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烧鸭和庄子试妻,偷烧鸭的影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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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美国电影商人宾杰门·布拉斯基(Benjamin Brasky)投资经营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成立，并开始在上海和香港摄制影片。就现在所知，亚细亚公司在上海摄制过短片《西太后》和《不幸儿》，在香港摄制过短片《瓦盆伸冤》和《偷烧鸭》。”
| 余慕云：《香港电影大全(第一卷：1913-1941)·序言》：
“在这里我觉得有二个问题(注：原文如此)值得说明一下，一是’香港电影’的定义，我认为‘香港电影’的定义，必须是开设在香港(哪怕是开设时间不长，或只有一个办事处)的电影公司出品。如果它的出品公司并不在香港，就不能说是香港电影。二是香港电影在一九零九年已有电影故事片(名叫《偷烧鸭》)的拍摄，可是它的出品公司却是开设在上海的亚细亚影片公司，因此我没把它作为香港出产的第一部故事片，而把一九一三年出产的《庄子试妻》作为香港出产的第一部故事片。”
| 李以庄：《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P.45)：
“由于《瓦盆伸冤》既无遗存，亦无人见证，实际情况无从得，如果因此而将之排除，不做计算，则《偷烧鸭》成为香港最早的电影，该片的拍摄年份是1909年，可以作为香港电影启动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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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列的数条，是数位电影研究者对于早期香港电影的“第一部”的不同论述，尽管对于《偷烧鸭》是否算是第一部香港电影存在着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目前有记录(香港电影人关文清曾经撰文并在接受余慕云的采访时表示他在美国看过这部电影)的、最早的、香港人参与的电影，只是在传统的香港电影史的论述里，这部影片并没有被认为是香港电影，倒是华美公司出品的《庄子试妻》被认为是“第一部香港电影”。
传统结论归传统结论，学术研究的一个意义就在于拂去掩盖在历史表面的尘沙，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如果我们只是拘泥于前人的结论，那么所谓学术研究的意义，便已经褪色了不少。
而近几年中山大学教授周承人、李以庄夫妇俩对早期香港电影的研究，勇于打破了“诞生于1913年的《庄子试妻》是第一部香港电影”的“陈规”，就其中的一些问题找出相关的细节加以说明，并认为《偷烧鸭》才应该是第一部香港电影(按照评价《庄子试妻》是第一部香港电影的标准)，这也得到了台湾影评人黄仁、美国学者傅葆石等人的认同，前者称“大部分中国电影史的开头可能要改写”，而后者表示“第一部香港生产的电影诞生于1909年，几乎和上海生产的第一部电影同时”(《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第102页)。
《偷烧鸭》
《偷烧鸭》这部影片的存在，是基本上被认同的，影片据载由梁少坡导演，而梁少坡、黄仲文及黎北海三人主演，影片由布拉斯基创办的亚细亚影片公司出品，讲述“一个又黑又瘦的小偷(由梁少坡饰演)，想偷一个肥胖的卖烧鸭商贩(由黄仲文饰演)的烧鸭，那小偷正在偷的时候(在偷烧鸭时有些诙谐动作)，被一个警察(由黎北海饰演)捉住”(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第一卷)。
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中谈到早期中国电影发展的问题，“1909年，法国百代公司也派摄影师到北京来拍摄风景片……同年，美国电影商人宾杰门·布拉斯基(Benjamin Brasky)投资经营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成立，并开始在上海和香港摄制影片”；
而更早的是留学生程树仁已经在1927年的《中国影业史》中记载说，“前清宣统元年(西历1909年)，美人布拉士基在上海组织亚细亚影片公司(China Cinema Co。)摄制《西太后》、《不幸儿》，在香港摄制《瓦盆伸冤》、《偷烧鸭》”(转引自周承人、李以庄：《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可以说，《偷烧鸭》是位于上海的亚细亚影片公司在香港摄制的故事片。(其实，早在十九世纪末，爱迪生已经派了摄影助手来亚洲各地环游拍摄当地的风景人情，其中路过香港时也拍了不少，后来被剪辑成《香港商团》、《香港总督府》、《香港码头》、《香港街景》等四个短片，这保存在法国的电影资料馆中。不过这些属于纪录片或风景片。)
