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馒头案残酷的金融剥削

文/谌旭彬

邻里互知而密行，死而后已。呜呼，若此顽愚，将何治耶！

——《御制大诰·伪钞第四十八》

一、九十里路枭首相望

《御制大诰》第四十八条里，朱元璋对江苏句容县的百姓们进行了猛烈抨击：

宝钞通行天下，便民交易。其两浙、江东西，民有伪造者甚，惟句容县。杨馒头本人起意，县民合谋者数多，银匠密修锡板，文理分明；印纸马之户，同谋刷印。捕获到官，自京至于句容，其途九十里，所枭之尸相望，其刑甚矣哉。朕想决无复犯者，岂期不逾年，本县村民亦伪造宝钞甚焉。邻里互知而密行，死而后已。呜呼，若此顽愚，将何治耶！

朱元璋说，自己钦定发行大明宝钞，为的是方便百姓互相交易。谁知句容县的百姓们，竟在一个名叫杨馒头之人的带领下，群起伪造，“县民合谋者数多，银匠密修锡板，文理分明；印纸马之户，同谋刷印”。事发后朝廷大开杀戒，“自京至于句容，其途九十里，所枭之尸相望”，自京城至句容的九十里内，示众的头颅如路灯般一个挨着一个。结果呢，“岂期不逾年，本县村民亦伪造宝钞甚焉。邻里互知而密行，死而后已”，杨馒头案造成的凶狠杀戮过去了还不到一年，该县村民又开始伪造大明宝钞，邻里之间不但互相知晓不告发，甚至还一起悄悄干，真是不将自己折腾到死决不罢休。

最后，朱元璋哀叹道：“呜呼，若此顽愚，将何治耶！”这些百姓如此顽愚，朕实在是找不到能够治理好他们的办法。

关于杨馒头，除了朱元璋的这段叙述，今人无法知晓更多。好在，关于洪武时代的大明宝钞，还存留有一些其他材料。这些材料有助于今人摆脱朱元璋的一面之词，去还原“杨馒头案”的真实发生逻辑，而非不假思索地相信朱元璋“句容县百姓顽愚难治”的指控。

二、疯狂印发大明宝钞

洪武时代早期的货币政策，是推行铜钱铸币。未称帝前，朱元璋下令铸造过“大中通宝”，称帝的同一年又下令铸造“洪武通宝”——元末滥发纸钞引起民众恐慌，群雄发行铸币实为一种政治对抗。但铜钱的铸造只持续了数年。洪武八年（1375），天下渐趋稳定，朱元璋便改弦更张，诏令天下改用纸币“大明宝钞”，理由是铜钱多有盗铸者，且铜钱太重不便于商贾贸易。这种大明宝钞，共分为六种面值：最大者一贯（相当于一千文铜钱或一两银子），纸币上印有十串铜钱；次者五百文，纸币上印有五串铜钱；后面的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面值者，皆依次类推。

与纸币的发行相配套的政策是：一，“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与铜钱一起流通，若有伪造者处以死刑，鼓励百姓告发，告发者不但能获得二百五十两赏银，还能得到被告发者的家产。需要注意的是，这部分文字直接印在了大明宝钞上。二，“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物给之，若有以金银易钞者听。凡商税课程钱钞兼收，钱什三钞什七，一百文以下则止用铜钱。”——自此禁止民间使用金银进行交易，鼓励告发，告发者可获得被告发者的财物。但允许百姓拿金银来向朝廷兑换纸钞。纳税时钱与钞兼收，钱收十分之三，钞收十分之七。不足一百文则只能使用铜钱。

虽然朱元璋宣称“大明宝钞”的发行是一项善政，但洪武时代的纸币制度有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便是没有以贵金属或其他物资作为钞本（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准备金），纸币的发行毫无制约。按常理，新印刷的纸币需主要以兑换旧纸币的方式进入市场，而不能由政府直接支取（比如直接印刷新纸币来给官员、士兵发放俸禄，直接拿新纸币向民间购买物资）。若非如此，便形同政府滥发纸币向民间隐性征税，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纸币的价值也会随之下跌。遗憾的是，洪武时代恰恰正是这样干的。有统计称：

