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都桥头火车站什么时候通车（于都桥头乡有多少人口）
于都“桥头暴动”
桥头，是我向往和敬仰的红色革命圣地。早在60年前，我参加于都县文艺创作委员会组织的《革命斗争故事》创作小组，深入桥头、里仁等革命老区访问老革命同志，搜集革命斗争材料，编写革命故事，就此，与桥头结下了革命情缘。
1958年12月，我同易昌波、康灯福三人住在桥头圩客栈里，采写革命斗争故事。12月31日要过阳历年了，我向房东提出拿钱加菜，房东说：今天不当圩，有钱无市，只能加一角（方言音ge，“块”的意思）霉豆腐”，我们也就学先烈艰苦奋斗精神，“一角霉豆腐”过了一个年，回忆起来，还非常怀念。
我怀着瞻仰革命遗址的心愿，在一个枫叶遍山红的季节，游览了让我毕生难忘的地方——桥头村。
桥头村位于赣州市于都县桥头乡。桥头乡地处于都县北部，是于都北大门，东与银坑镇琵琶村相连，南与银坑镇营下村、银坑村和马安乡的桥下村、上宝村毗邻，西与马安乡贡布村和兴国县樟木乡接壤，北与兴国县樟木乡交界，319国道穿境而过。桥头村，地处桥头乡中西部，村委会驻老屋场，是全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桥头村，是于都乃至赣南革命活动开展得最早的地区之一。1928年3月23日，朱学玖、钟圣楼组织数千农民，在桥头村虎头山脑下的黄泥坪上举行暴动，就是历史上声名远播的“桥头暴动”。现将我等三人，1958年12月在桥头圩客栈编写的革命斗争故事《桥头暴动》，转录如下，以飨读者。
由于当年条件差，这本《革命斗争故事》，只能用蜡纸刻写，油印少量，今我手上的可谓是“孤本”。在卷首前言中有一段话：“在县委的领导下和在县文艺创作委员会的直接指导下，组织力量，深入桥头、里仁等地访问老革命同志，搜集革命斗争材料，写成了革命斗争故事。于都县文艺创作委员会办公室1959年1月26日。”
革命故事《桥头暴动》全文：
1926年严冬，大北风呼呼怒吼，吹得穷人的茅屋摇摇欲坠，大雪一片一片地飘荡，覆盖着冰冻的大地，桥头村变成了一片银白世界，路上的行人几乎绝迹，财主们都躲在家里围着炉火取暖聊天。
朱土生从药店里走了出来，从穷朋友们中借到四只毫子的钱，他给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父亲买了两包中药，他那蜡黄的脸上，刻着两道深深的皱纹，才三十岁的人，乍一看就像个年过半百的老人。他那瑟瑟发抖的腿在白茫茫的雪野里探索着回家的小路。烂褛的衣衫上飞满了雪花，爬行了好半天才回到茅屋门前。他用枯瘦的手刚将门推开一半，门缝里传出一阵阵惨痛的悲哭声：“老头啊！你死得真苦呀……”
“爸爸，爸爸呀！”
朱土生跌跌撞撞地扑倒在父亲的身上痛苦流涕，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弟弟和妹妹的眼睛也哭的像红桃一样。朱老头终年焦虑成疾，又欠下了一身的债务，哪有钱治病？地主天天逼租逼债，因此朱老头病上加债一命鸣呼。
朱老头的死使朱土生增添了万般忧伤，家里穷得锅底朝天，灶里没点火星星，哪儿有钱买棺材，用付草蓆吧，又觉得太对不起父亲。借吧，这样的年头又向谁借啊？左右为难，母子们抱头恸哭了一夜。
天蒙蒙亮屋外的狗叫声一阵比一阵紧，朱土生禁不住地连连打了几个寒颤，往常的狗叫声已成了祸难降临的预兆。这时地主钟邦坤的狗腿子钟财沅，领着两个差人闯了进来，穷人都叫钟财沅为钟豺狼。他忽然看见朱老头的尸体，吓得退了几步，定了定神，幸灾乐祸的露着一排黄牙奸笑道：
“怎么啦，债还没还人就见阎王去了。”
狗腿子眨了眨三角眼又说：“哼！人死了债总得要还，去年欠下了一百元整，今年三百元少一厘都不行。”
