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创兴银行第三代接班人，廖创兴银行与创兴银行
地产业仿佛是一座金矿，人人都争先恐后往里挤，霍英东曾经说过，搞房地产，1000个人干，999个失败。但人们依然前仆后继，大量投机性的游资像潮水一般，汹涌而至，加入到这场百年难遇的狂欢盛宴中。1956年至1957年，香港的地产公司，多达五六百家，1960年代初，更增至1500家。三山五岳的炒家，齐集香江；专营楼宇买卖的皮包公司，更是雨后春笋，遍地开花。
1950年代的地产业，以发展住宅为主。好像念咒一样，在香港这块弹丸之地，召来了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1954年港九新界的新建楼宇为938幢，总投资额约2.4亿元，而1956年为2817幢，短短两年时间，增幅高达两倍，而且还在快速上升。1957年新落成的楼宇为1995幢，总投资额约4.4亿元。
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香港街景
如此惊人的增长，政府的反应，既喜且忧又恼。喜者，从卖地可以获得巨大的财政收入，带动其它各项经济的增长；忧者，房地产过热，会给经济带来各种隐忧；恼者，由于拆卸旧楼的拆迁费，比买地皮便宜，地产商们都热衷于拆旧建新，不喜欢参与官地拍卖，因而影响了政府库房收入。
1957年，为了压抑过分炽热的房地产投机活动，政府推出规范卖楼花的措施。规定发展商必须投入一定数额的资金于兴建中的楼盘，才可以卖楼花；卖楼花的钱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这项措施，实际上只打击了一些小本经营的发展商，对霍英东这样的大发展商，无伤大雅；对整个地产业的持续高温，也没有起到多少冷却作用。1958年继续有1652幢新楼宇落成，总投资额更破了前一年的纪录，达6.5亿元。
这时，危机的阴影，已隐约可见了。
60年代初的轩尼诗道
然而，真正意识到危机的人并不多，大家都以为这样的好日子，会无限地延续下去。收钱收到手软的霍英东甚至担心，“这样卖（楼）下去，不知要赚多少钱！”
1958年，退潮的第一个迹象出现了。
市区周边的空置房屋愈来愈多，楼花也销不动了，地价、楼价悄然回落。许多新建大厦贴满“吉屋招租”的广告，却门庭冷落。实力不足的地产公司，纷纷倒闭，甚至连一些大公司，也陷入了经营困境。“地产强人”陈德泰几乎破产，靠汇丰银行的大力支持，才勉强渡过1958年的难关。“北角地王”李康节在这次寒潮中，也因扩张过快，债台高筑而焦头烂额。
不过，1958年出现的这个小低潮，只是台风来临前的征兆，就像遥远天边一道模糊的闪电，一闪而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
时序1960年代，地产业似乎又红火起来了，甚至比狂热的1957年更加火爆。由于大陆出现严重经济困难，广东爆发大规模的逃港潮，仅1961年4、5月份，至少有六万人涌入香港。香港人口的激增，对房屋的需求，也在增加。
1961年至1962年，一年间政府卖地的收入，就达1.07亿元；同时有1800幢新楼宇落成，比1959年增加366幢，总投资约11.5亿元。楼价也在急升，1961年初，铜锣湾新楼每层售价为5000元，至年底已暴升至4.2万元。人们欢欣鼓舞地说，这是“战后香港房地产业最繁荣的一年”。
然而，1958年首次出现的危机阴影，在消失三年之后，1961年突然又再度出现，而且来得更加清晰、更加强烈。
廖宝珊，一位出身于油庄伙计的潮阳人，1947年创办廖创兴银行。1950年代，当地产业热火朝天时，他挟厚资大举进军西环，先后购入公安、公源、源源、永源等众多货仓，发展为住宅楼宇，从而成为西环最大的业主。
廖宝珊
地产业的火爆，令许多银行纷纷转向，从以前押汇、侨汇及汇兑的传统业务，转而为新兴的房地产业放贷。地产商成了银行的上宾。
1960年，存款总额为1.09亿元（包括溢利税及呆账准备）的廖创兴银行，在不动产的投资和放贷，竟达8200万元，占了存款额的七八成。其中所蕴藏的巨大风险，不言而喻，地产业顺境，人人有钱赚，固然皆大欢喜，一旦地产业有什么风吹草动，银行必受池鱼之累。
1961年上半年，香港经济一片向好，股票价格纷纷上扬，炒家争相入市。4、5月间，九龙巴士公司和怡和公司先后挂牌，受到市场热烈追捧。按规定，所有认购者，无论是否买到股票，都须以支票把股款付给经纪人，于是，一下子有8.98亿元的支票，涌入银行，需要立即清算。银行体系，这个帮助地产业创造了那么多奇迹的巨人，突然喘不过气来了。
最初的裂痕，出现在廖创兴银行。坊间哄传，有某知名银行家被警方侦查，且已被通知离境。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矛头直指廖创兴银行老板廖宝珊。谣言像传染病一样，迅速四散流传。
廖创兴银行
1962年6月13日晚上，霍英东从中环返回蟾宫大厦的途中，当他经过循道卫理香港堂时，空中仿佛飘荡着一片晚祷声。他内心若有所动，屏息静气地听着。海面风平浪静，雨云在模糊的天际凝聚着。这是一个寂静的夜晚，然而，几个小时以后，“香港有史以来最大一次”的银行风潮，就要爆发了。
6月14日清晨。廖创兴银行开门营业，一个既非梦幻也非现实的场面，令人目瞪口呆：大批存户疯狂涌来提款。德辅道西的总行门外，人山人海，拥挤不堪。据《香港地产业百年》一书记叙：
1961年6月14日（星期三），廖创兴银行受到不利传闻和谣言的困扰，遭到大批存户的挤提，当天即被提取约300万多元。到15日、16日，存户挤提进入高潮，港岛德辅道西总行及铜锣湾、旺角、深水、九龙城等分行都挤满通宵达旦在街头露宿轮候提款的人潮，其中绝大部分是文员、工人、小贩、侨眷等中下层市民，他们对自己的血汗钱极为关注，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形成群众性的歇斯底里。据报道，首三天前往提款的存户多达20000人以上，被提走的存款接近3000万元。
廖宝珊闻讯，如受天雷之击，心胆俱裂，慌忙向汇丰、渣打两大发钞银行求援。作为银行公会常务会员行的汇丰、渣打银行，发表联合声明，声称可贷出3000万元，支持廖创兴银行。汇丰与廖创兴拟好一份联合声明，略云：“汇丰及渣打已作出若干安排，令廖创兴银行的事件，完全受到了控制。”但当英文原稿译成中文，在报章上刊登时，却成了“廖创兴银行之业务，完全置于汇丰及渣打控制之下。”
廖宝珊以为两大银行要趁火打劫，吞并他的资产，一时悲愤交集。6月17日，挤提风潮平息了，汇丰、渣打要求廖宝珊尽快拍卖物业还款。廖宝珊情急之下，曾向霍英东求助。但霍英东穷思竭虑，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帮他渡过难关。一个月后，廖宝珊在极度焦虑与伤心之中，突发脑溢血弃世。
这次银行风潮，来得快，去得快，虽然造成了一定的震撼，但并没有伤筋动骨，因此，健忘的香港人，很快就把它抛到九霄云外了。1962年，香港政府卖地收入为2.34亿元，成绩相当不俗，可见人们对地产市道，依然乐乐不殆。只有目光远大、感觉敏锐的人，才能从廖宝珊事件中，看到某些若隐若现的不祥之兆。
而霍英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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