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分为几个时期（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电影局局长）
一、在暴风骤雨的前夜
１９６４年６月，荒煤和崔嵬、汪洋同赴新疆，现场审定影片《天山的红花》，争取在国庆十五周年上映。
站在一眼望不尽的荒漠戈壁滩上，一片片高耸的胡杨林，阳光照耀下起伏如浪的沙丘，和纵马驰骋着的美丽的维吾尔族女演员……边疆独特的风光，以它气势磅礴的力量震慑着荒煤已深感疲惫的身心，以至于他的眼里浮动了泪花。
《天山的红花》原名《野菊花》，是西影送审的剧本。荒煤看过后为其中表现出的浓郁生活气息感到兴奋不已，他从来不反对拍摄现代题材的影片，反对的是把拍摄现代题材和拍摄历史题材对立起来的做法。为了加强这部影片的拍摄力度，他建议由北影和西影携手，并由崔嵬、陈怀恺、刘保德联合导演。经过一番努力，影片已经接近尾声，他又亲自奔赴西域拍摄现场，往返于草地和蒙古包，一路颠簸，一路切磋，全身心地沉浸在艺术创作的喜悦中，北京——那座大城市里正弥漫着的紧张空气好像已经离他很远。
他们还参观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会见了政委张仲翰，这位豪爽的老军人告诉荒煤一个“秘密”：退休后他要把开垦石河子的事迹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到时一定请荒煤帮忙拍成电影。荒煤连连点头，甚至兴致勃勃地和他谈论起剧本的情节来。那时，荒煤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天山的红花》竟是老友崔嵬最后一部闪耀着他独特的艺术风格的影片。而与荒煤一见如故的张仲翰也在“文革”中惨遭迫害，那场灾难彻底地毁灭了他的创作梦想。
是夏衍的一封电报把他从西域畅想中惊醒，电报上赫然几个字“立即回京”，使他预感到北京怕是又出事了。
荒煤急速地赶往北京，离开前难忘的一幕不断地浮动在眼前。
那是５月１６日，毛泽东主席在人大会堂接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代表团。荒煤临时接到通知赶往人大会堂，已经迟到了，毛泽东和客人已经开始谈话，他只好被安排在外宾后侧的一个座位上，不料，却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看了荒煤一眼，问道：
“这位同志有点面熟，是哪一位啊？”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是文化部分管电影的副部长陈荒煤。
毛泽东又讲“你原来是搞文学的嘛，怎么又搞电影来了？”
荒煤一时不知怎样回答。自１９４２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和毛泽东有过几次直接面谈后，２０多年过去了，他参加了许多会议，听到毛泽东主席不少讲话，却还没有面谈过，他惊讶主席记忆力这么好，可事后回想起来，却越发弄不清主席这句话的意思，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搞了１０多年电影呢，还是不满意自己搞电影？
毛泽东同志这时不顾外宾在场，问起文艺界整风情况来了，荒煤告诉他，大家正在学习他的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认真检查工作。
毛泽东立即不高兴地说道：
“有些同志老是讲双手拥护（说着他自己就真的举起了双手）我那个《讲话》，可就是不执行！”
后来，毛泽东与外宾谈了一下别的问题就结束了会见。当他站在门口向外宾挥手告别时，荒煤心里突然产生一种冲动，是否要求和主席谈谈电影的实际情况，可一想起他那举起双手的神情，就失去了勇气。他只是回头仰望了一下毛泽东主席那高大的身影——由于身边老有一位矮小的护士陪衬，就显得更加魁梧——怅然地离开了，他甚至天真地想：为什么，主席不能像召集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那样多找些文艺界的同志谈谈，听听大家的意见呢……事后，每想起这件事，毛泽东主席那双高举起的双手就在他眼前晃动，沉沉的，好像罩在他的头顶。
北京等待着他的果然是一场大的风暴。
６月２７日，毛泽东主席在江青送交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又作了第二次批示，更加严厉地对文艺界提出了否定性的批评。“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毛泽东主席就接连两次对文艺界作出了批示，实际上，他已经完全相信了江青、康生提供的情况，对建国以来的文艺界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后来认为，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内因”。
毛泽东对周扬也流露了不满。一次，在谈到要把城里的文艺家分期分批的“赶下去”时，他以玩笑的口吻说要调一个团的解放军把周扬押下去，又说周扬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人是好人，就是不了解阶级斗争，不了解工人，不了解农民。
