又出动敢死队正面迎敌，接火后洋装败退，诱敌深入伏击圈。法军大摇大摆撞入包围圈，黑旗军将士装上刺刀，与法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打得法军抱头鼠窜，争先恐后缩回河内城。黑旗军的先锋营吴凤典尾追安邺，击毙这个不可一世的战争狂人。这一仗缴获枪械百余枝，弹药一批，取得诱斩安邺，覆其全军的大捷。这是刘永福捍卫国疆，支援友邦抗法的首次战功。而后，在中法战争中,刘永福又大败法军,取得左育、宣光、临洮大战的胜利。被越王封为三宣提督，堪称“北圻之长城”。
中法战争结束后,中法政府经多次交涉达成协议,以黑旗军回国换取法军从澎湖撤军，刘永福应召回国。在国内刘永福倍受挤压，黑旗军回国时3千人，1886年刘永福任广东南澳镇总兵时黑旗军被裁至1千人。1894年8月(清道光二十年七月)，刘永福奉旨“帮办台湾防务”，率军赴台。当时，黑旗军“仅存3百余人”。他从越南撤兵回国，虽然当上了总兵，却被闲置海疆孤岛长达8年之久，一直遭到清廷疑忌，得不到信任重用。按常人心态，此时的刘永福完全可以用年老、体衰为托词，推卸责任。也可借口补充训练兵员筹措军饷装备需要一定时间为借口，拖延时间静观时势的发展。
然而，刘永福并没有这样做，他毫不犹豫，临危受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招潮勇1千名，带军饷4个月，旧枪800支”，即由汕头渡海，于9月4日抵台，驻防台南。刘永福深深懂得:“福平日有统兵之名，无统兵之实”；新招之兵“系闽浙总督伤募防厦乌合之众；仓粹成军，与之言战，诚不足以御敌耳。且侨人蓄志数十年，一旦犯我，此其平日之讲求整顿训练营伍可知矣。彼以夙经训练之众，我以仓拌之军与之言战，虽名将亦束手无策。”由此可见，他并非不度己力，不察敌情，而是置个人祸福安危于度外，以国家民族的安危为重，勇赴国难，表现了一种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精神。
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展开之际,全台设防是由署任台湾巡抚唐景崧确定的。唐景崧是于1894年10月由原台湾布政使升任署台湾巡抚,替代邵友濂台抚之职。10月13日,清廷因台湾防务吃紧,令唐对全台防务进行布置,上谕称:“台湾防务极关紧要,唐景崧既经署理巡抚,责任綦重,一切事宜即责成该抚妥为筹画,并著与杨岐珍、刘永福会商布置,不得意气用事,自以为是。”[4]根据朝廷谕旨,唐景崧至翌年4月对全台作了“三路分守”的布置:“移永福于台南,会台南镇总兵万国本守南路。景崧自任守台北,自张兆连一军外,专倚广勇,命知县胡友胜(广西人)统广勇守狮球岭,而移林朝栋(所部皆台湾土勇)守中路彰化。”
唐景崧的布防具有严重的“重南轻北”的倾向,因为台北基隆,唐景崧所倚广勇皆系内地新募,由“胡连胜、陈国柱、陈波、包干臣等各募数百人,均号统领,无所系属。”由于新募广勇,均由招募者统辖,唐景崧“自出督师,同事均不谓然。”且广勇抵台后“喧抚无纪律”,不习战事。显然,台北防务力量极其单薄。台南布防力量远胜于台北,刘永福所率防军号称60营,且有大量民团驻扎。据《刘永福历史草》一书所写:“台南各处分扎军队处所:恒春统领五营区声;旗后统领二营刘成良,管带一营杨德兴;凤山管带一营叶某;东港统领三营吴光宗;白沙墩统带五营张占魁;布袋嘴统领三营某,又分统两营李韦义;宵隆圩五营,四草湖五营,另民团二十余处分驻各要塞地方。”而就保台战略全局而言,布防应是“北重南轻”。因为,台北是省会所在地,是台湾省的政治、经济中心,欲保台必先保台北,台北失必失全台。