土生娘苦苦哀求：“財东啊！可怜老头死了还没钱买棺材，请你宽宽期吧，过些日子再还。”
“不行，非交不可！没有！啍！锅头也拿来做抵押。”
两个差人七手八脚地把他家的锅头搬走了。
“要是明日还不交，就得抽田屋。听清楚了没有，唔！”说着头一甩走了。
土生妈为丈夫的死，为财主的逼债，哭的更加死去活来。
土生眼睁睁地看着狗腿子横行霸道，敢怒不敢言。
他弟弟土长，眼看着狗腿子欺人太甚，气的满脸涨红，两人眼射出了不可抑制的怒火，他捏紧拳头追出门去，被娘拖住，要不他真叫狗腿子领受那铁拳。
严寒的冬月，日短夜长，夜幕徐徐地降落，笼罩着整个大地，冬夜显得如此的阴暗，又那么的漫长。朱土生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想起他那死去的父亲，想起狗腿子明日逼债的恶景，又悲又愤，百感丛生。哪里有穷人的生路啊！忽然死的念头浮现在他的脑里，想到这里顿时不觉毛骨悚然，他舍不得亲爱的妈妈亲爱的弟妹啊。豆大而晶莹的泪珠涌出了眼眶。但明日地主逼债、抽田，押屋的惨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想：迟死不如早死。他无力地把一条绳索套在房里的梁上，在这生离死别的面前他犹豫了，最后他狠着心把绳索套在颈脖子上，就在这样黑暗的岁月里，朱土生悲伤地离开了人间。
大清早起来，娘和土长找土生商量如何办理老头的丧事，可是土生还没起床，捶了半天门房里没有半点响动，土长急了，把门撬开，一个孤仃仃四肢下垂的清瘦身影像闪电似的出现在眼前，土生妈“哇”的一声扑倒在地上，凄厉地哭喊着：“儿啊！你死得真惨……”
狗腿子钟豺狼逼债又来了。土长揩去脸上的泪痕，紧握着拳头，等着和狗腿子拼，狗腿子一进门情知不妙，夹住尾巴就逃跑了。土长妈哭得声音嘶哑，泪水也干了，她经不起丈夫和儿子死的重重刺激，过度悲伤，神经错乱，她疯了，它像一切人控诉着：“难道穷人就这样死去了吗？”
邻舍们，贫苦的人无不为她的遭难而流泪，这仅仅是千百万劳苦群众被害的一例呀！土长眼看着父兄的尸体无法下葬，幸得朱学九和钟声楼以及村里的兄弟们的帮助，买了两副棺材安装了父兄，土长真不知该怎样感激朱学九和钟圣楼。
朱学玖和钟圣楼也是本地人，他们都生长在贫苦的家庭里，从小就给地主放牛，他们恨透地主，阶级仇恨的苦水火苗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燃烧着。
1926年春，钟圣楼和朱学玖自发地领导桥头农民开展抗鸦片税的斗争。11月，中共于都支部成立，全县的工人、农民、学生运动蓬勃发展。他俩积极投入革命洪流。
1927年2月，俩人一同被派到南昌参加朱德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三军军官教导团学习，并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结业后又一道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发动农民抗租、抗债、抗税，积极建立党组织。他俩今冬才刚从南昌毕业回家乡，亲眼看到地主如此残酷的欺诈穷人，革命的热血在沸腾，他们深深地同情土长家的悲惨遭遇，慷慨地买了两副棺材安葬了朱老头父子俩。朱土长和穷人们深深为他们的大义行为所感动，都把他俩当做自己人。
此后，朱学玖和钟圣楼结交了村里的朋友和苦兄弟，经常和他们谈革命道理，宣传革命思想，又用大家亲眼看见朱老头父子俩惨死的事实来教育大家，群众的思想觉悟逐日提高，革命的情绪日益高涨，斗争的要求也就越来越迫切了。
一天夜里，繁星密布，月洁如镜，人们都已入睡。一群贫苦的人从各地汇集在钟圣楼的家里，他们正议论着如何对付地主和抗捐抗粮。一个青年农民，浓黑的眉毛下放射出两道闪闪的眼光，他就是朱土长，有力地挥舞着拳头愤愤地说：
