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章办证违法吗一般怎么处理（北京刻章办证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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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君呕心沥血打造的栏目，收录人大社会学系学生们的优秀作品，与君共赏，共同进步。
推荐理由
人大东门的办证妇女，一个敏感的灰色地带，一类特殊的城市人群，一种难以探知的城市生活体验。虽然作为一篇研究论文远未成熟，但能够进入灰色地带，接近这个人群，刻画他们的独特体验，已经非常可贵。
——《城市社会学》硕士课程任课教师 储卉娟
原标题：刻章办证卡片背后的城市世界——基于对人大东门办证妇女的调查
刻章、办证这句广告词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的小广告，诸如修家电一类，只因其潜在的，被有意遮住的全部话语是，刻假章、办假证，话语的遮蔽过滤了掉了其从事行业的敏感性。对“假证”这一概念内涵的理解也不能对比着“真证”来做技术上的比较，而应该从证件的产出，流入社会这个角度来把握。从此视角来看，办假证是在冒充有权威、资质的机构，行使提供某种资格证明的职能，以这样一种方式侵入城市中多种严密的权力体系。其危害也远非真与假的价值判断可以概括。如今，这一行业仍迅速发展着，被端掉的窝点与新投入生产的窝点相比如九牛一毛。但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斥着急转直下，整洁干净的城市街道上，满地飞扬的小广告纸片显得荒诞不合衬，似乎也让人嗅到了终结的味道。随着电子发票的发展，各类高科技因素不断被用到证件制作中，声名远播的人大东门办证与办证妇女们的历史似乎也面临着被改写的危险。
行业的历史发展
文献追溯显示，人大东门办证群体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主营刻章，经过发展，到刻章办证，到如今刻章办证，代开发票等多项业务。当时在人大东门外的销售人员也以男性进城务工群体为主，近年来才由女性主导。这一行业缘起则追溯困难，主要因为当时网络社会尚未兴起，很多事件并没有有效渠道被记录下来。在网上查找刻章办证新闻，最早只能追溯到2002年。但有资料显示，这个行业的第一个黄金年代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当时的市场经济兴起，进城务工人员增多，学历证极大满足了这一部分群体的需要，因而市场巨大，一本成本十元左右的假学历证可卖到上千元。2000年左右，学历证可以上网查序号核验，导致这一市场迅速的萎缩。随后经历了一段办证诈骗的时期，即以办假证为由头，收取保险金或者相关费用，但拿到钱后并不给文凭。直至今天，假证市场呈现出真伪掺半的场景，办证双方都难以真正摸清对方的意图。随着近年来网络的普及，制贩假证的群体在各种新媒体及电商中开辟了多种新渠道。各家办证的侧重也逐渐分化，有所不同，如一些主打学生证，有些则不卖学生证，但这些制贩假证的人主要都是通过购买设备自制假证或通过渠道进假证材料或半成品，只有小部分存在着与一些政府部门的关键人员相勾结，获得“真的”相关证件，所谓“真证混入假证中”的情况，但这样罪责更重，涉及的问题更加复杂，也不在人大东门的办证业务内，故不列入本调查。
调查方法