对于唐景崧这种本末倒置的错误布防,刘永福在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开展之前,曾向唐景崧提出不同意见,主张台北重点设防,建议唐改变原议,由他在台北帮办。但唐景崧自以为是,断然拒绝刘永福的设防主张。对此,罗香林所撰的《刘永福历史草》一书中作了详细记载,他说:“光绪二十一年,日本遣各兵舰陆续进台,旋又增进巨舰。时台抚兼督办军务在台北,乃为邵友濂。缘唐景崧奏邵办理不善,奉上谕:'邵友濂撤任,台湾巡抚着唐景崧署理兼督办军务事宜。'接篆后,公往台北与薇卿会商,并偕往踏营盘人马,所布置各项,诸与意见不合。回署谭论,公曰:'中丞这个驻所,建筑不妥,且人马多有懦弱。何不我亦过来与中丞同住,更改营盘,裁去老弱,添补精壮,且得近与商量办理,岂不两有裨益耶?且中丞办理民政,日不暇给,其军政事宜,千头万绪,如丝之乱,鄙意过来相帮,尤为妥善。不知公意以为然否?'唐曰:'老兄在台南独当一面,节制南方各统领,任便行事,已成专阃;弟虽督办之名,亦不为遥制,且鞭长莫及。台南地方实为扼要,非有威望大员不足以资镇摄;老兄既系台南,毋庸再多一样思想。又况老兄顾台南,弟顾台北,南北两处皆有备敌之对付,声势大壮,谚云:先声夺人,日本岂无闻风而生畏乎?弟意已决,兄勿多疑为是。'于是公回台南。”唐景崧拒不采纳刘永福的台北重点设防主张,导致日后台北迅速失陷,从而酿成了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的最终失败。
作为台湾防务的“帮办”刘永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管据理力争,但无法改变台湾防务的“督办”唐景崧的布防主张,终使刘永福痛心疾首。在台北失陷后,时任道员易顺鼎在台南见到刘永福,刘“为言唐署排挤倾陷状,几痛哭流涕。”显然,刘永福“几痛哭流涕”,主要出于唐拒绝其设防主张,从而导致反割台斗争的节节失败。
二、反割台斗争中的刘永福
反割台军事斗争展开之际,“台湾藩库尚储银40余万,火药库储炮药土共4万余磅,各炮台储药尚资每炮击30出,枪弹存者尤多,毛瑟枪弹尚储280余万颗。”6月初,台北失陷,“藩库犹存银24万”,“尽入游兵手”,其余“军储、电线、铁路、机器局”等,“遂举为倭有。”这样,台南在反割台斗争尚未展开之时“饷械源已涸”。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刘永福把筹饷械作为反割台斗争的第一要务。在唐景崧弃台内渡后,台南各界代表推选刘永福出任“台湾民主国总统”,多次向刘永福送上“总统”印绶。但刘永福坚决不收,他强调反割台斗争当今最重要的是筹集饷械而不是受“总统”印绶。他对第二次送印代表说:“前次送来,吾已不受,今何又劳诸君耶?夫势处如斯,情同骑虎,朝廷忍舍锦绣山河,又不愿置数百万生民于不理。今诸君送此印来,无非欲保身家、固土地,不甘为蛮夷牛马而已。诚宜决意抵敌,务须互相协力,筹军饷,为第一着紧要之事。盖军饷足用,土肥马腾,日本虽然厉害,吾岂惧哉!吾在越国时,三次与法逆交兵,一战而法驸马安邺授首,再战而李威吕分尸,三战而法全军焚灭,共计法兵死者不下万人,其一二三四五等画将官不计其数。彼时并无总统印绶,不过奉命讨逆将士用命而已,印何为哉!诸君如能移送印踊跃之心而筹饷,则自有所措置矣。否则虽十百千万之印绶,又何用耶?印吾不受,诸君赍回为是。”三天后,各界代表再次向刘永福送印,刘永福再次表示:“你送印交我,更不能做事矣。尔们回去,那系有银帮银,有钱帮钱,无钱帮米,无论多少均善;至其无钱米之人,则要帮力,我须用人出力,则相帮之至。筹饷一节,我设局收之,尔各俱给军粮可也。”可见,刘永福把筹饷放在了一切工作的首位。