７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期间，传达了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康生在总结报告中不仅指责昆曲《李慧娘》、京剧《谢瑶环》是坏戏，还指责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是大毒草。
８月，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作出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到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早春二月》本来是打了报告要修改的，为什么又不让修改了，荒煤想不通。但这时，他已经顾不上想了。
电影又一次成了重炮轰击的桥头堡垒，夏衍、荒煤同被列为重点批判的对象，齐燕铭因为是党组书记也跑不掉。此刻，周扬还在努力紧跟毛泽东的思路，积极地领导着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北国江南》是一部表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村发生巨大变化的影片，七月一上演立刻就遭到康生的指责，说影片中女主角银花双目失明爱流眼泪是宣扬“人性论”、人情味，歌颂瞎了眼的共产党员，是政治上的有意讽刺和歪曲，还恶狠狠地要将片名改为“瞎了眼睛的共产党员”。康生莫须有的借题发挥，矛头实际上是对着影片的剧作者阳翰笙和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在他讲话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就登出了第一篇批判文章，接着一系列的批判形成了空前的问罪行动。
《早春二月》是编导谢铁骊受到“新侨会议”的鼓励，在艺术上努力实现突破的一次尝试，影片开拍时已是“大写十三年”口号开始流行的时期，无论是影片的创作者还是批准拍摄的荒煤都承担了很大的政治风险。这部根据柔石小说改编的影片描写一位青年知识分子在二十年代的政治动乱中，艰难地探索自己的道路，探索生活真谛的过程。谢铁骊独具一格的艺术追求加上孙道临、谢芳、上官云珠的精湛表演艺术以及和导演风格一致的摄影、美工，使影片的艺术水平达到十七年电影艺术创作的高峰。
影片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夏衍和荒煤的格外关注。他们喜欢它，正是因为影片中蕴含着的人道主义光辉激起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向往和追求，而影片所采用的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真实地再现了二十年代的社会情景，又仿佛使他们回到了青春探索的年代。正如夏衍在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批判中，剖析自我说：
荒煤同志说，肖涧秋身上有他自己的影子。而我，同样是因为肖涧秋身上有林志成的影子，也就是有我自己的影子——未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子。我和荒煤同志都参加了《早春二月》改编的讨论，荒煤同志认为肖不是逃兵而是伤兵，可以肯定这个人物，（这和我在《上海屋檐下》中肯定林志成是一个伤兵是一致的）所以他主张将人物“拔高”，而我则认为肖是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平均系数”，他是应该争取的人物。总之，我们对这样的人物不仅没有反感，而且有无限的同情。
（《夏衍在文化部整风中的检查》１９６５．１）
正是因为怀着对时代和人物的深切理解和同情，他们和创作者一起投入了很多心血，荒煤亲自阅读柔石的小说，同意改编，分镜头剧本中多处经夏衍亲自修改，荒煤又从始至终参与意见，甚至连主人公肖涧秋头上的帽子都颇费斟酌。
在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批判文章，全国立即开始了对《早春二月》的讨伐，有文章记载，“当时在放映该片的电影院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影片博得如此声誉，以至于外国观众费了很大的劲才弄到电影票，而且发觉这的确是他们在中国所看到的最有意思的影片。”然而，讨伐的声浪越来越疯狂，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各报刊登载的批判文章就达２００多篇。批判的语气不容许有任何商榷的余地，罪名集中起来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继承了二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传统；一条是宣扬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人情、人性论和阶级调和论。