刻章办证是一条灰色产业链，办事流程也颇具有现代企业的规范性，然而暴露在城市空间中就只有在街上贩卖的妇女，其他的都只是在城市的另一面，看不到。因此能接近的就只有这部分人员。基于此，本次的调查主要采用观察及采访的方式。观察即在各个时段对贩卖假证妇女的日常活动与卖假证的过程进行观察。通常我会假装等人，在近处观察，偶尔搭话。采访则十分困难。事实上较为出乎意料的是，并没有人愿意接受采访。从普通的街头询问到即使把价格抬高到300元/小时，也仍没有人愿意接受。在我询问的六个人里，涵盖了在对方一个人时提出邀请，多人时提出邀请，微信上提出邀请等各种情况，询问对象涵盖从二十出头到看起来三十左右，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没有，几乎排除了任何可能影响对方意愿的环境干扰，但都并没有人愿意接受采访。被说的最多的一句是，这是违法的，这是见不得人的工作等。但把价格抬到300元/小时，仍没有人愿意接受采访，更加说明，这些人虽然个体之间的横向联系比较松散，但从整个产业来看，她们是紧紧的依附于这一整套体系，并从中获取安全感。不接受采访，与其是说出于面子，出于对自己的保护，不如说是某种复杂的情感：是出于对整个群体保护。
既然无法正式采访，只好一边办证一边询问，这样对方会一定程度的放下戒心，达到采访效果。但为了获得好的效果，需持续的与某一到两个受访者合作，而不能每办一次证换一个人。同时，为了增加与受访者的接触时间，我一般会约在人大东门见面，而声称办证所需的照片在图书馆，这样在路上就可以有较长时间以一种轻松的氛围聊天，不露痕迹的完成访谈。
但即使是在办假证的过程中，对于我的询问，对方仍然是并不会完全的说真话。我在办证的时候，会从非常日常的问题入手，比如某次我询问，你昨天上午怎么没来。对方会稍迟疑说：“因为昨天上午太冷了，我出来的有点晚。”这种理由就并不可信。因为每天都很冷，也因为通过观察，她连续几天都是中午来，不可能是昨天太冷才没来。我心理预期是两个答案，一是存在轮班制度，冬天冷，不会有人站一天，上午东门有人，她主要负责盯下午，二是上午她会安排自己出去远的地方送证。一般她会和我吹嘘自己办了多少证，生意多火，但她说天冷，所以排除了后者只剩前者。后证明这种轮班的推断是正确的，这一推断也让我比较容易拿捏时间接近想要询问的对象。类似如此，多数时候并不是简单的访谈，而是需要在对方的话语中辨别出真假。
尽管所有人都十分的警惕，习惯性说谎，但调查对象的选取还是有一定的技巧。不能选刚入行的新手，因为她们往往对整个行业的感觉都并不准确。要有一定经验的人才会对顾客的需求与愿望，对如何能获取信任有所感知，并能校准在买卖期间说话的度。在选取受访对象过程中，我会先询问，你们的学生证是从学校拿的还是通过其他渠道拿的。对方如果斩钉截铁的说，是从学校内部拿的，都不会作为受访对象，说明她作为一个卖方，事实上看不到买方的存在，只有一套标准：是真的，对方才会买。这种人往往会给出她自己觉得对方想要的答案，而非基于真实情况做出取舍，其回答基本为假，更重要的是，不具有任何的从中分辨出真实情况的价值。相反，如果有人能较为犹豫，或者直接对我说：那学校也得去印刷厂拿啊。说出这种非常奇怪的话的就说明对方是理想的采访对象。因此我深入采访并获取有效信息的是两个工作了稍长时间的人。
不经意的访谈、对照多位办证人员微信朋友圈的内容，加之观察，在这三种方式的交叉取证下，得到了部分准确度较高的信息。但由于时间及笔者个性所限，确实并没有在短期内深度的介入到这一群体或产业内部，所以并不能获得全息景象，只能是做部分的描述与分析。
办证妇女
办证妇女在“人大东门办证”这个违法营销活动中几乎是扮演了明星的角色，其女性身份加之怀里的孩子给这个贩卖假证的事情营造了一种神秘的氛围。人们路过这一段路的时候，问的最多的是，孩子是她自己的吗？会不会是拐卖过来的？为什么会抱个孩子？
经过探寻，孩子确实都是这些卖证妇女自己所生，并不存在着为了卖证而拐卖婴幼儿的情况。但存在着同事之间为工作方便在轮班期间抱其他人的小孩的情况。而办证妇女之所以抱着婴儿，是因为治安处罚条例规定，在哺乳期的妇女不给予行政拘留的处罚。因此即使警察或者城管抓了她们，也不得不放掉。如此看，抱着婴儿的好处显而易见，那么更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是为了继续卖假证才一个接一个的生着小孩儿还是生了小孩儿才来卖证？
