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退位后有什么待遇（日本天皇退位仪式直播）
作者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教授李卓在《日本学刊》2019年第2期发表《天皇退位的历史与现实》（全文约2.6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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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认为，2017年12月8日，日本内阁会议根据国会此前通过的《关于天皇退位等皇室典范特例法》，决定日本第125代天皇明仁于2019年4月30日退位，皇太子德仁于5月1日即位为新天皇。关于天皇退位的争论终于尘埃落定，平成时代即将落幕，暌违200多年的天皇退位历史引起人们的关注。概览日本古代天皇退位常态化的历史并分析其原因，有助于认识象征天皇制与当代日本政治的联系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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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日本常态化的天皇退位
“退位”也称“逊位”，通常指世袭的君主生前将其权位让渡给后继者的行为。自古以来，君主帝王居于权力的顶端，长期乃至永久在位都是梦寐以求的事情，若非战争的失败者或政治上的失势者，在位的帝王一般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力，因而帝王的退位并不多见。日本的情况则完全相反，“与天皇驾崩发生的皇位继承相比，让位反倒是常例”。
退位在日本历史上多称为“让位”或者“禅位”。直到7世纪中期，日本的皇位继承皆为天皇去世后由皇嗣继承皇位。首开让位先例的是皇极天皇（642—645年在位），她原是舒明天皇的皇后。645年舒明天皇的皇子中大兄联手心腹近臣中臣镰足发动“乙巳之变”，剿灭在朝廷专权的苏我氏一族。对这场政变毫不知情的皇极天皇在听从中臣镰足的建议之后，改变“思欲传位于中大兄”的初衷，将皇位让给其弟轻皇子（孝德天皇）。在皇极天皇之后的数十年时间里，相继退位的都是女性天皇，随后即位的天皇绝大多数已经是成年人，皇位交替尚处在比较正常的状态。749年，在位25年的圣武天皇（724—749年在位）让位于“皇太子”阿倍内亲王（孝谦女帝），成为首个退位的男性天皇，从此打开天皇恣意退位的大门，天皇退位变成日本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情。1817年，江户时代后期的光格天皇（1780—1817年在位）退位，距当今明仁天皇退位已相隔202年。纵观日本历史，从645年到1867年这1222年当中，共有87代天皇（不包括北朝天皇），其中有58代是生前退位的。
退位后的天皇称“太上天皇”，简称“上皇”，但这一称呼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最早退位的皇极天皇被继任的孝德天皇称为“皇祖母尊”，皇极天皇与孝德天皇本是同母姐弟，使用“皇祖母尊”之称并无辈分的含义，而是“表示皇统上的女性尊长的普通名词”，只有尊敬之意。701年，文武天皇（697—707年在位）主持的《大宝律令》编撰完成，其中“仪制令”规定：“太上天皇，让位帝所称”。据此，文武天皇的祖母、已经退位四年的持统女帝始被尊为“太上天皇”。称号的变化是从制度上对退位天皇的认可，此后，天皇退位后自动称太上天皇。平安时代嵯峨天皇（809—823年在位）在让位于异母弟淳和天皇之际辞退太上天皇尊号，淳和天皇不受，在上嵯峨天皇诏书中奉上太上天皇称号，从此，新天皇即位之际下诏赠予退位天皇太上天皇尊称成为定例。由于退位比较频繁，历史上屡屡有两位以及多位太上天皇同时存在的情况，镰仓幕府后期甚至出现过最多五位上皇共存。