事情还只是开始。８月，张春桥在上海传达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报告中提出，“电影系统，在北京有一条反动的资产阶级夏陈路线，在上海，瞿白音的《创新独白》就是这条路线的理论纲领”。这是张春桥第一次正式提出夏陈路线，他的这个论调，把批判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实际上，他们正有计划地一步步地勾画着轮廓，把矛头指向最后的目标——所谓“三十年代黑线专政”。
文化部、文联及所属各协会加班加点地运动着，周扬在极力地把握着批判方向和尽可能地控制批判范围。他在布置整风的工作会议上宣布，此次整风不搞群众运动，不追究责任人人过关，主要是检查执行党的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整顿队伍，改组领导，然后分批下去参加四清。最初，荒煤还进入了部检查领导小组和批判电影理论小组。他一方面在部党组内作检查，一方面还尽力支撑着工作。周扬的夫人苏灵扬是中宣部负责影协整风的联系人，她在找荒煤（荒煤自１９６０年影协成立起担任党组副书记，书记由夏衍担任）谈话时提出，影协整风主要是三十年代问题，如夏衍出版的论文集有吹捧三十年代的文章，中国电影发展史问题，观摩三十年代电影问题……同时，她也要求荒煤立即停止他的正在排印的论文集和赵丹的回忆录、阳翰笙的剧本选集等。
８月下旬，文化部党组接连不断地开会，几乎每天上下午不停。荒煤在会上做的检查，重点放在三十年代方面，仍然肯定新中国成立十几年来电影取得的成绩，肯定１９６１年新侨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电影三十二条起了积极作用。虽然没有人敢明说，但显然是为了再次发生类似江青把中宣部未定稿的文件送交毛泽东的那种情况，苏灵扬通知影协，只印发公开发表的文字材料，会议上的讲话、报告一律不印发。一次，影协印了翠明庄“出气会”的材料，荒煤立即设法让人追回。
根据周扬的意见，荒煤在影协提出按照以下四种情况检查工作：１．有一条与党对立的路线；２．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３．在资产阶级进攻下，一个时期动摇了；４．一贯执行党的路线。文化部党组在分析影协究竟属于第二还是第三种情况时争论不休。谈到工作上的错误，每一个人都在真诚地检查自己，极力地挖掘工作和思想上的问题。每一次会议，大家都感到无比的沉重和难受。荒煤在一篇回忆录中，记述了当时那种难堪的情景：
有一天，文化部党组务虚，研究究竟为什么犯错误，犯了什么错误，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另一位同志则侃侃而谈，说他早已预料到会犯严重错误……燕铭突然站了起来，说了一句，“文化部搞得这个样子……”就失声哭了起来。夏衍接着紧紧把一双手捂着脸，低下头来。我也再不能睁着眼睛去看别人了，也觉得眼前一片模糊。……
（《不能忘却的纪念》荒煤１９７６）
中宣部急切催促着文化部与文联各协会要在９月结束整风，下去“四清”，协会可以关门，刊物可以停办。这些做法后来都被指责为阴谋蒙混过关，以免触及到中宣部“阎王殿”的总根子。８月，电影界在历史博物馆召开了几次大会，批判电影问题。苏灵扬通知荒煤说周扬的意见这种大会容易流于形势，走过场，要停下来，就立即停止了。在电影界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中，荒煤还是肯定了十几年来的成绩，不承认是犯了路线错误。他的检查被认为是强调客观，没有从政治上找原因，总的印象不好必须重来。连他在三十年代的创作也被找了出来，认为是无病呻吟的资产阶级思想。那时候他还没有想到，仅仅是几个月后他就不得不承认了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的“事实”。
那些日子是无比沉重的，他不断地思考着这个问题：难道我们真是像有的同志讲的，在一心一意搞什么修正主义吗？难道我们真的要搞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化么？他感到困惑和委屈，他不能承认。但越来越大量的被揭发出来的事实都在向着一个方向论证，那是他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实。扪心自问——忠诚没有变，信仰没有变，他不知道变化了的究竟是什么？带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他仍旧尽职尽责地坚守岗位，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件还需要处理的工作：批改文件，审查影片，审理国庆十五年的上映计划，打起精神陪同中央领导人会见外宾，包括举起酒杯作出信心百倍的样子面对电影招待会的外宾……
９月８日，周恩来在接见《红色宣传员》剧组主创人员时，谈了对电影、戏剧问题的看法，他指出文化部热心宣传封建主义的东西，实际还不是反社会主义、反党，本质其实是一样的。荒煤一向非常敬重总理，这些话对他的震动绝非一般。他几乎对自己丧失了信心，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他在党组会上按照这个思路谈到党组成员分兵把口，但不约而同都是执行错误路线，是什么性质问题，难道真是反党集团？结果引起了一场混乱。有人慷慨陈词，认为文化部肯定是犯了路线错误，主要是思想、方向错了，但不是一切人一切部门都错了。戏曲不同，上有中央，下有地方党委，形不成路线。而电影确是有一条系统、完整、集中的错误路线，有纲领、有传统、有理论、有代表人物，有作品、还有老头子、有组织路线……电影比较集中，可以直接指挥到地方，自成系统，夏陈说话比党的话容易听，影响大……这些发言对荒煤无异于重磅炸弹，他感觉到自己已经被推到了边缘。他想据理力争，可又知道说了也未必有人听。