对于这个问题，我采访到的多数人都表示，不会为了这份工作生小孩，部分人在我问出这个问题后表现的十分惊讶“那谁也不可能因为这个生孩子呀！”。如上访谈对话来看，办证妇女并非是由于这份工作才生孩子，反而正是因为有了孩子，没事可做，恰好这份工作有这种特殊的需要，才来做的这份工。这种理论确实可以很好的解释问什么这些妇女都带着小孩，但不能解释另一个问题，即，这个群体的生孩子数量高于一般群体。
要真正回答这个问题有两方面需要注意。
一是，不是所有人都会生那么多。在“工作”这层意思上，贩卖假证对部分妇女来说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她们主要考量工作的条件以及收入如何，犯不犯法甚至并不是衡量这份工作怎么样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因此因为治安收紧而流失掉的办证妇女不会比冬天来了流失掉的多。从相关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夏天的时候几乎全天有20个人左右，但是冬天基本上只有十人左右。十人虽然是小数字，但是对一个买卖来说，冬天损失了尽一半的销售人员，可以见得其人员的流动性之大。因此办证妇女中间有一部分是将其作为一个短期工作，过了哺乳期就会回去，绝不会因为这个多生。
二是，不能将是否生小孩的决定只与工作这个变量相连。受访者A家里有四个孩子，老三是个女儿，怀这个女儿的时候才开始干的这行，等到这个女儿一岁多，她怀上第四个孩子。从她微信上怀疑自己怀孕的反应来看，当初是非常不情愿并且意外有这个孩子的。但允许孩子生下来，想必是将工作的因素纳入其中的。至于孩子与工作到底是谁是因谁是果，恐怕未必全然分清，两者也不一定非是因果关系，在当时的时间节点上，是否要孩子、是否生下孩子都必然将相当多的因素考虑在内，不宜简化考虑。受访者B在第一次完全否定说不可能因为工作而生个孩子之后，又一次谈话时透露，说：“河南人嘛，一般家里都有两个孩子，有两个的话，那你（如果来做这个工作）可以再生一个。”这句话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办证妇女的生育心理。
这些妇女虽然成群的出现，让人觉得十分的神秘，但多数的丈夫都会跟着来，平时也会帮着做一些刻章办证的工作。比如在晚上七八点以后在微信上和办证妇女沟通，如果她们在忙，丈夫都会帮忙与客户沟通、记录等。每天晚上下班前，丈夫也都会来接媳妇小孩回家，但绝不会在她们喊“刻章，办证”时插一句话，帮忙吆喝，通常都是在一旁玩手机，或是抱着孩子蹲在一旁发呆，看着媳妇工作。我访谈较为深入的两个人，丈夫在北京都没有工作，是全职丈夫。女性在家庭中地位强势，逢年过节会在朋友圈晒丈夫送的礼物。当然也有部分女性独自带着孩子出来工作，但这种一般都并不是打算长远工作下去或者说也正是这个原因才没办法长久在此工作下去。
办证妇女们携家带口住在昌平区，集中于小牛坊------沙河大桥一带，一般身边会带上一到两个小孩，大了就会留在老家。如受访者A，两个儿子在老家，两个小女儿在北京。乘地铁上下班。孩子一般从四个月大开始会抱出来被动参与卖证工作，一直持续到两岁左右。在四个月大时，会被包裹的十分严实，为了保暖。但是孩子稍大，通常是一岁到两岁之间，刚会走时，冬天，在被当做工具出来参与卖证时，办证妇女们基本会在任何严寒的天气下让小孩穿着开裆裤在地上走，主要为了方便照顾。
这些办证妇女在来工作之前，基本都是无工作状态，或是打着零工，还有一些做过微商等，基本都是经由老乡介绍来到北京卖证，不存在任何拐骗行为。我几乎问遍了东门所有人，确认她们确属与同一伙人，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竞争行为，尽管确实存在着私自压低价格的行为，因为从上家拿货后，她们可以自行定价。
对于我的提问“那对面那些卖证的人你们都认识吗”这个问题，多数人给出了，都是老乡的回答。经调查，这些妇女大都来自河南省，其中最多来自许昌市以及平顶山市下属的新乡。但调查中并未发现有某一个特定的乡镇或县都出来卖假证这种情况。这些妇女并非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很多在老家都有房子。若不是商品房，在大城市赚了钱后还会不断的翻修着在农村的房子。部分人家里还有车。