刘永福的部队号称有60营,“每月需饷十一二万两,所入则海关、盐局、厘局各项,每月不过四五万两。”显然,台南军饷严重不足。为解决急需的军饷问题,刘永福采取了如下对策。
一是向东南沿海督抚求援。早在割台之前,清廷曾命令两江总督调拨饷械支援台湾。割台后,清廷则明令两江总督等断绝对台湾的援助。面对清政府的禁令,刘永福决定派专人赴内地求助。早在6月2日,刘永福就提出:“将来乞援别省,势必专人,责任匪轻,其人难得。”日军进攻台湾后,刘永福屡派员赴内地求助。据《东方兵事纪略》载:刘永福“曾令人渡厦门电求沿海督抚助饷项,并派员四出筹饷。……前敌自开战以来,屡电求饷械,迫切待命;且以伤亡多,请增兵接应。而台南军储早罄,器械亦空。永福忧惶无措,搜括得银八千两解前敌。(七月初十日行抵云林县,值倭队大至,解饷官遁,饷银尽为土匪掠去,竟未得达。)复令文案罗绮章渡厦门,仍电求沿海督抚拯台民,辞甚哀痛。”除派员赴内地求助外,刘永福还请道员易顺鼎向南洋大臣调拨饷需,但南洋大臣慑于清廷禁令,分文不给。易顺鼎在《盾墨拾余》一文中记载道:“时南洋义款仅拨万余济刘,尚存十八万两在南洋。南洋欲先进兵后付饷,刘意欲先付饷后进兵。余调停其间,正苦无策。……而湘帅急电迭来,……望余速离厦门,万勿再管台事,以免烦言。如必不肯速行,惟有奏明请旨,饬令回籍。一日之间,连来三电,不啻十二金牌;而南洋义款之十余万金,丝毫不肯发矣。……不意天之断送台湾如此其酷!全台亿万生灵从此遂无生路,冤哉!”
二是就地筹饷。就地筹饷的方法一共有三种：(一)劝民捐输。前面提及,刘永福劝台南各界代表不必“送印”而应“助饷”。刘永福还责议院绅士劝民捐输，但捐输一项收效甚微,因为,“富民多已内渡,或潜匿不出,议院绅士又不免藉公行私,党同伐异,大失人心,以致捐数寥寥,无济于事。”(二)设银票局。刘永福为筹饷设立官银票局,每票一元至五元,并声明台湾军事平定后一元连本还五元。然而,“时因各财主佬被英、法诸国恫吓过厦门,所有全台资本家几去一空,是以财政万分困难,杯水车薪,无从救济。”(三)设邮政局。“税务司英人麦嘉林请设官邮政局以济饷需,乃给官信票,责信局领购,禁私函,由海关司稽察,不及旬日,果征洋银五千余圆。”
在反割台斗争的严峻时刻,刘永福把“筹军饷”作为反割台斗争的第一要务,这种认识是具有战略眼光和实际指导作用的，他为筹饷费尽心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同时也收到一定的效果。吴桐林在《今生自述》一文中写道:“时军饷告匮,无以应付。余与议会共商筹办官银号,行用纸币,设士担(邮票译音-引者)以兴邮政,严海关以广收入,每月又得台民义捐,共计不下十万元,勉支军前火食。”由此，台湾军民尤其是台南军民反割台斗争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在于缺乏粮饷,但是,缺乏粮饷的原因不在于刘永福的不努力，而是在于沿海督抚遵循朝廷谕旨拒绝接济。就如罗香林在《刘永福历史草》一书中所写:“公在台南坐镇,原期力保领土护卫人民,无如财政困难,日迫一日,四处之罗掘俱穷,百般以法亦尽,张谭之接济已成画饼番奴之进逼急若燃眉。盖未动兵先筹饷,兵家为第一要。今日睹此情形。粮食饷必定涸罄土崩瓦解,势所必然,自念焦灼,言之激昂。”