日本历史上不少天皇笃信佛教，从897年宇多天皇（887—897年在位）让位后出家起，遁入佛门的太上天皇也被称为法皇。天皇让位的直接理由多种多样，大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女性天皇让位于自己希望的继承人，这是最原始的让位类型，最初让位的四代天皇（皇极、持统、元正、孝谦）都是女性天皇。一般认为，在皇嗣年幼或登基机会不成熟时，便由皇后或准皇后暂时继位成为女天皇，待皇嗣成长后再将皇位让与之。从这个意义上说，女天皇也被称作“中天皇”。如持统女帝（690—697年在位）的即位与让位都与“中继”有关。天武天皇于686年去世时，其与鸬野赞良皇后所生的皇太子草壁皇子已时年25岁，但是政治经验丰富的鸬野赞良皇后认为草壁皇子在才能方面不及天武天皇的其他皇子，于是决定利用天武皇后的声望称制，为其子日后继承皇位奠定基础。她称制后立即以“谋反”的罪名赐死才能出众、深受天武天皇器重的大津皇子，消除了对草壁皇子继承皇位的最大威胁。但是，病弱的草壁皇子未及登基便于689年去世，留下年幼的轻皇子不足七岁，鸬野赞良皇后为嫡孙将来能够继承皇位，于690年结束称制，即位为持统天皇。697年，持统天皇让位于15岁的轻皇子（文武天皇），并继续以太上天皇的身份总揽朝政。
二是以健康状况不佳、难于继续从事公务为由的让位。在位期间主持建设平城京、开启奈良时代的元明女帝（707—715年在位）是第一位以年老体衰之由让位的天皇，如其让位诏书所言：“朕君临天下，抚育黎元，……忧劳庶政，九载于兹，今精华渐衰，耄期斯倦，深求闲逸，高踏风云，释累遗产，将同脱屣，因以此神器欲让位于皇太子”。以患病为由的让位更不在少数，如史上最高年龄继承皇位的光仁天皇（61岁即位，770—781年在位）让位的理由是“不豫”，其让位诏书中称，“……加以元来风病，苦身体不安，复年弥高，成余命不几”，于是“皇太子受禅即位”。809年，平城天皇（806—809年在位）因“自从去春寝膳不安，遂禅位于皇太弟”嵯峨天皇。据《帝室制度史》总结天皇让位的原因来看，最多的就是“不豫”。此外，还有受佛教思想影响，视死亡为污秽，天皇忌讳在位期间“驾崩”，有不少病笃中的天皇匆忙履行让位手续后不久即去世之例，如平安时代的仁明天皇（833—850年在位）让位后两天，醍醐天皇（897—930年在位）让位后七天，一条天皇（986—1011年在位）让位后九天即去世。甚至还存在天皇虽然已经去世，却仍以“如在之仪”举行让位仪式的情况，如《日本纪略》后一条天皇长元九年（1036年）四月条有记载：“十七日乙丑戌刻，天皇落饰，崩于清凉殿……依有遗诏，暂秘丧事，以如在之仪，今日让位于皇太弟让位于阳成天皇。根据其退位诏书，退位的理由不仅是“热病频发，御体疲弱，不堪听朝政”，还“加以比年之间，灾异繁见，天下无宁，每思乎此，忧伤弥甚”。通过查阅资料可知，清和天皇在位的十几年间，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富士山火山喷发、洪水、干旱，尤其是869年在东北地区发生的贞观大地震及由此引发的海啸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清和天皇冀退位而“御病治赐，国家灾害镇息”。镰仓幕府时期多次发生因“天变中之第一变”的彗星出现令天皇让位的事件。1204年，两次出现彗星，土御门天皇在举行祈祷仪式后，接受“梦告”让位于顺德天皇。另据镰仓时代史书《百炼抄》记载：“贞永元年十月四日，有让位事，依彗星之变为攘也”，是为后堀河天皇让位于四条天皇。
四是出于天皇个人信仰、喜好的让位。奈良时代中期圣武天皇的让位很有独断色彩，749年4月，他自称“三宝之奴”而出家，并于5月迁居药师寺，朝廷于无奈中只好在两个月后匆忙举行女皇太子——孝谦天皇的即位仪式。自幼笃信佛教的宇多天皇（887—897年在位）在893年立皇太子后没多久便有让位之意，受右大臣菅原道真的劝阻而作罢，直到897年7月，宇多天皇“告菅原朝臣以朕志必果之状”，让位于12岁的皇太子（醍醐天皇），并在仁和寺剃度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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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皇屡屡退位原因的深层分析