至于《偷烧鸭》的制作年份，也存在着一些争议，如香港影评人罗卡在《黎民伟与早期香港电影制作活动的再考察》一文中考证推想是，“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六年，是布拉斯基在香港、中国大展宏图的时期。《偷烧鸭》、《中国革命》、《庄子试妻》、《瓦盆伸冤》、《漫游中国》等片都在这段时期拍制出来，也是不足为奇的”；
不过，据笔者所读的程季华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中所说，布拉斯基的影片摄制于1909年到1912年之间，因为各地革命的影响，而观众对这些影片并没有太多注意，于是，“就在1912年(民国元年)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名义及器材，转让给给上海南洋人寿保险公司经理依什尔和另外一个美国人萨佛”，此外还有不少的材料说明这个时期布拉斯基因为经营不善而在1912年时转让亚细亚影戏公司返回美国，也正是他在途中经过香港认识了黎民伟等而才有了后来的《庄子试妻》。以此来看，《偷烧鸭》摄制于1912年到1916年之间的说法还不大可信。
对于导演梁少坡，余慕云在《香港电影掌故》、《香港电影史话》(第一卷)中都有比较高的评价。
寻根《庄子试妻》
据陈柏生主编的《早期香港影史第一悬案——黎北海、黎民伟从影个案研究》的“作者按语”所说，因为要作为2003年10月香港电影资料馆举办的“纪念黎民伟诞生110周年活动”的演讲嘉宾，周承人夫妇以黎北海、黎民伟兄弟俩的早期在香港的电影活动为个案做了深入研究与考证，从而得出了一系列的结论，包括华美电影公司是美国人布拉斯基独资的电影公司，《庄子试妻》完成于1914年而不是1913年，黎民伟与影片没有任何关系，黎北海是香港第一个集电影制片人、导演、编剧、演员于一身的人，黎北海以电影企业家、电影艺术家、电影教育家三重身份在早期香港电影中做出了极大贡献等。(笔者在跟周承人夫妇聊天时，他们也一再的强调了黎北海的贡献。)
这些考证确实无异于一颗“小型炸弹”，在学术研究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影响到了将2009年作为香港电影的100周年纪念。其中，与《庄子试妻》紧密相关的制作公司华美是不是合资公司、是不是制作完成于1913年，这两个问题尤其引人注目。
先说华美公司的性质问题——究竟是布拉斯基与黎民伟合资还是布拉斯基独资。
经罗永祥的介绍，黎民伟才与布拉斯基认识并有了后来的《庄子试妻》，这是基本的史实。(在李以庄与黎锡、罗卡等人的争议过程里，曾有人提出，既然当时拍摄《偷烧鸭》时黎北海已经参与，为何不由黎北海介绍黎民伟与布拉斯基认识，而要经过第三人罗永祥。笔者找了相关材料阅读发现，罗永祥认识布拉斯基是偶然的，且当时布拉斯基正在返回美国的途中，罗永祥当时不一定认识黎北海，另一种可能是黎北海不知道布拉斯基路过香港的确切时间，都有可能。)
而根据程季华的记载，“在香港主持人我镜剧社的黎民伟，对电影产生了兴趣，经罗永祥介绍，认识了由上海经香港返美国的布拉斯基和万维沙二人……最后妥协：由布拉斯基等出资并提供必要的技术设备，利用人我镜剧社已有的文明戏的布景和演员，以华美影片公司的名义制片并发行。这样，就拍摄完成了短片《庄子试妻”。
这里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布拉斯基出资并提供必要的技术设备，二是以华美影片公司的名义制作发行。
而黎民伟在自述《失败者之言——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保姆》中也明确说到，“《庄子试妻》一片拍摄，是由我们以‘人我镜剧社’名义与华美公司订约，凡演员、剧本以及一切服装、布景、道具等，均由‘人我镜剧社’供给。摄影、洗印、字母片、舟车费以及膳食由华美负责。影片所有权属属于华美，而‘人我镜剧社’一次过获得港币几百元的酬劳”，按照当事人黎民伟的这个说法，《庄子试妻》是布拉斯基以华美影片公司的名义来摄制的短片，黎民伟等人只是一次性的获得酬劳(两者之间存在着雇佣关系)，于是影片《庄子试妻》的版权也只是归布拉斯基所有，而华美公司并没有黎民伟的资金，不属于合资公司。
其次是《庄子试妻》的制作年份。早在1927年邹鲁在所写的《黎君民伟小传》中提到，“民国三年，在香港试演《庄子试妻》允为中国自制电影影片之鼻祖”(转引自周承人夫妇《影片<庄子试妻>考》)，而邹鲁是黎民伟的挚友、国民党的元老、中山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所写的这个应该不假，而所说的“试演”更是反证了在影片《庄子试妻》里他是演员，假如是投资者的话这更有意义而会提到；再看黎民伟的日记，有“甲寅，与淑姬等担任制《庄子试妻》影片，伟任庄妻，姬扇坟”这么的一条，并是列举在“伟结婚”之后——黎民伟是在1914年1月11日结婚的(黎民伟在日记里也有明确的记载)，而“甲寅”也即1914年，更何况黎民伟还曾写诗赞美妻子严珊珊“三从兼四德”——当时尽管已经成立了中华民国，但将女子从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中“解放”出来还要等上好几年，五四运动后鲁迅等人还专门撰文探讨了“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问题，按理说，在结婚前就跟着几个大男人(包括一个外国人)在外面抛头露脸拍电影(拍电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被视为是“下九流”的事情)，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既然身兼“三从四德”之美又如何去做这样的事呢？