９月１５日，彭真把党组成员找到家中进行了一次谈话，荒煤在《不能忘却的纪念》中接着记述了那天的情景：
又一次，彭真同志召集文化部党组成员到他家里开会谈整风问题，汇报整风检查情况，燕铭刚开头讲了几句，说了一声：“我有罪……”接着就失声哭了起来。彭真同志温和地批评并且安慰了他，说他这样一个老干部不应如此，不能说什么有罪，谁能在工作中不犯错误，认识到改了就好。还说文化部工作还是有成绩的，有缺点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彭真同志还用了一个形象的说法，说大家都还是要搞社会主义文化的，都是要向天安门那个方向走的。不过有的人说这条路近，有人认为那条路近，也走了些弯路，但最后还是走到天安门这个方向来了……
彭真的讲话使荒煤感到了些许的安慰，有一天，他和齐燕铭谈心，还批评燕铭那个有罪的说法，甚至激动地讲，“我们就是有多大的错误，也不能说成心犯罪嘛，你那么一哭，好像这罪确实很严重！”燕铭脸红了，连声嘟哝着：“是书生……书生气！”
不用说，彭真和他们的谈话后来被说成是一次阴谋的大黑会。
来自上面的压力仍在不断地加重，一次周扬向政治局汇报文化部整风时，康生发问：“荒煤检查（指公开正式检查）了没有，他为什么不检查？”整风领导小组的一位成员说，因为准备要荒煤带头揭批夏衍，先以批夏衍开始，所以还没有让荒煤检查。康生不放心，紧盯道：荒煤一定要检查！这时候，毛泽东在一旁插话道：
“荒煤不检查，送到北大荒挖煤嘛！”
真的听到这个最高指示时，荒煤已经熬过了７年的牢狱之灾，是周扬在一次谈天时告诉他的。虽然当时并没有传达，但荒煤已经在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中感到了走投无路的重压。９月２８日，彭真又一次找荒煤等人的谈话，口气也起了变化，批评文化部检查不够，夏衍是不是顽强抵抗？种种迹象表明，批判的浪潮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９月，荒煤在文化部和影协的检查中终于承认了电影犯了路线错误。但还是认为是认识问题，“身首异处”的问题。按照周扬提出的四种情况，他勉强把自己归为第二类。
这一年的国庆节到了，荒煤没有像每年一样出现在天安门欢乐的人群中，他在笔记中写道：
１０月１日未去观礼，在家写材料，看材料，准备电影检查问题。
１０月２日下午在影协谈文殊检查问题。
１０月３日晚约汪洋等四人谈北影整风问题。
１０月４日上午到部上午看、批文件，下午党组讨论全面检查草案。
他就这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节日。
整风并没有像中宣部预想的在９月结束。１０月下旬，周扬派的工作组有肖望东、刘白羽等人组成，正式进驻文化部。一个星期后，通知部党组停止工作彻底检查。一天，刘白羽约荒煤到家里谈话，动员他出来揭发批判夏衍，以示“党组不是铁板一块”，荒煤没有同意，他说自己的错误也很多，没有检查前，不能揭发别人。这是周扬的最后一招，试图舍夏保陈，但荒煤拒绝了合作。
１２月，江青再次挥舞大棒，把《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革命家庭》、《逆风千里》、《阿诗玛》等一大批影片定为“毒草”，责令全国开展批判，电影已经成为人人要痛打的“落水狗”。
周扬宣布由刘白羽接管电影工作。
荒煤再也不用考虑那些繁重的事情了，他终于有了时间在家里写东西，但要写的只有一件——检查。他每天呆坐在书桌前冥思苦想，常常从白天一直坐到深夜，早已习惯了丈夫整日不着家的张昕，看着他匍匐在桌前的身影感到了不安。终于有一天，荒煤拿着自己一打厚厚的稿纸给张昕看，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字眼跳入眼帘时，张昕惊讶了，虽然同在一个系统她从来很少过问丈夫的工作，但有一点她是有数的，荒煤从来是认认真真地为党工作。望着已经是疲惫不堪的丈夫，她不解地追问：怎么会是这样？荒煤木然地回答：性质恐怕就是这样的。说这话时，连他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是真心还是违心了。
１９６５年１月２２日，在经历了半年多的揭发和批判后，荒煤在文化部干部大会上作出了正式检查，他是这样开头的：
自从整风以来，经过大家的揭发和批判，又参加了电影局的小组和北影厂的整风会议，大量的事实帮助了我、教育了我，认识到电影在我和夏衍的领导下，最近许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地、系统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路线，顽强地对抗党的文艺方针，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方向。
（《陈荒煤在文化部整风中的检查》１９６５．１）