尽管都是老乡，办证妇女之间也并不存在着较强的联系。“你们就好像是一个公司的呗”，“你们就像是在一个公司里的同事那样”对以上两个问题，我询问的受访者都在稍加犹豫之后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她们会在工作上互相沟通抱怨，一起相约吃午饭（通常是在超市买包子，改善伙食则首数麦当劳），或者偶尔有聚会，但是确实是像同事那样，并不会涉足彼此的私生活，各自在生活上的联系非常少，也并不会住在一起。相比于传统社会的邻里关系，她们之间的关系与现代社会中同事关系更相像。其日常活动与社会生活还是通过家庭整合的。
“这份工作你做了几年了？”在受访者中，最多的有近2年，少的只有半个月。“一般这个工作可以做多久？” 回答普遍是两三年。既然认为这份工作只能做两三年，事实上多数人也不会做这么久，那么做完这份工作之后的有什么打算呢？对于这个问题，受访者透露，虽然她们犯的罪是不严重，被警察抓起来也不会有什么严厉的处罚，但是在公安局会有案底在，因此无法在北京找到正规的工作。一般做完办证工作都会回到老家，从事一些打工的工作，很难进正规的企业。
制贩假证
目前，人大东门办证团伙至少有两个小老板，一个来自江西，一个来自湖北，具体人数则不得而知。谈及此事多数受访者都较为敷衍，不愿多谈。小老板在某处有一个制造假证的窝点，地点不详，我曾经试图跟踪，但其人员较为机警，到诸如地铁口等地方都会稍作停留，反侦察能力较强。在与他们沟通后确认，的确是有便衣的存在，一般身上没有任何包，而身板笔直的人是便衣。因此在东门办证的人喜欢在人大校园里边交易，在东门外则更加危险。至于制证窝点，据推测，不会离人大太远，因为有骑自行车来送证的情况。但不排除有两个或以上窝点存在的情况。
在访谈过程中，受访者曾经谈到过远在江苏的大老板，她说“如果没有大老板，我们怎么敢在人民大学门口卖证呢”，而我之所以怀疑这个人并不存在，是因为并不相信存在着一个组织，其头目权势可以大到影响中关村大街地区的相关警察机构，如果真有这么大权力的人，也很小可能性会从事办证的活动。因此此一点持怀疑态度。但仍然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即在江苏存在着江西、湖北这两位小老板的上家。
在笔者的多次询问下，受访者终于在每问一次改一遍答案的情况下透露了可以令人接受的答案，这些证件的确是假证件，是老板拿着真的证件到印厂做的版，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边打印出来的。除此之外其他的证件有相当一部分是需要进货的，因为不可能什么证件都自己去搜罗，存在着上家提供各种材料模板，或者是半成品的情况。因此受访者坚持说存在着的江苏大老板极有可能是上家。
当然这些证件都是假的，发票的问题可能更加复杂一点。最开始我对发票真假没有怀疑是出于一个简单的判断，既然高校中不乏有买发票并成功报销的，那就不会有问题，事实上受访者也是这样和我讲的。但是对发票有所怀疑也是因为对方一句话，在我最后一次和受访者A较为深入的交流之后，我离开之前，随意的问了一句，你的发票是没问题的对吧。她是这样组织语言的：“没问题，它都有编号，你去查那个编号保证之前没人查过，肯定是第一次的。”这句话让我当时极为错愕，因为我心里的回答只有两种，第一种是，不会有问题，你看很多人买过报好又回来买，第二种是，不会有问题，因为我们公司是正规渠道制作的。但她的叙述方式则相当的出乎意料且奇怪。按照她的说法，我只能有一种推断，即，发票是自制的，而编号是她（上家）所确定的没有被报销过的发票编号。于是，我追问了她几句，追问之下，发现她实际上对发票的制作及相关知识并不了解，或者是比较警惕的装傻。无奈之下，她只好透露给我工作方式以求搪塞过去。她们的工作方式是，写好具体的报销钱数，包括每一张的名目，钱数交由上家制作，制作好后上家派人送到手上。