6月2日,正当日军进攻台北之际,刘永福与部属蒋国锦、吴瑞陛等十七名统领订立反割台斗争的“盟约书”。在“盟约书”中，刘永福明确提出了“相互援助”、“兵民一气”的作战思想。如前所述,在反割台军事斗争展开前夕,刘永福向唐景崧提出自己“过来与中丞同住”,“近与商量办理”反割台斗争事宜,表明刘永福主张台北、台南各军相互援助。但是,唐景崧的断然拒绝,使得刘永福的联合作战思想也无从实现。台北失陷、唐景崧逃遁后,刘永福实际上已充任全台军事统领,他努力实施其“相互援助”的作战思想。在台中保卫战中,刘永福屡屡派出其亲军赴台中参战。据《台湾战纪》所载:日军进犯台中之际,“刘帅分军至彰化,统福军队者吴鹏年、李惟义,领屯兵营者谭发祥,吴学仁。……越七月己亥朔,台南军至,人心始定。至者号黑旗队,军不多;越日复至,则台南镇标旧兵也,有旱雷兵二百,而军装炮弹从海道未至。壬寅,(初四)而台南军再至,有七星队1百。七星队者,刘帅亲军也。甲辰,道海三小舟载仗来,而黑旗队已有出守大肚溪者。……是时,日军大至,屯大肚溪北,我军惟黑旗队数百并七星队屯溪南。领七星队将王德标勇毅敢战,有自溪下流由海滨载米欲济日军者,黑旗军阻之不应,七星军则下水牵之。突有敌军二百余列队出,七星队列队击之。”
当日军攻陷云林,进逼嘉义时,刘永福“电令守备王德标统七星营防守嘉义,副将杨泗洪统镇海中军正营后营、前军右营、武毅右军右营兼吉林炮队赴前敌援攻,永福亲赴曾文溪筹防御”,并联络黄荣邦、林义成、简成功、简精华等义军助战,顿时义军声势大振,一鼓作气收复了云林等地。
刘永福在强调各军“相互援助”的同时,还十分重视联络民众参战、助战,使台湾军民团结一致,共抗日本侵略者。在刘永福的号召下,台湾人民纷纷拿起武器,与刘永福的防军并肩作战,沉重地打击了侵台日军。在新竹保卫战中,刘永福命令杨紫云等诸将率2万人马分札各隘口扼守,集结民众数万人扎驻险要地点,运用地势之利伏击日军杀敌3千余人,伤1千余人,使“倭人尸横遍野,倭肉乱飞,抛弃枪械,启北东遁,台军将士鼓勇追杀直至基隆。”
史实表明,反对日本割占台湾的伟大力量存在于台湾民众之中。刘永福对此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并且在实践中有所成效,但是由于作为“台湾民主国”的“义军统领”丘逢甲早在台北失陷后不久便内渡,又由于刘永福的阶级及历史条件的局限,加上其主要任务是主持防军的抗战,所以,台湾民众的反割台斗争力量没有能够有效地组织起来,这确实使人痛惜。倘若台湾民众真正地组织起来,那么,日军想要侵占整个台湾必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1895年10月，保台抗日战争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再也支持不下去的危急时刻。据载:“黑旗自七月(新历8月下旬)以来，无饷可筹，仅发伙食。至八月中旬(新历10月初)后，伙食亦不能发矣。……奸民导楼登岸，黑旗腹背受敌，死者极众。”“诸军饥甚溃散，……将士因恫械已空，纷纷内渡。”部将对刘说:“军心散矣!各路楼兵又大至，此城万不可守，请公去。”刘“仰天椎胸，呼号劫哭”日:“吾何以报朝廷，何以对台民”部将陈树南日:“天下多故。愿公留有用之身，切勿留连。遂拥公登舟去。”
三、对刘永福反割台斗争军事失利的评析