回顾天皇退位历史，可以发现上述出自诏书或史书记载的退位理由是形形色色、不尽相同的。或许每位天皇退位都有其特定的具体原因，但占总数2/3的天皇选择生前退位则非偶然，这种普遍的历史现象长期存在的背后有其复杂、深层的社会因素、政治原因。
（一）社会因素：皇位继承缺乏制度约束
天皇的即位与退位，都是皇位继承中至关重要的问题。王位继承制是古代王朝国家中最重要的制度，并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联。王位继承制度是否明确而严格，事关王室乃至国家的稳定。日本进入文明社会相对较晚，包括皇位继承在内的社会机制发育也相对滞后，天皇退位的普遍存在，其根源正在于继承制度的无序。
1.兄终弟及曾长期是皇位继承的主流
在人类刚刚进入阶级社会的上古时代，最先实行的王位继承方式往往是兄终弟及制。所谓兄终弟及，即一国之国君死后，王位传给弟弟，而不是由儿子继承。兄终弟及制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由于女性在家庭和生产中的地位高于男子，导致母权高于父权，母系血缘重于父系血缘，王权便在关系紧密的兄弟之间传递。随着私有财产的增加和社会的进步，兄终弟及制大多被父子相继制取代。在《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从第一代神武天皇到第十六代仁德天皇的继承均是直系的父子继承。但是，由于这两部书中有关日本早期的历史充满了虚构与杜撰，这样的皇位继承情况显然是不可信的。相比而言，成书于5世纪末至6世纪初的中国史书《宋书·蛮夷传》中的“倭国”条根据倭国使臣所述记载了5世纪倭国王权更迭情况，反而是研究日本古代王权继承最早的、比较可信的史料，且与《日本书纪》对同时期的记载大致相符，为了解这一时期的皇位继承提供了史料依据。据《宋书·蛮夷传》记载，倭五王的四次王位变动中，只有一次是父死子继，其余都是兄终弟及。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5世纪的“倭五王时代”扩大到奈良时代的圣武天皇，这期间29位天皇的皇位继承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1）子承父位7人：履中、安康、清宁、武烈、安闲、敏达、弘文；
（2）弟承兄位10人：反正、允恭、雄略、显宗、继体、宣化、钦明、用明、崇俊、天武；
（3）兄承弟位1人：仁贤；
（4）弟承姐位1人：孝德；
（5）子继母位1人：天智；
（6）女帝5人（六代）：推古、皇极（重祚齐明）、持统、元明、元正；
（7）孙继祖母位2人：舒明、文武；
（8）侄继姑位1人：圣武。
上述继承乱象可大致理出脉络为：父子继承、兄终弟及、女性继承。
在29位天皇中只有七人是子承父位，约占1/4。而这七人当中，嫡子身份的有履中、安康、武烈、敏达四人，其中嫡长子仅有履中、武烈两人，武烈似乎还是以唯一男性后嗣身份即位，敏达是在长兄去世的情况下即位的。如果再加上子继母位的天智天皇，嫡长子继承只有四人，仅占14%。这种情况说明不仅嫡长子继承制度没有确立，连直系的父子相承也不是主流。
在29位天皇中，有十位是兄终弟及，如果再加上兄承弟位的仁贤和弟承姐位的孝德，则占总数的四成多，远远超过父子相承的人数。可见，当时的继承多是弟承兄位，到末弟之后再由某一位兄长之子继承，由此开始新一轮的兄终弟及循环。如6世纪前期的钦明天皇本是继体天皇的嫡子，却没有优先，而是在两个庶兄（安闲、宣化）之后才继承王位，说明当时的人们更注重长幼之序。
随着私有观念深入人心及父权制逐渐强大，王位的兄终弟及最终要让位于父子相承，这是世界历史的基本趋势。自6世纪开始，日本的皇位继承中已经显现父子相承的倾向，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兄”制的出现。“大兄”之称的出现，表现出长子比次子以下儿子更受重视，说明此时“与兄弟继承不同的、天皇的长子天生就要当天皇的长子继承观念在固有法中已经存在”。被称为“大兄”的人一般具有继承皇位的资格，上述勾大兄皇子、大兄皇子、中大兄皇子后来分别成为安闲天皇、用明天皇、天智天皇，故大兄制被视为律令时代立太子制度的先行。不过在当时实行族内婚的情况下，一位天皇一般都有后妃若干人，意味着有多位被称作“大兄”的皇子，故而围绕皇位的争夺也愈发激烈，使皇室秩序处于动荡之中。