“乡亲们，地主逼粮逼债，他们逼死了我的父兄，又害得我妈发疯，哪里有我们穷人的生路啊！我们要坚决抗捐抗粮，我们和他们拼吧！”人群里顿时纷纷议论着：“对！我们要和地主拼！” “乡亲们是一定要拼的。”一个矮小个子，梳着大西装头发的学生样子的青年人，这就是钟圣楼，接着又说：
“但不能单枪匹马的去拼，俗话说，孤掌难鸣，要是单个跟他们拼，他们会一个一个的把我们干了。”
“那怎么办？眼看着地主把我们的头拿来做凳坐！”一个农民在一边说。
“不！穷人决不是那么好欺的！”朱学玖斩钉截铁地说。
钟圣楼冷静地思考了一下，说：“一根铁棍容易断，柠成的麻绳搞不断。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再也不怕地主了。
朱学玖站了起来补充说：“组织起来，就是把受压迫的穷人和革命的人，组织个农民协会，大家好商量着对付地主，打土豪、分田地。”
自这以后，桥头村贫苦的人们革命情绪沸腾起来了，他们日夜奔忙，大家醖酿着建立农民协会。
1927年11月27日，桥头村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了。这一天除了地主、富农和一些有钱的人躲在家里外，全村的人们精神焕发，从四面八方涌往虎头山脑下的黄泥坪上，参加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到会的人黑压压的一大片，数也数不清。鲜艳的红旗迎风飘扬，冬天的寒风吹拂着人们，但人们的心却暖暖的，几千双眼睛注视着会台上朱学玖，他光着头，魁梧的身躯穿着粗蓝布的便衣，高声激昂的向群众讲话：
“乡亲们，我们有了农民协会，团结起来抗灾抗粮，打土豪、分田地。”人群中爆发出春雷般的喊声：“打倒地主！坚决抗债抗粮！” 朱学玖的每一句话都深刻的烙在人们的心里。
钟圣楼接着说：“我们都是农民协会的会员，带上这红布带，让我们的心也和这红布带一样赤红！”会场中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人们蜂拥而上，领着红布带佩在颈脖上，你看看我，我望望你，人人喜在心里，个个笑在脸上。朱土长又瞧瞧又摸摸脖子上的红布带，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但却又很快的消失了，他想起父兄的死，双手紧紧地端着梭标，准备为翻身报仇而战斗。
会后，大家都急切的要同地主进行斗争。当时，除了梭标、大刀外，根本就没有枪。陈老婆婆听说农民协会要枪，就把他捡来的一支枪送给了朱学玖。这支枪原来是国民党一个开小差的逃兵丢在山坡上的，陈老婆婆在山上砍柴就捡了回来，已经藏了三年了。过后，钟圣楼听说祠堂里有一支枪和几发子弹，便设法取了来。
一天，桥头当圩，人们和平常一样，三五成群、川流不息地来赴桥头圩。圩东门的大道上来了四个背着枪的国民党士兵，他们是来收鸦片税的。
朱土长一眼瞧见这四只“黄狗”，心想：农协会不正少枪吗？想到这里就撒腿跑去寻找朱学玖和钟圣楼商量，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喜出望外，马上召集了几个机智勇敢的农协会员计谋了一阵，于是大伙儿就照计行动起来！
收鸦片税的国民党士兵，一到圩上就大喝酒大吃肉，喝的醉醺醺的，有个头儿爬到戏台上向台下的老百姓训起话来，其余的三个在街上东荡西游。正当那个头头儿兴致勃勃的讲着：“你们这些顺良的老百姓，还不把鸦片税交来，妈的！我们就要……”他的话还没落音，朱学玖就从后台一个箭步冲到他的背后，飞起一脚，紧接着骂了一声：“我们倒要你的命！”