刘永福没能完成时代所赋予的保台抗日的历史使命。然而，他作为守台清军和民众义军公认的抗日领袖，英勇顽强地节节抗击日本侵略者，给日寇以极其沉重的打击。据日方记载，他们在台湾“付出了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近卫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以下4642人阵亡牺牲的代价，花了4个月时间，才勉强地占领了台湾岛。日军在台的伤亡总数近3万人，超过整个甲午战争的伤亡总数一倍以上。侵略者不得不承认:刘军“虽为敌人，其勇敢真值得赞叹；可称为中日战争以来未曾有的勇兵”。可见，败军之将，亦可言勇，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
对刘永福战败之由，我们应作客观全面的分析。其中包括自然地理环境、政治社会状况、军事实力对比等。
先说自然地理环境。刘永福助越抗法与守台抗日的处境绝不相同。越南与我国接壤，有两广、云南作为大后方可依托，无后顾之忧。兵源、粮饷、武器、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补给，没有粮饷的困扰。台湾却远离大陆，清朝北洋水师全军复没后，台湾遭到日寇海军的封锁，与大陆隔绝。刘永福孤军守台，无饷无军无援。极少量的偷运援助，也是杯水车薪。正如时人所说:“将军之危亦甚矣二，将军以一旅之师，外无救援，内无策应，其不能支持也必矣，可危者此其一。将军以一隅之地，有限之兵”，怎能与日本“倾国精兵”相抗衡，“可危者此其二”。“朝廷许割台湾”，将以逆命违旨“加罪于将军，将军其何术以自全乎?”“将军既无以自立，台地亦终归于必亡，可危者此其三”。处在兵单、力弱、绝粮、无援的窘境，“纵使武侯复生，亦当束手”。
次说政治社会状况。清朝统治的腐败无能，决定了的刘永福虽有忠贞之志，报国之心，却难以实现救国保台的宿愿。清廷决意割台，军心瓦解，民怨沸腾。“兵勇劫掠横肆，……皆有反戈之意”。“散兵、乱勇群起攘夺，道路不通”。整个台湾社会陷入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外无赴援之兵，内乏弹祸之策，……不埃兵临城下，一身已莫保矣。”时人论日:刘永福等人“虽有抱田横之志，……诅能维持残局耶？”“识者嘉其志，未尝不悲其遇，何敢以成败论人哉”。
再说军事实力对比。据日方记载:“日军投入了49835人的兵力和26214名随军佚役”，对刘永福的“共计20余营(1万多人)"的兵力作战。日军不仅数倍于刘军，而且可以不断补充兵员，轮番休整。刘军却受困无援，连续作战，疲惫至极，无法整补，“久而不能保持其战斗力峋。日人分析说:“刘永福缺乏军饷，是其败之一端……兵力不足，是其败之二端。……日本军舰搜索港口，虽有水雷亦无用，此其败之三端。民心惶惶，有惊惧之色，此其败之四端”。
反抗日寇牺牲的黑旗军将士
可以肯定的是:刘永福并不是一个“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不屈之士。潜回大陆，说他是为了个人求生活命而逃虽然不无道理，但是说他是贪生怕死却是不太公道。联系他抗日保台的英勇事迹，确是难以令人首肯的。但是如果刘永福想偷生苟活，他就不会临危受命，也不会抗旨守台，他完全可以在奉旨弃台之时，堂而皇之的回大陆继续当官。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毕竟是一位爱国英雄，领导台湾军民奋斗了一年多，为国尽了责任，奉献了力量。他是在进无出路，退无归宿，无法单独肩负起抗日保台的重任的情况下才死里逃生。我们实在不能苛求百年前的刘永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