从7世纪起，随着大陆的制度、文化传入日本，皇权观念日益增强，皇位的父子相承意识也随之滋长。作为新制度的父子相承，冲击了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兄终弟及，从而引起了旧势力的不满与抵制。在两种继承制度的博弈中，兄弟之间屡屡发生为争夺皇位的杀戮，从而激化了皇室内部矛盾。672年发生的日本古代史上最大的内乱——“壬申之乱”就是这种制度相争的大爆发。曾经为剪除专擅朝廷的苏我氏势力而在645年发动“乙巳之变”的天智天皇（668—671年在位）最初按照传统，拟传皇位于同母弟大海人皇子，但后又决定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大友皇子，从而引发了大海人皇子的强烈不满。天智天皇去世后不久，672年6月，已经出家的大海人皇子集结数万兵力，矛头直指朝廷。最后，文功颇高但缺乏武略的大友皇子兵败溃散，在走投无路后自缢而死，大海人皇子遂建宫登基，成为天武天皇（673—686年在位）。表面上看，“壬申之乱”是叔侄争夺皇位，但其深层意义是皇位的父子相承对兄终弟及传统的挑战以失败告终，这也说明直到7世纪中期，兄终弟及一直是日本皇位继承的主流形态。
2.“女帝的世纪”中父子继承制的确立
促进皇位父子相承取代兄终弟及，是在公元6世纪末到8世纪飞鸟、奈良时代“女帝的世纪”中完成的。这一时期的18代天皇中，有八代六位是女天皇（其中两位是重祚），且政绩突出。对于女帝累出的原因，自20世纪60年代史学家井上光贞提出“在皇位继承遇到困难时，由女帝暂时继承皇位”的观点以来，“女帝中继论”一直是日本史学界的主流看法。女天皇的作用在于实现权力平稳过渡，即所谓“中天皇”。这一观点固然有一定道理，却无法解释8世纪晚期起女天皇为何不复存在（江户时代两位女帝可视为特例）。通过深入考察，处在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社会转型中，在皇位继承上由兄终弟及向父子相承转变，或是催生女天皇出现的重要原因。井上光贞提出“女帝中继论”的前提是他认为当时已经确立了父子相承的皇位继承制度，但考察“女帝的世纪”这段历史，可以发现井上的判断过于笼统且明显超前。如前所述，父子相承制乃至长子继承制都非日本固有，历史发展的时间逻辑告诉我们，女性天皇恰恰是在兄终弟及制向父子相承制转变的过程中出现的，在兄终弟及制度下没有必要存在的“中继”作用只有在皇位从父亲传给儿子的过程中才得到凸显。皇极天皇退位并重祚齐明天皇，不仅使其子中大兄皇子有足够的时间铲除所有政敌，也维系了舒明天皇的皇统，皇位继承制度自此开始从兄终弟及向父子相承倾斜。虽然大海人皇子（天武天皇）不满其兄天智天皇欲传位于皇子的做法，在“壬申之乱”中将亲侄赶下台，但他继承了皇位后，又欲改变既有的兄终弟及传统，传位于自己的儿子。此后鸬野赞良皇后于690年即位成为持统天皇，707年持统天皇的同父异母妹阿部皇女即位为元明天皇，以及715年元正女帝的即位等多位女帝对父子继承制度的培育与维护，都是为了维护天武天皇的皇统。可以说女帝的出现乃是父子继承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女帝的世纪”中，“大兄”制已被废除，代之以立太子制，直系的父子继承制度基本确立，不仅减少了兄终弟及制下皇室内部的自相残杀，也带来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一旦兄终弟及制被父子继承制取代以后，女帝“中继”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此，在孝谦——称德天皇以后的800多年里，日本再无女帝出现。
3.未形成嫡长子继承制