他很明白，既然是一条路线就绝不可能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必然要牵扯到周扬，甚至涉及到主管电影的周恩来，这根本就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实际上他无法想通的地方，但在检查中一开始，他就费了很大笔墨作了明确的划分，断然地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在谈我的错误之前，先说明几点。在五八年以前，我在电影局只是负担部分领导工作。但是电影方面几次大的变动，有关体制的变动和所谓重大的改革以及向中央、中宣部起草的报告、决议等等，我都是积极参加的。凡是文化部党组讨论电影工作——虽然那时我没有参加党组，凡是以文化部党组名义起草的报告领导的一些改革的措施、方案，我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对于这许多决定，我当时的思想情况以及后来的行动证明，完全是积极拥护并加以贯彻的。更重要的是一些修正主义思想和做法，我在以后负责电影局工作的时候，都是继续加以坚持和贯彻的，甚至还有所发展。因此，电影局过去所谓的重大改革我也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第二，有一些所谓方案，改革体制的方案、报告，确实是经过上级领导批准的，但是现在检查，我认为主要的责任还是在于我们自己。因为第一，我们并没有向中央、向党如实地反映了真实的情况；第二，我们所提的方案，体制方案，现在回过头去仔细地检查一下，我们的方案，都是只有一个，没有给领导考虑其他方案的余地，从来没有提过在一个改革的中间有两个方案。我们的倾向性是非常鲜明的。第三，应该看到当时的领导对我们是信任的，信任我们所反映的情况，信任我们所提的这些方案。因此我们反映的错误的情况、错误的方案干扰了领导，甚至于可以说是利用了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蒙蔽了领导，因此也不能把责任往上推。
第四，在一定的情况下，有个别的领导同志确实也讲过一些话，对我们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个别领导同志的话，不是根据当时总的电影全面情况，不是在一个会议上作出来正式的决定，是发表的个人意见。而这些讲法也往往是根据我们向上级领导同志反映的情况，所提出的意见，而且领导同志的讲话很多，绝大部分的话都是正确的；但是这些正确的话我们没有听进去。所以归根到底还是我们自己的立场问题。文化部党组以及我个人在整风期间相当一个时期有委屈的情绪，态度不端正。我看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好些时候都纠缠在这些问题上。
（同上）
他把过去的、报上级批准的、和按照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精神做的，总之所有的责任都归结到了自己的身上。整个检查只有一处涉及到胡乔木，事后，他甚至考虑过是否给乔木写信说明一下，但周扬说没有这个必要。的确，所有的当事人自己心里都明白。
一旦这条防线突破，他就再也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只能怀着认罪的心情检查自己给党的工作带来的巨大损失。他的长达三万多字的检查中主要分几个部分，一是从历史的发展论述电影是怎样在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想影响下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二是自己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所制造的理论根据，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概念化；强调所谓电影的群众性，要满足各阶层人民的需要。他详细阐释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在对此进行批判时，也只能冠以空洞的大帽子，看上去没有丝毫理论说服力。三是在贯彻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时和地方党委发生的矛盾，如何受到地方的抵制。
１９６５年，站在那样一个舞台上，面对相濡以沫的同事和部下，他的检查或许是诚心的，但在这个检查中我们仍旧看出了他深刻的痛苦和无奈。他根本无法对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实现理论上的批判，他无论是在谈到历史和自己的主张时都显得分外具体生动，在落实到检查和批判时，却只能挥舞大棒用尽气力加以简单的否定。然而，这个检查将成为后人研究历史的一份珍贵的史料，它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可供人研究的历史史实，还真实深刻地折射了那个荒诞的时代。
其实，是否言之有理并不重要。一位曾经参加了文化部整风批判会的老电影工作者说，那些发言听上去简直莫名其妙文不对题。但重要的是你说了，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变成真理。
没有人谈到中央对荒煤的检查是否满意，重要的是荒煤和夏衍都承认了电影有一条修正主义的反党路线，目的也就达到了。
