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没有一帆风顺的事情。

“铁本事件”的前因后果·下

上期“长城大案”10年后的铁本涉及的是超百亿元的项目。

“铁本”的全名是“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老板戴国芳是个常州民营企业家，他早年回收废铁，加工卖掉，后来通过承包租赁濒临绝境的5家国有钢铁企业，赚到了第一桶金。1996年10月，戴国芳成立了铁本公司，到2003年，铁本的钢产量达到100万吨，年销售收入超过25亿元。戴国芳被一份杂志估计身价有2.2亿元。

戴国芳

民营资本的天性是扩张。2002年，戴国芳提出一个宏大的计划，在三年内超过世界排名第五、产能2,000万吨的宝钢。他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先后获得9,400亩土地，成立了7家合资、独资公司，将项目化整为零，拆分为22个子项目向有关部门报批。2003年6月，边设计边施工边报批的铁本临江钢铁基地项目正式动工，原来设计项目规模是200万吨，在各方面的鼓动下，最后变成了840万吨，实际投入105.9亿元。

活该铁本倒霉的是，2004年年初有两位新华社记者调查三农问题， 偶然听到“常州有家企业在长江边建钢厂”的说法，临时去搜寻，找到了铁本，并向中央汇报。中央对此非常重视，2004年3月底，温家宝总理亲赴江苏，召来常州市领导听汇报，4月初，温家宝和前总理朱镕基亲临常州调查铁本问题。4月19日，戴国芳等人以涉嫌偷税漏税被公安局刑事拘留。

耐人寻味的是，直至两年后的2006年4月19日，戴国芳仍没被法庭审理。

用一个人和一家公司的整顿事件来敲山震虎，是一种成本较小的调控方式。几年前，在人们对富人议论纷纷的时候，影星刘晓庆因偷税漏税入狱。刘晓庆的个性不一定讨人喜欢，可她在这件事上却没引起公愤（她不是因富有而讨人嫌），反而受人同情。铁本未经中央批准“滥用”国土资源圈地扰民固然违法，但戴国芳建钢厂未必不应该。

其实，中国的计划经济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换句话说，有些人总认为他们比别人理智聪明，有权来配置资源。不仅是负责审批的官员如是想，一些自以为有经验的企业家也有此病。

在2004年中国汽车业还未起飞前，中央电视台的《对话》栏目做了一档节目，请联想总裁柳传志等一批明星企业家评点浙江民企吉利老板李书福的“造汽车梦”。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汽车业是个门槛很高的行业，没有产业经验的李书福没必要去做。李书福也很可爱，嘴巴说不过这批所谓的“企业家”，就执着地坚持一句话：“我就是要做汽车。”观众本来对李书福有些怀疑，但一对比这个场面，都认为李书福更具备企业家精神。

后来，吉利汽车远销海外。最近上海也打算生产自有品牌的汽车了，比起吉利，上海汽车产业的经验要丰富得多，可他们就是担心自不量力，直到吉利成功后，才恍然大悟。

我们的审批人士经常挂在口上的是重复建设和技术水平不够，但谁也没想到，当年回收废铁的戴国芳已经建起了一个产能100万吨的钢铁工厂。同样，彩电大王长虹是最后一家引进彩电生产线的厂家，冰箱业龙头科龙也是最后一家允许生产冰箱的厂家。最后一家，其实也就是努力争取得来的“准生证”。然而，除了市场之外，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准确判断企业能否成功以及企业家的才能如何。

在铁本事件方面，它受到了两方面的歧视。

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和外资。宝钢股份在2004年4月曾明确表示近期不再融资，但4个月后又增发50亿股合计280亿元新股，用于公司整体上市。而早在4月22日，也就是戴国芳被捕3天后，与常州仅距105公里的苏州工业园区内，投资17亿元的澳大利亚博思格钢铁公司却开业了，该公司的总裁递交申请材料后的7 个工作日内就拿到了园区颁发的营业执照，顺利得简直让国人发疯。

另一方面，与铁本同是典型同是民营企业的宁波建龙却化险为夷。位于浙江省的宁波建龙投资12亿美元和年产600万吨的钢铁项目也未经国家批准，且采取了与铁本极为相似的操作模式，而且早在2003年年底和2004年2月初，国家有关部门已到建龙调查，但迟迟未见结论。最终还是在“铁本事件”的三周后，由中央电视台率先报道了该事件。宁波建龙的背后是民企富豪郭广昌，显然，郭广昌要比戴国芳有办法得多，最有幽默感的是，在“铁本事件”两周年左右时，被责令停工的宁波建龙又上马了。

“铁本事件”另一个被广泛讨论的问题是地方与中央的博弈。我们对这个问题并不陌生，因为之前在叙述1996年中央与深沪地方政府股市博弈中已有所提及。中央要干预和调控地方，是担心地方政府为了GDP 增长的政绩，不惜制造泡沫，然后由银行买单，四大行坏账累累就是明证。而在目前的体制下，套用一句老话，用GDP增长考察地方政府的政绩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但可能是最好的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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