古代日本在兄终弟及让位于父子继承后，并没有继续向着确立嫡长子继承制的方向迈进。一般而言，嫡长子继承制能较为有效地遏制皇位继承中的冲突，进而实现皇权的稳定。但是，日本在母权制残余尚存、刚刚否定兄终弟及、实行父子相承后不久，还没有形成严格而完善的继承制度时就进入了皇权失坠的时代。制度不健全，使强权势力干涉皇位继承有了可乘之机。根据《帝室制度史》的归纳所见，从皇极到孝明的87代天皇的继承情况既混乱又复杂，非皇子皇女（包括皇孙、兄弟姐妹、皇兄弟之子孙、皇叔父、伯父之子孙、其他远亲）继承的人数为45人，比皇子皇女还多。而在皇子皇女继承的42人里，有25人是庶出皇子女，17位嫡子女中具有嫡长子身份的仅有6人。这说明嫡长子继承制度在前近代日本始终未能确立，并成为日本古代皇位继承的混乱之源。
（二）政治原因：强权势力对皇位继承的干涉
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皇室，日本皇室长期在尴尬的处境中艰难生存。天皇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里，只是作为虚君居于日本社会的顶端。古代大和政权的建立，就是由诸豪族组成的松散的联合体制，天皇欠缺神圣性与权威性，各路豪族不断挑战天皇的权威。经过7世纪中期的大化改新及其后模仿唐朝制度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实现了天皇亲政，创造了圣武天皇所夸耀的“有天下之富者朕也，有天下之势者朕也”的鼎盛之势。然而，这种繁荣景象并未能长久延续，进入平安时代，天皇的权威随着中央集权制的衰落而逐渐下降，皇位成为各种政治势力博弈的焦点。与选择何人继承皇位攸关某种势力的利益同样，退位也成为操控天皇与皇室的手段之一，在不同历史阶段都被充分加以利用。
1.外戚藤原氏专权与天皇退位
尽管大和时代的日本就存在豪族通过女儿的婚姻掌控皇室的传统，但是“外戚”一词却直到很晚才出现。因为日本曾长期存有访妻婚传统，母方家庭的地位比父方家庭还重要。790年，桓武天皇召集来自百济的母方亲属，下诏曰：“百济王等朕之外戚也，今所以攫一两人加授爵位”，这是“外戚”一词初见于日本史籍，是对外戚身份的正式承认。自此以后，传统因素与现实因素相结合，为外戚家族介入皇室与朝廷事务提供了机会。
平安时代皇室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日渐强大的贵族藤原氏通过与皇室联姻并垄断皇后角色，实现了对皇室的有效控制。藤原氏无视法律与传统中皇后必须出自皇族的规定，于729年将藤原不比等的女儿光明子立为圣武天皇的皇后，打破了皇后出于皇族的规矩。从此，藤原氏通过将自己家的女子送进宫中当皇后，并按照皇室固有的后妃自怀孕起就回娘家待产、生养的传统，自幼养育天皇成长。长期生长在母亲、舅舅、外祖父的生活圈中，血缘亲情加上言传身教，藤原氏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把天皇牢牢控制在手中，使摄关政治具有极其现实的基础。从清和天皇以藤原良房为摄政开始，到白河天皇（1073—1087年在位）行“院政”为止的17代天皇中，有15代天皇的母亲是藤原氏出身，天皇的舅舅或外公大多担任摄政、关白，直接掌握皇位继承。
作为天皇的外戚是藤原氏权力的源泉，他们也因此专擅朝廷长达两个多世纪，藤原氏为了扶植自己喜欢的皇子上台往往胁迫在位天皇退位，在17位天皇中，只有4位是病逝，13位是人为操控的生前退位。此时期一改过去到成年才践祚的皇位继承传统，多位低龄皇子被藤原氏扶上台，如清和天皇8岁、醍醐天皇12岁、朱雀天皇7岁、圆融天皇10岁、一条天皇6岁；又强制多位天皇在年富力强之时退位，如朱雀天皇23岁、圆融天皇25岁、冷泉天皇19岁。藤原氏不仅恃摄关家权势随心所欲，甚至玩弄手段，诱骗天皇退位。花山天皇（984—986年在位）即位不久，摄政藤原兼家为了让自己的外孙怀仁太子及早登上皇位，在花山天皇因宠爱的女御藤原忯子去世而心情悲痛之时，鼓动其出家为僧，并乘机令人将象征皇位的神器搬至皇太子住所，在宫中安排了其外孙即位一条天皇的践祚仪式，待花山天皇及众人醒悟为时已晚。
2.院政时期的朝廷内争与天皇退位