唯一可以推测出的一点，发票的确可以通过某种类似于印刷/打印/机器生产的方式制作出来，具体则不详。也需注意到，在购买发票时，如果对方是自制的，也就是目前越来越多的贩卖发票的人采用的方式，都不可信，而原始的贩卖发票，即通过收集，不能由买方来开出具体价钱这种方式反而更加可信一点。而前者在各类成本上均低于后者。在我认识到这一点后也很大程度的认识到这一行业的在“我们犯的也不是什么大的罪”后面比较重大的危机，因为，据我了解，在这里买发票的人不在少数，且数额惊人，数万甚至十几万金额的发票（据受访者透露，大单需求通常来自一些律师事务所或者大型企业）每日经由这些人的手头，情况复杂。但目前我所知的几家卖发票的人，都在采用这种自制的方式，的确无法预见会如何收场。制作发票具体的内部机制仍有待披露，包括发票上其所属公司是如何通过审核的，受访者难以提供更多有效信息，无法辨别。
在有了基本的设备、一些材料和模板之后，制作假证件和刻章成为了一件简单的事，在这个并不复杂的团伙中，只需要一些销售人员，也就是上个模块说的由老乡介绍着来工作的妇女。这些人都是在怀孕或者哺乳期被人说服来做的。她们来之后，首先会有一个培训，培训卖证工作的一些基本的要求，销售技巧，如何防范警察，如何躲避城管，甚至是在被抓到之后该如何说话等事项，诸如“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说的相符”等。新入行的几个人微信基本是在入行时间左右开通，推测是因为工作换了或新买了一个手机号，专门为工作所用。
销售环节上控制比较松散，办证妇女的工作时间相对自由。夏天的时候老板那边会派人骑车过来送证件或者小广告，在地上洒落的都是老板提供的小广告。这些广告上手机号码不相同，但既然是同一伙人，最终监控这些号码也应该是同一批人，之所以用不同的号码推测是为防范、躲避执法。老板那边接到生意后，会分派给街头的妇女们与客户见面。但办证妇女在亲自与买方见过面沟通过后，都会给自己的小卡片，上面是她们自己的电话，据受访者透露，每日会有非常多的骚扰电话。办证妇女的活动空间范围集中在人大东门与当代商城之间的天桥东西两侧，严格来讲，办证人员的工作辐射范围，要略大于这一块。如果按照地上撒上证件就算的话，其实际工作区域在中关村大街上北起海淀医院------海淀剧院的十字路口到四通桥十字路口，这一段街区，东西侧都有。过了两侧的十字路口就不再有任何洒落的卡片。其中密集的地方在人大东门附近的天桥两头以及人民大学A1/A2两个地铁口，一是地铁口人多，另外也和工作习惯相关，这些办假证的人员在下班后会在地铁口做短暂的停留，一般情况下是丈夫抱着孩子蹲在地铁口，女性则边撒卡片，边吆喝着，通常会停留十五分钟到半小时不等。
“目前卖的最好的是学生证和发票，毕业证卖的则不多了，在五月份和十一期间，学生证卖的特别好。”这是受访者B与我闲聊时说的话，基本可以概括整个行业的行情。她们的业务范围确实是涵盖相当广泛，从出生到死亡，能想到的证件都有，例如结婚证，离婚证，军官证，房产证等不一而足。据了解，部分贩卖假证的团伙有激光雕刻机等较为高端的机器，使刻章办证看起来更加真实一些。
至于说赚钱的数额，从受访者A一人赚钱轻松养活全家六口人中可窥见其大概，但不同个体间所赚钱数差别较大，受诸多因素影响。落实到证件上，每份证件最少可赚证件价格百分之五十以上。如学生证，从老板那里拿货十元左右，价格则可以50起开始讲价。
治 理
对在城管实习的同学做了简单访谈，据了解，城管对此事的态度是“不愿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讲了这样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某次他随城管一起去抓办证人员，抓到后把她们带上车，开了几个街区，消耗了一段时间，又随意将车停在路边，让被抓的办证人员下去。“抓到能怎么样呢，还是一样得放了，我们也怕麻烦。”