由此可见，《庄子试妻》是在1914年摄制完成的影片，而出品公司华美公司也是一家类似于亚细亚公司的美人独资的公司，只不过其是在香港设置。(而余慕云在编写第一卷《香港电影大全》时，他对“香港电影”的看法是必须开设在香港的电影公司出品的作品，而不管这电影公司是外资独资还是合资。)
“发现”黎北海
对于这位香港电影中的先驱者，黎北海，早在《偷烧鸭》、《庄子试妻》、《胭脂》等影片里已经发现了这个名字，如程季华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里所说，“同时，他(注：黎民伟)还拍摄了根据《聊斋志异》中的《胭脂》改编的同名时装影片，全片共八本，由林楚楚扮演胭脂，黎民伟扮男主角，黎北海编剧并导演，罗永祥摄影。影片完成后，于1925年春节在香港新世界戏院上映，卖座很好”。
但在以往的很多史书里，黎北海都是作为黎民伟的附带出现的，甚至可能被忽略不提，即使是2005年香港电台制作的特辑“百年梦工厂”里，谈香港电影的发展历程，却对黎北海几乎是一笔带过(2009年中央电视台第十二套“人物”栏目重播这个节目，重新配音，并改名为“百年光影香港人”，但黎北海及《偷烧鸭》还是被隐没在灰尘里)。这大概是因为黎民伟在二十年代中期到上海创业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留在香港为香港电影打拼的黎北海则淡出很多正史家的视野(即使是三四十年代，很多上海电影人南下香港逃难，也还是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
第一位全面、系统的考察、论述黎北海的电影活动的是李以庄老师，她在2004年1月号的《明报月刊》中发表了这篇论文《香港电影先驱黎北海》，认为黎北海“是香港最早参加电影工作的先驱者之一”(《偷烧鸭》的扮演警察，《庄子试妻》由黎北海导演跟扮演男主角，香港第一部故事长片《胭脂》中编剧兼导演，当时的电影广告也突出的称他为“新剧大家”)，“作为香港电影企业家，亦属先驱之一”(与黎民伟、黎海山一起创建香港新世界戏院、创办全华资的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先后在香港开办过‘香港’、‘联华’电影演员养成所，毕业了三届学生，为香港电影事业培养了不少优秀电影人才”(如李铁等)……随后，李以庄老师又发表了论文《省港大罢工与香港影业重建——黎北海和他的学生们》进一步的补充说明了黎北海对于早期香港电影的贡献。
随后的2005年12月26日，香港浸会大学电影电视系主办了“黎北海逝世50周年纪念座谈会”，由卓伯棠、余慕云、罗卡、周承人、李以庄等人出席(黎民伟的儿子黎锡没有出席，但写了文字稿让卢伟力博士替读)。座谈会上还是有不少的争议声，尤其是对《偷烧鸭》算不算第一部香港电影这个话题，但对于黎北海的电影事业，则有了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黎锡的发言稿中所谈，“由于工人大罢工，使香港电影停顿了三年，1931年他(即黎北海)冒着风险，率先拍摄了《左慈戏曹》，为重振香港影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导演了香港第一部有声片《傻仔洞房》，使香港电影进入有声电影新时代”。
对于早期的香港电影而言，无论是《偷烧鸭》还是《庄子试妻》甚至是《胭脂》，都绕不开黎北海——但就目前所见的大部分中国电影史的论述来看，黎北海恰恰被忽略了，大概，很多早期中国电影史的开头部分，都要“重写”了。(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电影史的开头部分，也被挖掘出了新史料，如陈飞宝编著的《台湾电影史话》(修订本)中，根据台湾电影学者李道明所搜集的日文资料，说明1900年6月26日是电影首次在台湾放映的日期，但在黄仁编著的《台湾电影百年史话》中，他又找到了数则早在1899年8月、9月的《台湾日日新报》刊登的“电灯影戏”、“自15日起推出新剧并放映电影”的广告，推断出早在1899年8月电影已经传入了台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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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