应该提到的是在这个检查中，荒煤毫不隐瞒自己以往对夏衍这个“老头子”的敬重和默契，“夏衍对我的工作也是很信任的，完全放手，所以很少有分歧。夏衍说的话，他要做的事情，我总是深信无疑。”而夏衍在几天前的检查中，也毫不忌讳地多次提到：“荒煤同志在许多问题上，也许可以说极大部分问题上，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可真的是印证了所谓“夏陈”的关系。直到这一刻，他们还顽强地保持着步调一致。二十多年后，当文艺界为荒煤举行６０年文艺生涯的研讨会时，夏衍挥笔祝贺“……谨向我风雨同舟的老友致以由衷的敬意”。“风雨同舟”，可以说是他们真实的写照。
（晚年的夏衍和陈荒煤）
尽管在许多问题上荒煤和周扬有着直接的、非常密切的联系，但在检查中，荒煤却只字未提。
进行了近一年的文化部整风，终于以齐燕铭、夏衍、荒煤被免职调离文化部而告结束。在“夏陈路线”的罪名下，电影局、各制片厂的许多负责人和一大批创作骨干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他们就被戴上了“反动权威”、“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之类的帽子。整风，正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在前奏达到高潮的时候，荒煤和一些人已被打入另册。
在荒煤作出检查后一个多月，周扬约荒煤在家里谈话，告诉他将要被免去副部长职务，调往重庆作副市长。在处理荒煤的问题上，周扬还是作了多种努力。荒煤曾想到《文艺报》作编辑工作，这个想法显然不实际。周扬试图劝荒煤到北京郊区去，这样或许以后还能回到电影界。荒煤拒绝了，他的心已冷到了极点，再也不想“触电”了。他一再坚决地向周扬表示，不要再让他担任领导职务，更不宜参加文化工作。想起自己曾多次要求离开电影领导岗位，周扬都没有同意，没想到，现在却是以这样的形式离开——可以说是被逐出了电影界。
周扬说了些要接受党的考验之类的话，最后他握着荒煤的手说“你这一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在那一刻，周扬的脸上现出极复杂的表情，他似乎已经意识到将要发生的一切。几个月后，报上就开始公开点名批判“四条汉子”中的田汉、夏衍、阳翰笙，他自己已经岌岌可危了。
荒煤走出客厅时，周扬又在身后叮嘱道：“你工作一贯积极，就好好工作吧！”荒煤没有回答，他被狠狠地刺痛了。想起延安抢救运动后周扬也说过这句话，那时他就觉得很不舒服。事隔多年再次听到这句话时，他只能感到深深地悲哀。这几十年，他什么时候没有积极工作过？积极的结果，却是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等待离京的日子不长，那期间为了催调工作的问题他又找过周扬，周扬正在准备作整风工作的总结，荒煤对他提了一条意见：希望以后下面文艺单位有问题时，领导要多承担责任。这话是语重心长的，周扬没有表示什么。他还被文化部新来的领导找去开过会，中宣部正在考虑是否撤销影协，已经被免职的荒煤竟毫无顾忌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影协应该保留，过去犯了错误今后可以改正，但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的组织是应该存在的。这是他离开电影岗位前参加的最后一个会议。
终于，中组部正式找他谈话了，宣布调往重庆的决定，征求意见。荒煤很平静，表示没有意见。他在给张瑞芳的信中说：
谈话不到五分钟就结束。现在心定了，又好像有些茫然的感觉，不知道到底去了管什么。反正下决心钻研。我看做旁的工作也不见得比电影更复杂。这一阵，倒是冷静下来了，也真的不想再搞文艺工作了。恐怕这样对自己的世界观改造更快一些。不过，也得警惕，下去到这样一个大城市里当个副市长，搞得不好，也是一个不小的“官”，也会脱离实际、群众。大楠说“土皇帝”也容易“四不清”。这倒是要值得自己从各个方面警惕。
５月，担任重庆市委书记的任白戈来北京开会，秘书打电话来，约荒煤在北京饭店见面。任白戈也是左联的老朋友了，两人谈话比较坦诚。荒煤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表示希望不要成为任的包袱。任白戈说荒煤的检查他已经看过了，中组部征求意见时，他还是表示欢迎的。此前，周扬已经向任转达了荒煤不搞文化工作的要求，任白戈说，到重庆后可以搞工业或是农业工作。
荒煤终于要离开北京了。
出发的前夜，他独自坐在客厅里脑子里乱极了，想到十多年在电影工作中经历的种种坎坷，既如释重负又不能不感慨万千……这时，门轻轻地被推开了，一个瘦长的身影跨了进来，田方侧身坐在荒煤右边的沙发上轻声说：“我看见这房子里的灯还亮着……”
他们就这样静静地沉默地坐在那里，荒煤永远都忘不了这一刻，这是田方最后一次带给他的宁静、和蕴藏在宁静中无限宝贵的友情。这一刻，永远地留在了荒煤的心里：
田方的到来，使我真正得到了休息，我不能再想什么了。我们沉默着。我深深感到，多少天来，我的脑神经太紧张了，我需要沉默，在沉默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宁静。
……我从此也就再没有见到田方。１９７４年他去世时，我还被关在监狱里与世隔绝，什么都不知道。
（《忆田方》荒煤１９９３）