洪武时期宝钞的投放分为常规性支出和临时性支出两类：常规性支出额逐步达九百万贯；临时性支出在前期并不高，维持在三百万到五百万贯水平，洪武十九年（1386）达一千五百万贯以上，洪武二十一年及其后三年更达六千万贯以上，然每年的回收额前期似只有商税约十五万贯，洪武二十三年前后才达两千万贯，其投放回收比例不仅极不对称，且其支出完全是出于财政目的，与社会经济生产和流通关系不大。

上述统计可能仍太过保守——比如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便一次性“赐北平守御及听征官军，钞五千万八千七百余锭，布帛八万二千余匹”。明代的一锭等于五贯。这巨额的“五千万八千七百余锭”纸币，即是由朱元璋命造币机构印刷出来后直接投入市场，既无准备金为依托，也无任何的物资作后盾，纯属“开动印钞机疯狂收税”。如此这般每年往社会上投入数千万贯纸钞的结果，便是大明宝钞迅速出现了贬值问题——洪武二十三年，官定可兑换一千文铜钱的每贯纸钞，在民间已只能兑换二百五十文铜钱（“两浙市民有以钞一贯折钱二百五十文者”）。再过四年，洪武二十七年，每贯纸钞已贬值到只能兑换一百六十文铜钱（“时两浙之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至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福建两广江西诸处大率皆然”）。为了打击民间不愿用钞更愿用铜钱的普遍倾向，朱元璋在洪武末年又出台政策，不但重申了禁止金银流通的规定，还彻底禁掉了铜钱。

三、畸形的纸币价值生态

前文已经提到，大明宝钞发行后，明帝国即禁止民间再以金银等贵金属作为交易货币，且以物质奖赏诱惑民众进行举报。这意味着在日常交易中放弃纸币回归金银要冒很大的风险。既难以放弃纸币，又不可能逃避朝廷滥发纸币带来的财富贬值，洪武时代的货币市场上，遂出现了一种“新纸币比旧纸币更值钱”的畸形价值生态，意即：面值同为一贯的银钞，洪武九年（1376）、十年发行的（每一张宝钞上都会有年月日信息），要比洪武八年、七年的更受欢迎，在市场上能买到更多的东西。这种畸形生态造成的结果，便是每次朝廷开放新旧钞兑换（即“倒钞法”，目的是回收市场上破损不堪使用的旧钞），便会引发百姓拿着仍堪使用的旧钞前来疯狂挤兑。

洪武九年（1376）设立“倒钞法”时，明朝政府其实已经注意到民间存在着“爱新钞胜过旧钞”的现象，故出台了相应的惩罚政策：

令所在置行用库，每昏烂钞一贯收工墨直三十文，五百以下递减之，仍于钞面贯百文下用墨印“昏钞”二字，封收入库，按季送部。若以贯伯分明而倒易者，同沮坏钞法论，混以伪钞者究其罪。

大意是：每一贯破烂了的旧钞，换成新钞需收三十文的工本费。其他面值依次按比例递减。回收的旧钞要在上面盖上墨印“昏钞”两字。若有人拿着“贯伯分明”（即面值等字样仍很清晰）的旧钞前来挤兑，与“沮坏钞法”（破坏货币制度）同罪，一律处死，但“沮坏钞法”含义模糊，没有明确的判刑标准。有研究称“‘信牌档’的资料说明，有些沮坏钞法者被发配充军了”。

洪武政府解决“百姓以可堪使用的旧钞来兑换新钞”的终极大招，是直接关闭新旧钞的兑换通道。洪武九年（1376）的兑换风潮发生后，“行用库”便被长期关闭，直到洪武十三年才重新开启。开启之前，户部在上奏中，再次将“百姓以可堪使用的旧钞来兑换新钞”视为亟须防范的大敌：

其行用库收换昏钞之法，本以便民。然民多缘法为奸诈，每以堪用之钞，辄来易换者。自今钞虽破软而贯伯分明、非挑描剜补者，民间贸易及官收课程并听行使，果系贯伯昏烂，方许入库易换，工墨直则量收如旧。

大意是：朝廷设置“行用库”，让老百姓拿“昏钞”（破损无法再用的钞票）来换新钞，本意是为百姓好。谁知道这些百姓太过奸诈，每每拿着仍可继续使用的旧钞，前来换取新钞。从今以后，应该禁止这种行为，即便旧钞已经破软，只要上面的面值字样仍然清晰、不存在挑描剜补等情况，民间贸易与官府征税时，就必须继续使用。只有真正烂得没法用的，才允许拿来兑换新钞，兑换的工本费仍是每贯钞票收取三十文铜钱。