贵族藤原氏以外戚的身份长期垄断朝政，大权旁落的天皇即使不满也无力与之抗争。这种情况直到藤原氏的外戚血缘链条中断后才得以改变。藤原道长之后，其子藤原赖通、藤原教通送入宫中的女儿皆未顺利产下皇子，藤原氏的势力受到重创。1068年，从宇多天皇以后近170年间首位非藤原氏所生的后三条天皇即位，实施了加强皇权、遏制藤原氏势力的一些措施。1087年，后三条天皇之子白河天皇继承父志，于34岁时让位于8岁的堀河天皇，作为太上天皇在居处建立院厅，设置各种官职及保卫院厅的“北面武士”，日本从此进入到近百年以太上天皇作为“治天之君”继续掌握朝廷实权的“院政”时代。“院政”时期皇室地位有所提高，但只是从摄关家专擅朝廷变为退位天皇左右朝政，在位天皇依然处于无权状态。“院政”时期白河、鸟羽、后白河三位太上天皇把持朝政，他们都在年轻有为时退位，在他们的操纵下，天皇继位时的年龄偏幼儿化，在九位天皇中有七位天皇是在八岁以下继承皇位的。此一时期皇位继承乱象迭出，如1165年，病重的二条天皇让位于只有八个月的皇子六条天皇；三年后的1168年，后白河上皇强行安排六条天皇禅位于叔叔高仓天皇（1168—1180年在位)，创造了继承人的年龄与辈分都高于被继承人的奇例，六条天皇也成为史上最年幼、在元服之前退位的太上天皇。
院政是为对抗摄关政治而产生的畸形政治制度，虽然遏制了藤原氏势力，但是太上天皇对皇位的控制引发在位天皇的不满，院厅与朝廷之间的对立、以摄关家藤原氏为首的朝廷大臣与太上天皇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太上天皇依靠武士扩大自己的权势，武士得以乘机崛起。武士首领平清盛深受后白河上皇倚重，官至太政大臣，继藤原氏专权后创造了短暂的平氏专权。院政不仅未能恢复天皇的权力，反而加剧了皇权的衰落。
3.幕府的强力干预与天皇退位
进入武家社会以后，已经被摄关政治及院政架空权力的天皇又面临幕府日益严格的限制。在“公武水火之世”的镰仓幕府时期，随着幕府与朝廷的矛盾不断加深，1221年，后鸟羽上皇放弃自己喜欢的继承人而让位于德川家康属意的后水尾天皇（1611—1629年在位）。由于幕府对朝廷事务横加干涉，江户时代大多数天皇无所作为，15代天皇中有10代天皇退位，其中还有两位女天皇。当然也有敢于对抗幕府将军的天皇，如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强行将女儿和子嫁给后水尾天皇，欲恢复历史上的外戚专权，但因先后发生“紫衣事件”和“春日局事件”，不堪幕府欺辱的后水尾天皇于1629年突然让位于年仅五岁的幼女兴子（明正天皇， 1629—1643年在位），这出“异例中之异例的天皇交替剧”的结果是自奈良时代称德天皇（764—770年在位）以来相隔860年再次出现女天皇，而后水尾天皇事前未与幕府协商而让位，打破了自“承久之变”以来皇位继承人要由幕府决定的惯例，并导致幕府将军以自己的外孙继承皇位的希望破灭。
纵观天皇退位的历史，可知天皇亲政不过百余年时间，进入幕府时代天皇逐渐失去对国家的控制权，到德川幕府时期，更彻底地成为政治上受幕府法律约束、经济上只有4万石领地收入、蜗居京都一隅的“虚君”。从贵族制下的古代天皇制到武家政权下的中近世天皇制，皇权旁落，天皇不再是权力的代表，而只是作为精神上的最高权威而存在，即位与退位都处于不同强权势力的掌握之中。在此过程中，天皇的意志被无视，皇权被平庸化，因而出现人为左右的退位远远多于因病故而导致的皇权交替，这在其他封建帝王国家中是比较罕见的现象。相对于二战后法制上的象征天皇制，现实生活中的象征天皇制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于日本社会当中。正因为天皇没有实权，也就避免了被革命的悲剧。从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而言，尽管不少天皇退位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强权和阴谋，但总体说来退位是以和平方式实现的皇位更替，很少出现暴力杀戮及引发社会动乱，这也是日本皇统得以绵延不断、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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