那一夜，他们坐了很久，就像很早以前，他们在延河边上晒着太阳默不作声一样。最后，还是荒煤想起第二天要走的事情，他告诉田方自己已经拒绝了文化部让原来的秘书把他送到重庆的建议，他拍拍田方的手说：“你明天也不要送我了，免得别人……”但田方却突然站起来打断了他的话，他两眼盯着荒煤，坚决地说：“我一定要送！”
第二天，田方早早地就等在那里了，崔嵬、海默、王逸、王家乙也匆匆赶来了，荒煤不胜感慨：在电影局工作了十几年，临行却只有这几位艺术家把他送到火车站。
荒煤走了，张昕开始收拾家里，准备不久后迁往重庆。他留下的文件、信件、笔记太多了，更多的是那些大批的看过改过的剧本，它们成堆成堆地摞在书房里，每一本上面都留有他细细改过的笔记……张昕在院子里干涸了的花池里燃起了火堆，把那些材料一捆一捆地抱出来烧掉，她不停地烧着，熊熊的火苗蹿得老高老高，黑色的浓烟引来了附近监测火情的人，院子里的人们看着那浓烟，只有沉默。
她烧了好几天。
二、在暴风骤雨中
１９６５年６月，荒煤来到重庆，淳朴的四川人以他们的善良和耿直欢迎了他。有人私下里问他，别人调动工作都先休息休息玩半年再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他只能笑笑。他的确需要休息，但他也知道自己从来不习惯闲着，更何况现在，一闲下来所有的事情就像电影一幕幕在脑海中翻腾，他必须工作，用工作来赎罪，也使自己的心得到安宁。
工作很快就定下来了，分管工业交通，后来又管城市基本建设。他完全是外行，做起来更加小心翼翼，但热情很高，不停地跑基层深入工厂和工地，越是偏远艰苦的地方越要去，几个月跑下来觉得感触很深，他写道：接触了几个月工业，就感到要懂得工人，你就得懂得机器。一个工人和他的机械、生产工具的关系，常常发生种种思想感情问题，反映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斗争。他关注的依然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他将所见所闻详细地记下来，盘算着以后或许可以用在写作上。
他没有想到会在重庆见到周恩来。９月，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飞重庆，并在当天下午乘船去武汉访问，中午在潘家坪招待所一号楼举行宴会。接到参加宴会的通知，荒煤心情十分惶惑不安，离开北京前他曾想过找总理谈谈，或是写封信，但谈什么呢……结果还是悄悄离开了……
犹豫再三，他还是去参加宴会了。一走进宴会厅，他就站在角落里，决定不和总理正面接触，只远远地看上一眼，他有种预感：以后见面的机会更少了。没想到，当周恩来在任白戈的陪同下走进大厅时，远远地一眼就看见了他，并立即伸出手来指着他叫道“荒煤！”他赶紧上前紧紧地握住了总理的手。周恩来关切地问他张昕到重庆没有，还笑道：“三姐妹，就她没有到重庆来过，也来过一段重庆生活嘛！”荒煤又一次惊讶周恩来的记忆力，竟清楚地记得张昕的大姐张楠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过，更没有忘记二姐张瑞芳在重庆的演剧活动。他高高兴兴地参加了宴会，又随着总理和贵宾的车队在数万群众的热情欢送声中，来到浩瀚的江边，一直看着总理乘坐的航轮在无尽的波涛中逐渐消失。几天后，荒煤接到总理秘书也是他鲁艺老战友张颖的来信，说从武汉回北京的途中，总理告诉她：在重庆的时间太仓促了，很遗憾没有时间和荒煤谈谈，看过荒煤在文化部的检查，“不知道荒煤怎么想的？”
接到张颖的信，荒煤翻来覆去地看了很多遍，反复地琢磨着总理话里的意思，整夜失眠。他知道总理的话是针对自己在检查中承认电影界“已经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说的。面对总理的疑问，他感到一种深深的痛苦和内疚。然而，通宵思索的结论是：
我并没有觉得我说了违心之言。经过多少次会议的批评、诱导、启发，和领导同志的谈话、帮助，特别是让我站得更高一点，从国际反修斗争的大形势下、从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出发来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我终于承认了我在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影响下推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承认这一点当然是一个极其艰难、复杂、痛苦的认识过程。但一旦觉得自己的确认识到这一点，也真是一种解脱，如释重负，毫不考虑个人的得失，惟愿还有机会彻底改造自己。
我记得，我在检查中就讲过：拍了那么多的毒草影片，“坐几辈子的监狱，也还不清我欠人民的债！……
（《你是怎么想的》荒煤１９９１）
他不止一次地想给总理写信，谈谈自己真心认罪，决心在实际工作中好好改造的想法，每欲下笔又感到无比的沉重和矛盾，他终于没有写成，想等自己工作有些成绩时再写，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就是他和周恩来的最后一次见面。