洪武十三年（1380）这次新旧钞兑换，只给了半年的时间窗口，之后便再次关闭。下一次重开，已是十年后的洪武二十三年，同样只给了五个月的时间。《明太祖实录》里说：

先是钞法既行，岁久有昏软者，因置例钞库，听民换易，官收朱墨费三十之一。然细民利新钞，非昏软者亦揉烂以易新者。上闻遂罢之，至是复出新钞，于承天门外听民易换，命行人主之，凡五阅月而复罢。

据这段文字透露的讯息可知，洪武十三年（1380）新旧钞兑换迅速关闭的原因，是朱元璋发现许多百姓选择将好端端的旧钞给“揉烂”，然后再拿来换取新钞，以规避朝廷的惩罚。

旧钞换新钞要给朝廷缴三十分之一的工本费，本身便是一种贬值。百姓们不怕贬掉这三十分之一的面值，也要将好好的旧钞揉烂了来排队兑换，显然是因为在洪武时代畸形的货币制度下，旧钞的贬值程度远比新钞厉害。

四、杨馒头们走投无路

补充了上述时代背景之后，再回过头来重审“杨馒头案”，便能发现此案绝非朱元璋一句“百姓太过顽愚”便能了结。朝廷每年皆大量印刷新钞投入市场——南京明故宫旧址曾出土过两方大明宝钞的铜钞版，其中一块是二十九号，一块是三十号（样制相同，年月日有异）。这意味着洪武时代的宝钞印制非常频繁，同样的钞版至少有三十方，可谓几乎年年都在印刷新钞——民众的财富被不断稀释；金银又不允许再被使用，除了不断追逐新钞之外，别无其他自我挽救之法。而自洪武十三年（1380）后，朝廷已多年不再开放新旧钞兑换，这意味着所有的新钞都只能从政府（以俸禄、赏赐与采买等手段）流入市场，待其流入百姓手中时已属旧钞。杨馒头等人伪造宝钞（洪武时代的银钞粗制滥造，防伪技术很低），虽属违法行为，但在违法之前，他们已是洪武时代残酷钞法的沉重受害者。在杨馒头等人遭遇“其途九十里，所枭之尸相望”的大规模杀戮后不到一年，句容县的百姓又再次开始伪造宝钞，则可说明当地民众已被朝廷的钞法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只好铤而走险。

可供佐证这种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的资料，还有解缙在洪武末年呈递给朱元璋的《太平十策》。解缙在奏章中建议朱元璋“各宜立铸钞库”，其理由便是“伪造钞者滋多，刑之不绝”。由此可知句容县的情况不是个案，而是洪武时代的一种常见现象。

“杨馒头案”发生在洪武十六年（1383）。洪武十七年三月，朱元璋便有一道非常意外的谕旨，“命停造宝钞，以国用既充欲纾匠力故也”。说它意外，是因为洪武年间鲜少有命令停止印刷宝钞，拿“国用既充欲纾匠力”作为理由，也给人一种此地无银的感觉——事实是印钞机很快便又于洪武十八年再次开动。虽然缺乏证据，但笔者颇疑心朱元璋这次下旨停止印钞，与“杨馒头案”的疯狂杀戮有直接关系。以杀戮立威之外，朱元璋也一贯重视用各种漂亮的谕旨（包括选择性讲述事实的《大诰》）来树立自己光辉爱民的政治形象。

被疯狂而畸形的大明宝钞逼到走投无路的，不只是杨馒头这些底层百姓，也包括那些遵纪守法的朝廷官员。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出台了新规定，全国所有职官的禄米皆以宝钞代给，原来直接发一石米实物者，现在一律改发两贯五百文宝钞——据朱元璋自己在《御制大诰续编》中披露，这一年“宝钞提举司”的五百八十名钞匠，从二月二十五日开始造钞，到“十二月天寒”为止，共计造出了六百九十四万六千五百九十九锭大明宝钞，折算成贯便是三千四百七十三万余贯。这些宝钞中的相当一部分，便是被用来给明帝国的官员们发放俸禄的。对朱元璋而言，只要开动印刷机便能给明帝国的官员发薪，实在是一件几乎没有成本的快事。

