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旱蝗汤四大灾害,汤是什么灾害?，水旱蝗汤居然有人翻案
“河南四荒，水旱蝗汤”这句民谣是模仿了古文中的一句话，古籍《周书》中有一句“天有四殃，水旱饥荒。”这个民谣显然仿照这个句式形成的。这个民谣也有版本为“河南四殃，水旱蝗汤”，当为最初版本，民间流传之中逐渐转化成了“河南四荒，水旱蝗汤”。
抗战中，该民谣毫无疑问是专指荼毒百姓的汤恩伯部队。
有回忆录中提到，如《宋任穷回忆录》提到：
汤部的纪律之坏是出了名的，开进山西后，欺压群众，鱼肉百姓，山西的老百姓怨声载道。因此，我们还向他讲了军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脱离了群众便无法坚持抗战。我们这样讲是有针对性的。
这次和汤恩伯的会谈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虽然汤说了些“携手合作”、“同舟共济”一类的话，只是表面上的一些客套话。会谈后，汤部很快就从榆社向南撤到长治一带，司令部设在晋城。以后，又率部跑到河南去了。抗战期间，河南人有一句口头语：“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汤恩伯）”。可见汤部的纪律是何等之坏。
建国后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的孙晓村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我印象最深的是到河南调查，我们租了一辆骡车从早晨走到黑夜竟没走了出一家地主的领地，这个事实惊人。农村里雨天多了闹水灾，晴天多闹旱灾，尤其是蝗虫成灾。河南有句话：“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汤恩伯部队欺压人民）。”这反映了多少年来农民身受其苦。
关键的证据是，有1944年的文章记录了这个民谣。
1944 年11月18日，八路军南下支队政委王首道在《毛主席要我告诉大家——南征途中对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学员的讲话》中提到：
有人说国民党军队像胡宗南，汤恩伯的军队，不是保护人民的利益，而是危害人民利益的，河南老百姓非常恨这样的军队。河南老百姓说得好，河南有四荒: 水、旱、蝗、汤， 汤就是汤恩伯的兵灾。老百姓恨汤恩伯犹如恨蝗虫一样，汤恩伯的军队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搞光，日本实行" 三光" 政策，汤恩伯也是如此。
汤恩伯部的军纪败坏，国军方面的记录也有不少。
《李宗仁回忆录》提到：
汤恩伯的最大缺点，还是他的治军无法度，军纪废弛。汤军借口防谍，凡所驻扎的村落，除老弱妇孺外，所有成年男子一概迫令离村往别处寄宿。村中细软、粮食、牲口也不许外运。壮年人既去，则妇女、财产便一任驻军支配了。以故汤军过处，民怨沸腾。后来河南人民有句反汤的口号说：“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据我所知，这并不是对汤军过分诬蔑之辞。
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后，蒋介石在整军预备会议上的讲话（1944年7月21日）中自己也承认：
“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人当做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侵占我们国土，还要难受……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做人？
即使是《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载于《中华民国史档案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1252—1253页），说到中原会战中民众到处截击汤恩伯部和空室清野不给汤恩伯部粮食的原因，也不得不承认“绝对少数不肖士兵不守纪律，扰及闾阎”。
从这些记录可以得到结论：
军纪败坏的汤恩伯部，毫无疑问是河南的“四害”之一。
补充一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夏明方的文章《“水旱蝗汤，河南四荒”——历史上农民反抗行为的饥荒动力学分析》《豫鄂军追歼老洋人》：
豫西土匪自称“蹚将”，当土匪称“蹚”，似从下河蹚水转化而来。
姚雪垠的小说《长夜》、《李自成》都把河南一带的土匪称做“蹚将”（姚雪垠熟悉这一带的方言）。《李自成》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的注解中说：蹚－－动词，混的意思。在地方上混人物叫做“螳光棍”，高级一点叫做“蹚绅士”，土匪又称做“蹚将”。
▲姚雪垠
笔者认为这个说法可以这么理解：成为土匪是“下了水”，当土匪则就是“蹚（水）将”了。
夏明方的观点实际来自英国Phli·Bilingsiey著《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的第三章：
丘陵地区的灌溉是很重要的，这使挖沟成为 另一种确定的副业。由于缺乏良好的耕地，附近山脚下的土地也用于耕种， 这需要深沟、梯田以及灌溉的渠道以防止土壤侵蚀。这类工程的兴建和保养 在冬天的农闲季节成为标准的男性工作，为此招募的年轻男子被称为蹚匠。 民国初年，鲁山一地估计就有数万名蹚匠。（9）豫西南部还有一种副业是运送货物。由于劳力大量过剩，雇佣人的价格往往不比租用牲口贵多少，例如把 货物运到目的地不过给一顿饭钱。如果运送货物的市场饱和了，人们最后的 希望就可能是成为一座跨越一条不能涉水而过的河上的人体链桥中的一环。（10）
如果这种最后的选择也成为泡影，一个家庭的唯一出路就是乞讨或参加土 匪活动。一句民谚说得分明：“当人们挨饿时，弱者为乞丐，强者为土匪。” 根据一位当地匪帮首领的说法，如果不鼓励一位或几位家属至少参加一 次违法活动，豫西南贫苦的农民家庭很少会存活下来。由于群山或多或少是 “职业土匪”常去的地方，他们和贫苦农民的联系自然应该通过蹚匠，蹚匠 不但在山里劳动，而且常常被“杆头”成队地招募，他们对杆头很忠心。当 工作减少时，成队的蹚匠变为匪帮是相当容易的，两者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 越模糊，直到鲁山称“土匪”的方言实际上成了“蹚将”，尽管使用了另一“将”字，但是无疑也反映了挖沟农民与土匪之间不言而喻的关系，他们同在山里活动。（11）
附注解：（9）岛本信子《透过白朗之乱看辛亥革命和华北民众》 5 页；《白朗起义调查报告》73—74 页。（10）西超《河南农村中的雇佣劳动》，《东方杂志》1934 年 9 月 16 日；同⑥岛本信子条 4—5 页；《河南省农村调查》109 页。（11）闲云《白狼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56 年 7 月）；姚雪垠《长夜》14 页；《白朗 起义调查报告》77—78 页。
不管按哪种理解，河南人民叫土匪都不会是“老汤”，而只有可能是“老蹚”。朱新繁或是不熟悉群众的语言，才记谐音成了“老汤”。
《民国时期的土匪》称：河南，尤其是其南部和西诸县，是“土匪王国”的典型。可见，这一民谣的确有可能原先是“河南四荒，水旱蝗蹚”，指水、旱、蝗与土匪是四大灾害。
但是，抗战中流传的“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确就是指水、旱、蝗与军纪败坏的汤恩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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