１０月，张昕终于带着两个女儿来了（大女儿在外地上学没有来），她的关系从北京电影学院转到了重庆话剧团。他们的家就安在了“怡园”。那里解放前曾经是马歇尔的公馆，后来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人住。深深的庭院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雕刻精美的鱼池干枯着，整个庭院里除了守门人的房子，只有一栋西式的小楼，三层，房间讲究，有西餐厅，地下室还有一条暗道一直通往不远的嘉陵江边。刚搬来时小楼里还有一户人家，不久他们也搬走了，偌大的院子里就只剩了他们一家人。孩子们很快就习惯了，她们在院子里疯跑着玩闹，张昕却感到心里空落落的，特别是夜晚，当秋风吹过，荒草发出一阵阵沙沙的声响时，她就不由地感到一种不安。
工作的忙碌和家人的团聚使荒煤的心境渐渐地放松下来，他在大客厅中安装了乒乓球台，闲时便找人一起打乒乓球。还在张昕没来时，他就开了“戒”，他一个人住的离电影院太近，晚上按捺不住寂寞就跑去看电影了，后来他对张昕感叹：现在才真正是看电影，别人笑我也笑，纯粹是享受了！可是看了几次，他又忍不住了，回来议论说这个细节应该这样处理更好，那个导演没有发挥出他的长处……张昕打断他的话说：你不是说再也不管了吗，电影和你有什么关系！荒煤戛然而止，以后再也不提电影的事了。
然而，要真的斩断关系是很难的，事情还会找上门来。一次荒煤遇到罗广斌、杨益言，他们说，江青要他们再写一个《红岩》的电影剧本，写完后希望荒煤能看看，过了些天剧本果然送来了。并附信说希望能听到荒煤的意见，但希望保密，因为这个任务只有市委领导知道。后来市委宣传部长何正清见到荒煤也说请他帮忙看看。荒煤给罗广斌、杨益言回了信，说剧本可以看，但因为自己犯了严重错误，意见只供他们参考，倒是希望他们一定要为自己保密，千万不要对人提他看了剧本。看过剧本后，荒煤和他们谈了一次，提了两点意见，一是要写出解放前夕残酷斗争的历史背景，二是觉得写江姐不死在山上打游击是否有必要？这样改不如小说生动。罗广斌说江姐改不死是江青的意见，为了反映革命乐观主义、浪漫主义精神，小说也要大改。荒煤依然认为小说创造的江姐形象已经在群众中有了很深的影响，这样大改，恐怕不宜。最后说意见只供参考，还是听任书记的吧。
又一次，重庆话剧团排了一个写钢铁厂工程师的多幕剧，打电话希望荒煤去看。他去了，提了意见，后来作者又找来谈了一次。正好天马制片厂有人来看他，问重庆有什么可以拍的题材，他就推荐了这个剧，几次弄下来，他又想起了自己的老行当，回家连连对张昕叹道：真是本性难移啊！不能管，坚决不管了！
电影界的人并没有忘记他，陈强、谢芳、李百万等路过重庆打电话找他，还有人就直接到家里来看他。他为大家对自己的惦念而感动，不论多忙都要赶去见面，一面又告诫自己不要多发表意见。使他格外高兴的是叶以群来过，中学时代的老朋友董启翔来过，沙汀还到重庆住了几天，他陪着这位老哥到温泉去散心，他们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在一起了，见面仍然有一种非常亲近的感觉。沙汀劝他什么也不要管，放下包袱重新写小说，他正是这样想的，他想把１９４５年在济源的生活写成小说，还想写一部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和沙汀说起来禁不住浮想联翩。一面笑自己是不是不肯退出“历史舞台”。
日子就这样飞快地过去，他喜欢上和工业打交道的生活，单纯许多，也学到许多不懂的东西。２月，和任白戈一起到西南铁路工程现场去，感触很深，觉得多年来搞文化工作脱离实际。回来不久，他就带了工作组到綦江一建筑工程公司搞“四清”去了。
山城毕竟和北京隔着千山万水，与阶级斗争气氛好像离得很远。一天，突然通知他去看《舞台姐妹》，他因为有事没有去，事后听看了的人说不错。他很奇怪，怎么又上演了，是不是片子改好了，还急忙写信给张瑞芳询问。直到一天，他看到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批判《舞台姐妹》的文章公开点了自己的名字，才知道一切并没有过去，北京也不会把自己忘掉。
“五一六通知”他是在“四清”的工地上看到的，看过后感到迷惑，连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也成了修正主义，简直有些不可思议。他对工作团的同事说了自己的想法。接着，建筑局就通知要组织干部工人写批判“三家村”和坏电影的文章，他居然没有同意，理由是要搞“四清”，生产任务又完不成，怎么能组织他们写文章，再说也写不出好文章。一次，公司党委在开“四清”工作大会前提出要租《兵临城下》组织群众批判，他也没有同意，说要集中力量开好大会。后来，工地上的青年人开始贴大字报要参加运动，他向市委请示自己是否要检查，市委回电说：你是代表市委的工作组，不能随便检查。再呆下去，他肯定会成为对抗“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所幸市委担心涉及到他的问题不好处理，赶紧把他调了回去。
回到市里，他才看到江青搞的《纪要》，这篇东西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荒煤知道问题越来越严重了。接着，市委通知他要准备在党内干部会上作检查，他一边准备一边想，这些问题在重庆怎么能说清楚呢……形势越来越紧张，一天回到家中，张昕把一张《重庆日报》转载北京批判他的文章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心情沉重地对张昕说：看来我是要回北京了，你们怎么办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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