但按照受访者A和我说的话，警察则是抓的很严的，每个月都要抓人，受访者C则惊恐未定的和我讲述，“最近抓的很严的，一整个下午我们都不敢出来”。但即使如此，警察也不会追问这些人的老板，只是没收她们的假证件和假章等。她们随身的口袋里只会装很少的证件，因此不仅不会有大的罪名，甚至经济损失也都可忽略不计。根据新闻报道，2011年，警察曾经端掉过东门办假证的窝点，但目前来看，有人迅速进入这一市场，接手了这一块的生意，至于其中如何接手，这一伙人和上一伙人之间的关系难以知道。人大东门办证的如此顽强也确实是一个谜。但如果试图彻底结束东门办证的局面，只抓办证妇女是毫无用处的，必须将包括窝点，老板的上家在内的一整条供销网络铲除。此外，如本文开头所说，最终无法被行政力量所消灭掉的，未必不会被科技终结。
社会学分析
刻章办证这个行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最大特点是低成本，高利润，因此呈现出春风吹又生的表象，无法完全打击消除，且几乎渗透进了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在追溯产业的起源时，具体是由谁最先在哪里做起来的语焉不详，但其出现是由市场需求刺激起来的这一点较为准确。上世纪90年代，假证市场的存在反映了城市就业与教育面临的问题，文凭无论是对找到工作还是升迁都有很大的意义，因此假文凭很热。近年来，无疑是学生证卖的更好，原因在于旅游景点学生证半价、看电影半价，且并不会有人仔细辨认真假。据计算，一个学生证每年可省数百上千元，数额可观。
从经济学的角度用供求理论可较好的解释这一市场孕育发展的原因，但此视角未必能很好的帮助我们认识到办假证的危害。不管是文凭、警官证，机械操作证这种帮助人们赚更多钱的证还是如学生证这种花更少钱的证，本质上都是对市场准入机制的破坏。其后果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市场秩序的扰乱，二是对现代社会符号体系的破坏。对市场秩序的扰乱可看作是微观的破坏，其恶果必然最终由某些具体的个体或企业来承担，同时，这种承担也有消解的意义，一体两面。对现代社会符号体系的破坏则由于与信任机制相连，更多的是宏观、社会心理层面上的影响。
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具有时空分离和抽象化机制这两个特征，其核心内涵为社会关系从地方性场景中被挖出来并使社会关系在无限时空地带中再链接。因此社会交往具有抽象性，而这种抽象的交往之所以可以实现并且顺利进行，得益于互动关系中对交往方、交流符号、交流规则的信任。而刻假章办假证无疑是对这一信任体系的极大破坏。按照吉登斯的理论，在高度现代性的抽象社会中，趋向极端的信任，既极度敏感又十分脆弱，且与个体的心理安全感相联系。当假证破坏了现代社会中的信任，必然会破坏其背后社会交往的深入与社会制度的建设，且这种破坏是缓慢，深入又难以察觉的。同时，吉登斯认为结构具有二重性，行动与制度结构化的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上述破坏所造成的变迁也将以社会实践为中介结构化的重塑个体行为与现代社会。因此，看似微小的办假证的恶劣后果未必是个人能够准确预测与掌控的。而目前避免发生此种后果最好的方式，则是重视起制贩假证这种违法行为，采取多种方式予以打击，更加严厉的执法，并运用市场的力量，推动科技力量的介入。
小 结
本次调查致力于描绘东门办证群体的工作生活情况，并了解其参与的制贩假证产业如何运作。调查有较大的收获，但仍遗留部分疑问，有待深度介入后回答。调查过程也看到了一种被违法产业所塑造的生活方式，办证妇女的日常生活大概是普通人的非日常生活，欺诈，警察与不安。她们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心理上却早已被深入的卷入到了消费社会的逻辑里。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可能不能仅限于对其当下的违法行为与生存境遇的关注，应该看到其优势丧失之后无收入多孩子的生活境况，这也可能是这一群体区别去其他进城农民工的地方。