这个伪兵头头儿猛不防被一脚踢到台下，仿佛是一棵霉了的树兜倒栽下来，像猪似的“喂喂”乱叫。朱土长早在台下等得不耐烦了，扑过去就把他捆了起来。
“叭！”钟圣楼迅速地打响了信号枪。
四条圩门，同时迸发“劈劈拍拍”的连珠鞭炮声，鞭炮放在空洋油瓶里打，好比打机枪一样，敌兵吓得像找不到洞的老鼠四处乱窜。
赴圩的群众看着这三个“黄狗”狼狈的逃窜，都吆喝着喊打喊杀，三个“黄狗”被愤怒的人群冲散了。一个往东圩门窜，另两个逃往西圩门。逃往东门的敌兵被谢方湖拦住去路，逃兵企图顽抗，被谢方湖一梭标刺中右臂，敌兵尖叫一声就倒下去，另两个敌兵逃出了西门，便分南北方向各自逃命，钟先同和李发荣就分头追击。李发荣追击北路的逃兵，钟先同在追击南逃的敌兵时，敌兵回头放一枪，肩上不幸中了子弹，但他咬紧牙仍然猛追。但由于伤口剧痛没有追上。除逃走了一个和当场被刺死一名外，其余的两个都活捉，并缴获三支枪和十五发子弹。人们都欢庆这次圩日奇袭的胜利，称赞这些人民的英雄是神兵天将。
经过这次的战斗，农协会有了枪也有了子弹，力量更加强大了，群众的斗争心也更加坚强了，并准备迎接规模更大的斗争。朱学玖星夜差人送信到兴国东村的梁建国，请梁队长带一支农民起义的队伍来协同桥头的暴动。
1928年3月23日（旧历闰二月初四），这是个非凡的日子，暴风骤雨就将降临桥头，农协会以前的一切活动都成了这红色风暴的前奏。
黎明前的黑暗已经消失了，东方浅浅发白，徐徐地升起了红色的太阳。
脖子上佩着红带的贫苦农民，有的背枪，有的拿梭标，也有的手拿大刀，个个威风澟澟，从桥头村的各处涌向虎头山脑下的黄泥坪上。梁建国接到朱学玖桥头暴动的消息，带了一队人马，二十多条枪，从东村一早就赶到桥头，坪上刀枪林立，人山人海，显示出人民无敌的力量。
革命的战号吹响了！
朱学玖响亮地喊出：“乡亲们！翻身报仇的时刻到了！”他左手叉腰，右手有力的挥舞着手枪，激励而振奋的呼喊着：“乡亲们大家起来吧，高举起镰刀斧头的旗帜，用我们的铁拳拿起我们的梭标，革地主的命！”
革命的群众顿时沸腾了，个个高举着大刀、梭镖和铁拳，异口同声地高呼：“革地主的命！”
这千百人的呼声，仿佛发自一个咽喉，他响遍了桥头，也振撼了中国。
“叭！”一声清脆响亮的枪声响彻云霄，朱学玖打响了桥头革命暴动的第一枪！
“同志们！革地主的命！冲呀！” “冲呀！杀呀！”“打倒地主！”一片呼喊声中夹杂着炮弹声，仿佛山洪暴动，天崩地裂。
朱土长高举着红旗，跑在队伍的最前列。暴动起义的群众，在镰刀斧头旗的引导下，以排山倒海之势，一口气冲了八九里，直冲到大地主钟帮坤的老巢——上宝。
从四面八方愤怒地喊出：“活捉钟帮坤！”
上宝是一个全是石头砌成的土围子，前后两扇铁门紧紧的封闭着，围墙四丈余高，最长的梯子还挨不着墙顶，一时不易冲进去，大家就严密的把这个土围子团团围住，层层包围，围得个水泄不通。
太阳从东转到西，夕阳的余辉消失在夜雾里。这时前后门响起叮当的锄头碰着石头的声音，用力在铁门底下挖地洞，还有的忙着做棺材炮和制火药线，大家紧张的忙了一夜。
次日拂晓，朱学玖带领一队人马攻打前门，钟声楼带领另一队人马攻打后门，前后夹攻。猛的“轰！轰！”两声巨响，前后两门的地下棺材炮几乎同时爆炸，铁门被炸得支离破碎了。
朱土长高举着红旗猛冲而入，钟帮坤的狗腿钟财沅拿把大刀劈头砍来，朱土长迅速一闪，敌人扑了个空，企图举刀再砍时，朱学玖眼明手快，一抢击中了敌人的右手腕，大刀应声落地，钟财沅倒了下去，朱土长像一头愤怒的雄狮怒吼着：“钟豺狼！今天我要为我的父兄报仇了！”
他挥起大刀，咬牙切齿的猛力砍了几刀，钟财沅得到了他应得的下场。这时，窗口和门缝里传出了婆娘们屋里呜里哇啦的哭喊声、求饶声。
朱学玖、钟声楼怒从心头起，猛地踢开了房门，捉住了钟帮坤的老婆和小婆子，两个臭娘直吓得浑身打抖，像得了“摆子症”似的抖个不停。