洪武时代的京官，在不贪污腐败的情况下，本就已是生计艰难。洪武十五年（1382），通政司使曾秉正因多次针对朝政提意见而被罢职，他“贫不能归”，只能“鬻四岁小女”，将自己四岁的女儿卖掉来筹集返乡路费。但曾秉正无可奈何的举动，却被朱元璋视为对自己的恶意挑衅。他厉声质问曾秉正：“尔鬻四岁小女，声曰‘以资为归’，是其心之正也乎？于此之际，不才之机可见矣。所以昔人有云：‘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尔何如也？”——你卖自己的四岁小女，说是为了筹集回乡的路费，此举背后的心术真的正派吗？其实你恶劣的动机很明显。古人说，君子与人绝交，不会为了自我辩护而说对方的坏话；忠臣离开朝堂，不会为了自己的名声而说君王的坏话。反观你曾秉正，是怎么做的？

显然，多疑的朱元璋是在诛心。没有回乡的路资只好卖女儿是常规行为；刻意将卖女儿一事闹得沸沸扬扬来恶心朱元璋，则是不要命的疯子的做法。脱离洪武官场是许多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好事，罢职对曾秉正来说算不得什么大刺激，不至于让他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卖女儿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成为连朱元璋也知晓的大新闻，应该不是曾秉正的本意。退一万步说，即便曾秉正真的怀有恶心朱元璋的用心，那也是因为洪武时代的京官确实过得穷困潦倒。没有这种普遍性的穷困潦倒作为时代背景，曾秉正卖女儿的行为便恶心不了朱元璋，也催生不出朱元璋的诛心之论。

最后，朱元璋以“既不能为人之父，实难种于世，故阉之，不致生人陷人”为由，下旨对曾秉正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法外之刑，割掉了他的生殖器。

以实物充当薪俸时，洪武官场尚且会发生曾秉正这样的悲剧。可想而知，洪武十八年（1385）改发大明宝钞为薪俸，对官员们而言会是一场更巨大的灾难——须知在洪武十九年，原本可兑换一两银子的一贯银钞，已只能兑换到两百文铜钱。发米改为发钞，意味着官员们的俸禄在急剧缩水。

《御制大诰续编》里有一个案子，颇有助于管窥禄米改发宝钞后洪武京官们的窘境。案情概况如下：

礼部试侍郎章祥等六员，出自民家。祥任礼部试侍郎，始初精神才干，可以作为。然虽礼乐已定，临期亦要支分。本官到任半年余，持节行册妃礼，已娶三府王妃。朕生日之期，冬至之节，贺正之礼，皆大会朝班，凡经三次，参差并无。及其命部赏赐，婚礼银钞出库，通同近侍盗出银锭，虚出钞贯。同谋事觉，虽未供指，本官已行神思荒促。凡所作为，不数日间颠荒恍惚，于事莫知所知。拿至法司未及治罪，因病身故。余者员外郎辛钦等五名受刑。

据朱元璋的这段叙述，章祥等六名礼部官员出身普通百姓之家。章祥担任“礼部试侍郎”仅半年有余，能力出众办事积极，已顺利操办了三处王府的婚礼。他负责的朱元璋生日活动、冬至节活动、岁首元旦活动，都是规模宏大的庆典，同样也没有出任何差错。章祥等六人出事，是因为他们在奉命给各王府赏赐婚礼银钞时，与皇帝身边的工作人员合作，将部分实打实的银锭，替换成了大明宝钞。此事败露后，尚无人供出章祥，他便已是神思恍惚，心绪颠倒，丧失了正常工作的能力。被抓到法司后还没来得及定罪，便已得病身亡。

赏赐给王府的婚礼钱，总数一般是有据可查、无法挪用的，为什么章祥还要做“盗出银锭，虚出钞贯”这样的事情？玄机便在于一块块的银锭，要比一张张的宝钞值钱。章祥做的，是将朱元璋赏赐给王府的部分银锭取走，替换成按法定兑换比例等额的宝钞。结果便是王府收到的赏赐总额不变而实际购买力缩水。章祥与他的同事们会冒险去干这种事情，主因正是禄米改发宝钞之后，京官们的实际收入锐减，生活普遍陷入了困顿。

朱元璋在《大诰》里义正词严地怒斥曾秉正、章祥与杨馒头们是教化不了的“顽愚”，却回避了真正的问题：正是他自己出台的政策，在不断制造让他深恶痛绝的“顽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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