钟声楼狠狠地吐了口涶沫，历声喝问道：“钟帮坤躲在哪里？老实说出来！”两个婆娘吓得呆若木鸡，半天说不出话来。
“不说？我就枪毙你！”朱学玖将枪口对准她们。两个臭娘“哇”的一声，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哭诉着：“他……听到暴动的风声就躲到银坑去了。”
朱学玖和钟声楼用轻蔑的眼光瞥了瞥这两个臭婆娘，就领着大家屋里屋外四处搜索，搜到五仟块光洋，又从三层楼上搜到八支枪、两箱子弹和一箱帐簿、田契等。朱学玖和钟声楼把地主的银洋和财物分给贫苦人，人们兴高采烈，喜气洋洋，高呼着：“打倒土豪劣绅！”
钟声楼把地主的帐本和田契翻倒出来，撒满了一地，在这些白纸黑字上，沾染着多少穷人们的血汗，多少辛酸的眼泪，人们把它撕成了一片片的纸碎，又加上一把烈火，烧成灰烬。老人们笑得合不上嘴，小孩子们高兴得又唱又跳，没有一个人不拍手称快，人人的脸上浮现出有生以来未有过的喜悦。
天空万里无云，阳光普照大地，红色的人们高举着镰刀斧头的红旗，凯旋而归。
［曹景正、易昌波、康灯福1958年12月31日写于桥头］
据历史记载：朱学玖、钟圣楼带领暴动农民攻打马安上宝土围的第二天，于都、宁都两县国民党政府联合派兵镇压，暴动农民与之交战失利，撤回桥头。主力于当日转移至兴国樟木山。第三天，国民党军队兵分三路，血洗桥头。一批来不及逃离的暴动队员和群众躲在桥头虎头山的山洞内。随后，国民党军队在南洞口点燃辣椒和晒烟，用风车把毒烟灌入洞内，当场熏死10余人。退入樟木山的暴动农民，由朱学玖、钟圣楼领导，组成桥头工农游击队，在兴国、于都边界坚持武装斗争。后来，这支部队在于都、兴国边界的雷公寨组建赣南第一支地方革命军——工农革命军第十五纵队，后改称赣南红军第十五纵队。
1929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桥头农民又组建赣南红军第十六纵队，并开创了以桥头为中心的红色割据，成为赣南早期的赤色区域。
1931年3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从兴国迁到于都桥头石脚下。办事处管辖被服厂（驻寨背德印祠），卫生材料厂（驻琵琶垄土围内）、兵工厂（驻万寿宫）、医院、无线电厂、子弹厂（均驻桥头下村）、整枪所（驻盘罗石）和教导队、特务连，残废院等。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做好部队的后要工作，管理弹药和物资，治疗伤病员等。1934年4月间，办事处驻地遭敌机轰炸，即搬迁到桥头朱屋村的木鱼塘。
1934年10月，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部署，中央机关离开瑞金及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战场，于10月10～19日分别在于都隐蔽集结，实施“战略转移”。当时在兴国作战的红八军团，接到命令后，于10月11日傍晚至12日晚，从兴国古龙岗、社富出发，转移到桥头、银坑地域，集中地进行整理、补充和军政训练。10月16日晚，转移到于都仑前、观音庙等地，10月17日晚，从于都三门滩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
桥头在历史上，可谓是中央红军长征在于都县集结地之一。
桥头人民为翻身求解放付出的血汗和生命，将永远载入史册。
（选自《长征文物》微信公众号；供稿：于都县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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